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東方的黑格爾”？一個被嚴重低估的人物

北大哲學系教授這本書

終于等來續集

北大哲學系張學智教授進入船山學研究領域，至今已經有二十多年。

在這二十多年里，他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王夫之的思想是何等的全面、邃密和深刻。他不僅精通經學、理學，在考據、義理乃至辭章上，都達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巔峰。

張學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在去年，張老師計劃將自己這二十多年來對王夫之經學思想的理解，整理成一部書出版。但在整理的過程中他發現，單單是王夫之的易學世界，其體系之龐大、內容之豐富，就已經足以撐起一部厚重的專著。

于是，我們先看到了前不久出版的《王夫之的易學世界》，而《王夫之的經學世界》，則是那部書的續集。

王夫之船山遺書，湖南省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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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東方的黑格爾”

一個被嚴重低估的人物

我們今天為什么要讀王夫之？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王夫之所處的那個時代——明末清初。那是一個真正的“天崩地解”的時代。1644年，甲申之變，明朝滅亡。

對于王夫之這一代讀書人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權的更迭，更是“亡天下”，是整個華夏文明面臨斷裂和覆滅的至暗時刻。

王夫之曾舉兵抗清，失敗后他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晚年，他隱居在湖南衡陽的石船山，生活極其貧困，將突出的愛國精神和強烈的文化關懷灌注在學術活動中。

王夫之（1619—1692），甲申之變時，王夫之25歲，作《悲憤詩》一百韻。

當我們閱讀王夫之時，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他的文字絕非學究式的枯燥考據，而是一個具有極高智慧的靈魂，在極度痛苦中凝結出的孤憤與清醒之思。

后來經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可以上溯到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等人都對他極為推崇……譚嗣同曾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讀王夫之，就像捧著一盞明末的油燈——火光微弱，卻足以照見千年。

02

反思明亡教訓

扭轉虛浮學風，返于廣大健實

王夫之痛切地反思明朝為什么會滅亡。他看到明代中后期，學術界充斥著“陽明學末流”。大家都在談心說性，講求頓悟，卻不愿意腳踏實地去研究具體的經典和現實問題。

這一學風的轉向可以追溯到宋代理學，雖然周、張、二程、朱子等學者依然重視注經，但為了講學方便，他們那些親切直接、隨機指點的“語錄”開始盛行。

《朱子語類》的編定，

把語錄之學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了明代，這種趨勢在科舉制度的推波助瀾下走向了極端。讀書人為了捷徑，往往只需背誦一兩百道擬好的題目便可僥幸中式。

明末，講會風行，講者多持語錄而廢經典，皮錫瑞感嘆“五經掃地”。這種“語錄之學”雖然在修身覺解上有其靈動的一面，卻由于削弱了知識傳統與制度意識，使儒學喪失了經世致用的根基，變為了喪失骨骼的“游談”。

陽明后學以《傳習錄》為師門之教典，

專意于語錄之學。

王夫之的志愿是，自覺擔負文化傳承、文化重建之責，將宋明理學重視價值傳統，重視人格修養，重視身心體驗和形上關懷的優點保存下來，且能恢復儒家的注經傳統，使新的載體既有儒家經學的形式，又有理學的內容。

03

乾坤并建，批判佛老

發揚易學主有和主動的精神

王夫之通過對《周易》的深度詮釋，激揚出一種“主有”與“主動”的剛健精神，為中國文化確立堅實、正大、積極主動的基調。

他的易學首先是一場對“虛無”的宣戰。他針對當時深受佛道影響、動輒談“空”說“無”的學風，利用“大有”“無妄”等卦象，斬釘截鐵地提出：宇宙的本質是“實有”。

凡存在之物，皆是實有；實有之物就有其生成、壯大、衰減以至散滅的歷程。其生命靠外部條件與內部性質而存續，這些都是真實無妄的。物之性質不容改換，物之生發不會消歇，事物皆按其無妄之誠運化流行。

湖南廣電紀錄片《船山先生》

王夫之認為，佛道兩家的理論可以說是索真不得，據妄為宗；妄無可依，別求真主。勢不得不以生命為幻妄而厭棄世間，以人倫為幻妄而尋求超脫，最后必至“裂天彝而毀人紀”。

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的道德不剛健，就無法清除私欲，如果國家治理如此，就無法驅散佞臣。明朝的覆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陽剛之氣退聽，陰柔之害盛行。這是強調以乾陽之健動為萬事萬物的原理，為儒家修身治世的基本原則。

王夫之：“夫雷出而花榮，氣升而灰動，神龍不為首而誰為首乎？德不先剛，則去欲不凈；治不先剛，則遠佞不速……”

在《內傳發例》中，他明確提出解易的基本原理：“大略以乾坤并建為宗”，強調乾坤二卦并立、共同為宇宙之本，這構成了他易學詮釋的核心。乾以“知”賦予事物開端，坤以“能”完成生成，二者并立、互為資用，體現出宇宙的生生不息與生成不止。

乾坤并建以生萬物，是本其德行，外不由于物，內不由于己，人則繼天述事而與天地相參。

這種“乾坤并建”觀念，引出王夫之的“物本論”。乾坤的本體并不抽象，而是有具體物質承載的“氣”。乾坤、陰陽、氣三者交融，才能詮釋宇宙真實的存在狀態與生化大用。

由批評王門后學學風空疏延展到批評王學的哲學根源，并倡導由心學返歸以氣為本的哲學，這在明清學術轉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對學風上的重征實、道德上的重踐履和經世致用上的重禮樂兵農之實事實物是一種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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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王夫之的經學宏圖

在微言大義中探尋人間秩序

在《王夫之的經學世界》中，張學智教授將關注點延伸至《周易》之外，系統剖析王夫之在《尚書》《詩經》《春秋》《禮記》和“四書”方面所作的評論，對夷夏之防、義利之辨、文野之分、天人之際、性情之理及其中所體現的現實關懷尤其深入。

舉例來說，在《尚書引義》中，王夫之借《尚書》揮灑出沉雄恣肆的文字，深刻反思了明代興亡的血淚教訓。他尤其針對明代洪武、永樂及明末那種暴戾剛猛的“嚴刑峻法”進行了猛烈抨擊。通過探討刑罰與教化的辯證關系，王夫之實際上是在沉痛地反省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試圖為建設一個更為健全、合理的民族新文化提供歷史借鑒。

《船山遺書》，全書共二百八十八卷，收其釋讀經史子集經典著作五十六種。王船山的著作，生前只刊行《漧濤園集》一種，早佚。

在《春秋》學中，王夫之展現了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一反傳統儒家對“霸道”的貶抑，轉而褒獎霸者。在他看來，春秋之際若無霸者抑制諸侯相爭，天下將陷入無止境的動亂，其褒霸、退夷、進中國，核心意圖皆在于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與中華文化的延續。

在《詩經》的世界中，王夫之提出了他關于詩的宗旨的根本見解：詩是諷詠志節的，不是抒寫具體想望的；是表達情意的，不是宣泄具體意欲的。

詩須從大處著眼，“恤妻子之饑寒，悲居室之簡陋，憤交流之炎涼，呼天責鬼”之詩，皆不合詩之宗旨。雖然《詩經》中大量的詩篇反映了政治、歷史狀況，但詩的主體是性情，詩是通過具體形象抒發感懷的，性情是這種感懷的載體。

在面對涉及男女戀情的“鄭衛之音”時，王夫之往往表現出嚴苛甚至易被視為“迂腐”的議論，但這并非偶然，而是與他在其他經學文本中表現出的嚴正立場高度一致，他試圖將人類的情感納入倫理框架之中，防止其流于平庸與放縱。

在關于《孟子》的論述中，王夫之主張以道德統領知識，以境界帶出理智思考，表現出了深切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文化關懷，他的“由性生知”“性日生日成”也是針對學術偏弊而發，人的本性，是在后天日復一日的實踐中、在不斷的學習和做事中，一點一點生長、塑造出來的。通過這種方式，他把個人的修身與天下的興亡緊密結合在一起。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

（清同治四年曾氏金陵刊本）

深入王夫之的“經學世界”，大概沒人不會被他那種磅礴的氣勢和深沉的悲憫所震撼。

王夫之的一生顛沛流離，他是在貧困和孤獨中死去的。但他所留下的幾百萬字的手稿，卻在幾百年后，深深影響了后來人。

“六經責我開生面”，如何立足傳統、打開局面，大概是每一代人乃至每一個人所逃不開的，困頓的時候不妨讀讀王夫之，去體會他如何在最糟糕的環境下仍一絲不茍地尋找真理。

他告訴我們：不管外界環境如何崩塌，你依然可以，也必須，在自己的內心建立起自己的思考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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