“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做一個完全“自我許可”的人意味著什么？

四月伊始，電影《我，許可》將這個并不陌生的問題拋上大熒幕。文淇飾演的二十五歲女生許可，不戀愛，不攢錢，工資緊緊巴巴，日子卻過得有聲有色，日常是宅家讀書畫畫，假期則各地旅游看展。

媽媽質疑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態(tài)度則是：我怎么高興怎么來。

或許現實中的我們，多多少少都有許可的影子。我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也懂得應當活得開心自如一些的道理；可更多時候，我們還是缺少那一點點自我許可的勇氣。

50年前，地球另一端的英國，也曾有一個女孩如許可一般，追求著對自我的絕對誠實。她用了十六年的時間，走出了母親為她搭建的世界，并向所有人宣布：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在那之后，她又走出了出生成長的小鎮(zhèn)，走出了傳統莊嚴的學府，走出了每一種用來框定她的敘事和成規(guī)。想要的人生仍在前方，她只需要自己的許可，便可以繼續(xù)這段追尋之旅。

她是珍妮特·溫特森，她說：“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近些年，我們看到了許多不同形態(tài)的“母女”：

打破枷鎖出走的母親，與被同一副枷鎖困住的女兒；致力于“給所有人當媽”的母親，與擁有一雙嶄新的眼睛的女兒；涂上口紅奔向投票箱的母親，與用嫁妝當學費的女兒；不知該向誰征求許可的母親，與許可一切的女兒……

珍妮特·溫特森所擁有的，是一段“非典型”的“典型”母女關系。

| 珍妮特·溫特森

1960年，曼徹斯特的溫特森夫婦領養(yǎng)了一名六個月大的女嬰，她被命名為珍妮特。溫特森太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希望把珍妮特培養(yǎng)為傳教士，為此立下了種種嚴苛的規(guī)矩。若女兒違逆她的命令，她便說：“魔鬼領我們找錯了嬰兒床。”

然而，在她編織的世界中按部就班地長大的小珍妮特，卻逐漸對母親告知她的一切產生了懷疑。她開始偷偷攢錢購買宗教書籍之外的“禁書”，并與母親讓她遠離的人交朋友。舊世界在她的腳下迅速碎裂。

十六歲那年，她陷入了一段危險的戀情，在一場鬧劇般的“驅魔儀式”后，她決定出走。

近十年后，隨著《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大獲成功，剛剛大學畢業(yè)不久的珍妮特成了萬眾矚目的文學新星。此時，數年未見的溫特森太太打來電話，卻不是為了祝賀女兒的成功，而是指責她的作品令她感到羞恥。

聽著電話中母親熟悉又陌生的聲音，珍妮特的心中只有一種想法：“你為什么不為我感到驕傲？”

愛與恨交織、眷戀與悔愧并存的母女關系并非某時某地的“特產”，在珍妮特·溫特森的故事中，這種關系甚至不依賴于血緣：它只是兩個屬于不同的時代、身處不同的世界的女人在同一空間——“家庭”——中的交鋒與聯結。

時間又過去了很久，久到古怪的溫特森太太已然去世，珍妮特幾經輾轉，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安。但在與安的相處中，她慢慢意識到，自己似乎無法成為任何人“理想的女兒”，她也并不喜歡聽到安批評溫特森太太。

她說：“溫太太是個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

最終，這對母女的故事沒能迎來圓滿的句號，而成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號——直到最后，她們也沒能達成“和解”。盡管曾頻頻回顧，珍妮特·溫特森仍然無法完全理解她的養(yǎng)母，但這似乎并不妨礙她思考她，懷念她，甚至愛她。

大概，這也是關于“母女關系”的諸種真實之一。

對珍妮特·溫特森而言，“焚書”從來不只是知識史上的劫難，而是一段真切的創(chuàng)傷記憶。

當溫特森太太發(fā)現了女兒藏在床墊下的“禁書”時，她把它們一本接一本地扔出后院，倒上煤油，點起火。燃燒著的書無一例外都包著塑料書皮，因為每一本對它們的主人來說都萬分珍貴。而最終，它們全部化為了灰燼。

那把火讓珍妮特意識到了一件事：外在的東西隨時都可能被奪走，只有內心的東西才是最安全的。而只要她仍能用語言去表達自己的內心，她便沒有迷失。

“去它的，”女孩想，“我可以自己寫書。”

從家中出走后，珍妮特睡在朋友的迷你車里，依靠在市場包裝貨物、給蔬果販打零工賺錢上預科學院。每到晚上，她會打著手電筒閱讀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艾米莉·狄金森、T·S·艾略特、伍爾夫、納博科夫……

幾年后，她被牛津大學英文系錄取，成為這所自建校以來始終以男性精英主義為絕對導向的學校中罕有的、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的女學生。

大學第一天晚上，我們導師轉過身對我說：“你是工人階級的實驗。”接著他轉向那個后來成為并至今都是我最親密朋友的女生，對她說：“你是黑人的實驗。” ——《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珍妮特并沒有被嚇退。她一邊繼續(xù)在殯儀館、精神病院等地打工維系日常開支，一邊如饑似渴地讀書、寫作。

她問：“女性為何不能對文學有抱負、對自己有抱負？”

孤獨的童年時光里，珍妮特一直在用想象搭建著屬于自己的世界。此時，在自由的閱讀與創(chuàng)作中，這個世界逐漸羽翼豐滿，并最終從她的頭腦中躍出，化為行行鉛字，獲得了獨立的呼吸。

漫長的歲月里，文學始終是珍妮特的庇護所。它令她免于孤獨與瘋狂，允許她痛苦，也允許她快樂。她確信，她會一直讀下去，寫下去。

我讀得越多，就越反對文學屬于少數人——屬于特定教育或階級——的說法。書本也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 艱難的生活需要堅韌的語言——這就是詩的本質。這就是文學所給予的——一種語言，強大到足以說出生活如何艱難。 這不是藏身之處。這是安身之所。 ——《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作為作家的珍妮特·溫特森，選擇這樣書寫自己生命的開端：

領養(yǎng)的孩子自我創(chuàng)造，因為我們必須這么做；在我們生命的最初有缺漏，有空白，有疑問。我們的故事中至關重要的段落猛地消散了，像是往子宮里扔了一枚炸彈。 ——《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她用筆，用想象力，用時間，進行著“自我創(chuàng)造”。母親望女成鳳的期待，社會關于“如何做一個好女人”規(guī)訓，文學傳統對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故事”的定義——所有這些都不足以束縛她。

溫特森太太曾說，宇宙是一個浩瀚的垃圾桶，垃圾桶的蓋子是關著的，沒人能逃出來。珍妮特并不想做一個糟糕的女兒，她只是無法忍受活在垃圾桶里。

在這趟出走的旅程中，一切都在碎裂，唯一真實的只有愛。鮮明的愛，巨大的愛，用盡全力的愛。她愛著想愛的人，愛著始終在路上的自己，也愛著不完美的生活。

她說：“生活對我而言太珍貴，不能不活得充實。”

十六歲離家時，母親曾問她：“可以正常的話，你為什么要快樂呢？”

如今，她的人生，便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

“生命不只是一支從子宮飛往墳墓的時間之箭”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妮特·溫特森自傳

充滿靈氣與光芒的自由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