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新的“美國老太太”故事嗎？

當年，“中國老太太”和“美國老太太”的故事，讓經濟中有了更多的個人主義拉動。如今呢？

一

凱恩斯于1936年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消費傾向的概念，表達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的關系。

這正是我們談提振消費的基礎公式：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收入（APC = C/Y）。

消費者很大程度上都著眼于長期收入前景來選擇他們的消費水平。如果預期不改變，收入的暫時提高，相當部分就會被儲藏起來。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使得蕭條更為蕭條。對未來預期不好，就會縮減消費，那么，提升收入，“有錢了就會消費”，就是一句正確而無用的話。

所以，談提振消費，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在談提高消費傾向。也即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減少儲蓄、增加消費。

二、

消費傾向，是存錢還是花錢。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為什么要存錢，存錢應對什么樣的問題？

在中國人的文化與人生觀里，有著太多的遠慮。人生路漫長，長遠思量，注定充滿憂愁，因此一定要儲蓄。生孩子是為了養老；孩子剛出生，就想到他三十歲、結婚、生子需花錢；剛參加工作，就想到養老的。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完善了社會保障，中國人就敢于花錢。但問題在于，保障是不可窮盡的，保障的范圍，取決于預期。

例如，中國人對教育的期望，如同軍備競賽一般，追求的并非“更多的知識”，而是“更靠前的社會排名”，而排名始終是零和的。一件零和的事情，無法通過保障來實現。公共保障能夠提供優質的教育，甚至讓每個人都能進入清華大學，但卻無法阻止HR詢問：“你在清華大學排第幾名？”為了子女的教育，父母不得不犧牲自我，努力攢錢。這是一種個體在潛移默化中習得的、難以打破的集體行為模式。

再比如，有人問：為什么歐美很少有臥病在床的老人？在歐美的傳統認知中，大多數人推崇壽終正寢。他們認為過度醫療，是對生命尊嚴的侵害，甚至是一種虐待。但中國人對晚年生活的追求，是為了最后十年、五年的醫療。與衰老對抗，是醫療科技的前沿，永遠都是很貴的，這是個保障無法填滿的無底洞。

這種群體認知之下，就需要更多的儲蓄?，F在養老詐騙為什么那么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人一輩子儲蓄，有錢，也舍得在養老上砸錢。

人不是有保障才花錢的。

在2001-2020年間，中國居民消費傾向為63%，低于美國的92%。2024年上半年我國居民平均消費為65.6%。這不僅僅是收入問題，也是文化問題。

小紅書上美國人來“對賬”的時候，很多中下層美國人抱怨，拿不出上千美元的現金。這都是事實。但是有過美國生活經歷的人就會吐槽：現金流都那么緊了，就不能少開一輛車嗎？就不能少去度假嗎？就不能不要24小時開空調嗎？

不少人抱怨非洲人，領了薪水次日就不見蹤影，全都去消費了。他們的保障很完善嗎？但由于文化影響，他們的消費意愿更強。于是，是不顧將來，有錢就用；還是攢夠50萬，多活三五年。這并非保障問題，而是價值觀、人生觀的問題。

三、

文化對錢的態度的另一面是：為什么要花錢。

網上有段子，放羊娃的一生，放羊，存錢，娶媳婦，生娃，娃再放羊。實際上，白領、中產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讀書、工作、存錢、買房、生孩子，孩子再讀書。

這是一種集體主義下的生活行為模式：通關、完成社會認定的人生目標。

社會共識決定了人生目標。農民工在外打工時會辛辛苦苦攢錢，節衣縮食，然而回家修建新房、舉辦酒席時，卻能豪擲千金。這些高額花費都與社會評價緊密相連，是建立在集體共識之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集體主義的消費模式。為了達成這個消費目的，人們可以舍棄其他的消費。

房地產其實是一種集體主義消費模式——大家都買房，所以我也要買房，房子代表了我的社會評價。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丈母娘拉漲了房地產”，丈母娘代表了婚姻市場上的集體審視。

地產的消費鏈條很長，建筑本身、裝修、軟裝，這是人生傾盡全力的消費。另一方面，房地產帶來土地財政、城市化、基建投入，帶動經濟發展，提高收入，反過來又拉動消費。

所以，房地產并不像民間輿論多年來一直認為的那樣，擠占了消費，損害了中國經濟，相反，房地產以一種“人生目標”的方式，拉動了消費、帶動了經濟發展。

某種程度上，買車也是一種集體主義消費。買車有面子，開車回村能實現自我。但汽車比起房子，消費還是太低了，難以替代房地產對消費的拉動的。

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儲蓄率普遍很高。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是東亞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東亞國家的儲蓄率，普遍超40%，歐美多低于20%，而中國的儲蓄率又高于其他東亞國家。中國人辛苦勞動、賺錢、攢錢、儲蓄、投資。

所以，在中美經貿關系較緊密的階段，中國經濟能飛速發展，并不僅僅因為雙方在技術和勞動力上的相互互補，也因為消費和儲蓄的互補——中國掙錢、儲蓄、投資，美國消費，經濟才能循環起來。更深層次的，是中國與美國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上，是互補的。

當這種情況發生變化，過高的儲蓄和投資可能抑制消費，導致經濟結構失衡。這時就需要提振消費。但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是極難的，所以，短期內從外貿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是很難的。

四、

改變是可行的，但也是很難的。

其實，經濟結構改變，都需要配以文化和觀念的改變。經濟結構與社會觀念，是需要相互適應的。

同樣是為了提振消費，1998年，為鼓勵消費信貸，頒布了新的《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辦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發展教育、房屋、大件商品信貸。

同一時期，美國老太與中國老太的故事也流傳開來：一位中國老太太，60歲時終于掙夠了錢，買了一套房子，搬進了新家；一位美國老太太，60歲時終于還清了購房貨款，但她已經在房子里面住了30年。

這個故事現在看來顯示幼稚的、充滿邏輯謬誤的，但它的確改變了中國人的行為模式。到了2001年，用于購房、汽車、教育的消費貸款已達6400億元。

某種程度上，中國波瀾壯闊的房地產拉動經濟、土地財政，是基于一個故事。當年的“中國老太太”和“美國老太太”的故事，改變了“不借錢”“不寅吃卯糧”的文化，讓國人接受了房貸，拉開了土地財政、城市化的序幕。

被忽略了的是，個體經濟行為的觀念、行為范式，一直在隨經濟結構而變化。

最初，中國缺乏資本，所以，中國社會流傳的是：“把錢存進銀行，支援國家建設”“為革命儲蓄”。

后來，轉向房地產，中國經濟由國家投資轉向市場投資；由單純的制造業、基建投資，轉向了消費和投資并存的房地產。觀念也變為了“貸款買房，不要委屈自己的人生”。

伴隨“為革命儲蓄”到“美國老太太”，中國經濟不斷在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單純國家投資到個人投資。如今，當經濟從兼具消費和投資的房地產，轉向更大比例的純消費拉動時，必然也需要一個新版的故事。

正如前面所說，改變消費傾向，就要改變文化。如今，想要更大的消費傾向，一個新的消費故事，必然就意味著更多的個人主義。

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旅游、買一件衣服，買一支口紅，極限運動，給主播打賞，這些注定是個人主義的。存錢支援國家建設，是自洽的；但為國消費，是不自洽的。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我不管別人評價，只取悅當下自己”，一定會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帶來更大的消費傾向。但是，當一個人對自己未來都看得比較淡的時候，他/她必然是個人主義的。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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