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的將會是什么？為什么AI不會取代人類工作

結構變遷經濟學與工作的后商品未來

作者：Alex Imas 2026年4月14日

星巴克是一家巨型企業（市值1120億美元），銷售的是現代經濟中最為標準化的產品之一。制作一杯咖啡，乃至一杯花式特飲，都非常容易實現機械化和復制。如果整個經濟即將全面自動化，勞動力被日益精密的資本所取代，那么星巴克本應成為一個預警信號 —— 將勞動力從門店中移除、用自動化資本取而代之的技術多年前就已存在。

過去幾年里，星巴克正是這么做的：為了提升微薄的利潤率，管理層將咖啡制作環節越來越多地自動化，并推行高度機械化的流程來為顧客提供產品。但結果并沒有讓自動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反而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在嘗試通過減少員工、增加自動化來簡化門店體驗之后，公司得出結論，這是一個錯誤。首席執行官布萊恩?尼科爾表示，“杯子上的手寫標記”、陶瓷杯，以及 “優質座位的回歸”，讓更多顧客 “愿意在門店里停留”，這表明 “微小的細節與服務態度才是提升滿意度的關鍵”。公司正在為每家門店增加更多咖啡師，并縮減自動化的應用。

經濟學研究的是約束條件下的決策行為，也就是稀缺性。如果高級人工智能帶來物質富足 —— 如果機器能夠以極低的邊際成本生產人類所能生產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產品 —— 那么經濟學會不會變得無關緊要？

不會，我們依然會面臨稀缺，但真正重要的稀缺類型將會改變。歸根結底，任何關于高級人工智能未來經濟的問題，其答案都始于識別什么會變得稀缺。回答了這個問題之后，剩下的分析就相當直截了當了。

在本文中，我將探討，當自動化能夠復制人類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生產活動時，什么會變得稀缺，以及這對未來出現的工作類型可能意味著什么。

工業化之前，一件產品很難與其制造者分離開來。為你縫制襯衫的織工、為你烤制面包的面包師：你都認識他們，他們的技藝與聲譽和他們所售賣的產品緊密綁定。經濟交易帶有鮮明的社會屬性，與消費體驗天然地聯系在一起。

工業生產流程改變了這一點，它將手藝拆分成標準化、可重復的步驟。工人們按照預先設定、規范化的流程進行操作，資本主義由此創造出一種新事物：商品形式。在這種形式下，產品的價值存在于產品本身，與制造者相脫離。

桌子就是桌子，手機就是手機。你正在閱讀本文的這塊屏幕，可能是在一個國家設計、在另一個國家制造，使用的零件來自世界各地。但這些對于購買和使用這臺設備的體驗而言都無關緊要。

馬克思用刻意帶有強烈色彩的語言描述了這一過程。他認為，商品形式建立在剝削之上：資本家有能力向工人支付低于其生產產品價值的報酬。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以異化為基礎：工人與其勞動產品、與其生產過程，最終也與彼此相割裂。

曾經屬于一個人的手藝，變成了抽象的 “勞動力”，一種像原材料一樣可以被買賣的生產要素。馬克思將這一點視為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病灶。

但在經濟學家以及更廣泛的世界看來，商品形式是實現空前繁榮的引擎。如果生產不再依附于特定的人，它就可以被拆分、重組、跨洋運輸，并以各種方式規模化，將有限的資源轉化為巨大的財富。

兩種情況同時成立：商品形式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與繁榮，但也讓任何特定產品背后的人變得不可見，并最終變得可替代。

這也是大多數人對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經濟的基本認知。

如果機器能夠完成人類能做的任何事 —— 撰寫簡報、生成圖像、創作樂曲、通過放射影像做出診斷 —— 那么人類就會在生產的各個方面被取代，工作崗位將徹底消失。勞動力將被資本所取代。

戴維?奧托爾（David Autor）與尼爾?湯普森（Neil Thompson）在近期一篇重要論文中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反駁。他們認為，人工智能不會簡單地消滅工作；它將重塑人類專業知識的經濟價值。

他們的分析框架區分了任何既定職業中的專家型任務與非專家型任務。當自動化取代較簡單的任務時（就像會計軟件對簿記員所做的那樣），剩余的工作會變得更加專業化，工資上漲，符合條件的勞動者減少。

當自動化取代較難的任務時（就像庫存管理系統對倉庫工人所做的那樣），工作的門檻降低，就業規模擴大，工資下降。

同樣的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取決于工作的哪一部分被自動化。

但奧托爾和湯普森也考慮了一種更極端的可能性：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專業知識將完全失去經濟價值。

在這種情景下，人工智能將消除勞動力稀缺，并造就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曾經所說的 “難以承受的富足”。生產自動化將不再僅僅是管理勞動力轉型的問題 —— 對此我們已有過往的自動化案例可供參考。

我們將需要新的工具來維持社會組織、收入分配與民主穩定，而不再依賴歷史上維系這一切的勞動力市場。

我想探討另一種情景：即便自動化能夠復制人類的生產活動及其所生產的商品（這是一個很強的假設！），人類勞動也不會消失。為什么會這樣？很多分析都將現有經濟形態視為既定：經濟中有一系列崗位，以及一系列由其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如果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可以由更廉價的機器生產，那么這些機器就會取代人類，崗位隨之消失。但結構變遷經濟學，結合人類偏好的深層特征，指向了不同的結論：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富裕，他們想要的不只是更多商品。他們想要的是在標準意義上并非商品的東西。產品所附帶的社會屬性，比如關系、身份與稀缺性 —— 勒內?基拉爾（Rene Girard）稱之為欲望的模仿性特征—— 在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會變得更加重要。而對這些屬性的需求，將把人的因素重新帶回生產過程，并隨之帶來新的工作崗位。

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么人工智能將不只是實現商品經濟的自動化。它將催生一種全新事物：后商品經濟。在這種經濟中，越來越大比例的支出會流向價值與提供服務的人不可分割的商品和服務。曾經將40%的美國勞動力從農場轉移到工廠和辦公室的經濟力量，也將把勞動者從可自動化的商品生產中轉移到我稱之為關系型領域的行業中。我指的是人力密集、來源可追溯、有時帶有手工屬性的經濟部分，在這些領域，人的參與本身就是商品或服務價值的一部分。稀缺性經濟學不會消失，它只是發生了轉移。

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這類觀點，但本文的目的是把這一論點表述得更加精確。我將從我們已知的歷史經驗開始，即經濟如何應對大規模的生產力沖擊，也就是結構變遷經濟學。然后我將引入一個新的要素：一個行為微觀基礎，根植于催生對稀缺性與身份追求的模仿性偏好，它解釋了為什么手工類商品（人的因素直接與價值掛鉤）具有特別高的收入彈性。我將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得出一個清晰的預測：自動化行業在GDP中的占比會縮小；關系型行業會擴張。我還會將這一結論與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聯系起來，即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導致經濟負增長。這一分析框架進一步反駁了這一觀點。

我在這里的主張，比最強版本的勞動占比理論更為謹慎。我并不是說勞動的總體占比必然上升，甚至也不是說它必須維持在現有水平。隨著自動化的推進，它完全有可能下降。我的觀點關乎富裕經濟體中的行業再分配：當人工智能使商品生產成本變得低廉時，支出與就業會轉向高收入彈性、人類參與依然具有價值的行業。換句話說，勞動占比可以下降，而關系型領域依然可以在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但重要的是，對關系型領域需求的內在屬性，也確保了勞動在整體經濟中依然會占據相當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它不會萎縮至零）。附帶的技術注釋給出了本文觀點的正式模型表達；如果你對更精確的經濟學論證感興趣，不妨一讀。

但我也想強調，這一分析框架最適用于發達世界，其不斷增長的收入能夠為這一轉型提供支撐。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它們的經濟建立在為富裕國家生產商品的基礎之上，前景則更為復雜，也可能更令人擔憂。

從農場到工廠，再到……

經濟學給一種現象起了名字：當一項新技術使某個行業的生產力大幅提升時，就會發生結構變遷。典型案例是農業。1900 年，約有40%的美國勞動力從事農業。如今這一比例不到2%。是人們不吃飯了嗎？不，他們吃得反而更多了。大規模自動化使農民 —— 最終是工業化農場 —— 的生產力大幅提升。農業產量激增，價格下跌。但人能吃的東西終究有限，隨著人們變得富裕，花在食物上的收入比例下降，勞動者轉向制造業，隨后又轉向服務業。價格的同步下跌與勞動力向其他行業的再分配，帶來了一個看似不直觀的結果：生產力更高、自動化程度更高的行業，盡管服務和生產的規模更大，在經濟中的占比反而變小。生產力較低的行業（服務業）成本沒有下降 —— 事實上反而上升了 —— 卻在經濟中占據了更大的份額。這就是所謂的鮑莫爾成本病。

這一過程的規范經濟學分析，在迭戈?科明（Diego Comin）、丹尼爾?拉什卡里（Danial Lashkari）與馬蒂?梅斯蒂里（Mart’i Mestieri）2021年發表于《計量經濟學》的一篇論文中得到了精彩闡述。他們的核心洞見是，需求是非同位的：隨著人們變得富裕，他們不會按比例增加對所有商品的購買。他們會將支出轉向收入彈性更高的行業，即需求增長快于收入增長的商品。農業的收入彈性很低（你能吃的東西有限）；服務業的收入彈性很高（總有更好的餐廳、更吸引人的體驗、更細致的醫生）。他們的框架與歷史數據高度吻合，準確捕捉了農業的衰落、制造業先升后降的駝峰形走勢，以及服務業的持續上升。

科明等人研究的關鍵在于，主要機制并非鮑莫爾成本病本身。而是自動化行業的更低價格提高了實際收入，而實際收入的上升將需求轉向收入彈性更高的行業。當這些行業相對難以被自動化時，鮑莫爾成本病會進一步強化這一轉移趨勢。它們之所以 “難以” 被自動化，可能是因為技術限制，就像過去的情況一樣；也可能是因為這些行業的價值本身就建立在不被自動化的基礎之上，例如關系型領域，不被自動化本身就是其價值主張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即便各行業的自動化速度相近，只要關系型領域是富裕家庭更愿意花錢的地方，我們依然可以預期它會變得更加重要。

這與人工智能驅動的就業轉型有何關聯？科明、拉什卡里和梅斯蒂里的估算顯示，收入效應解釋了超過75%的觀察到的結構變遷模式。價格效應 —— 也就是標準說法中自動化行業變便宜，因此人們轉而購買其他商品 —— 僅占約四分之一。主導力量其實相當簡單：隨著人們變得富裕，他們想要的東西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

重要的是，這一點已經體現在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方式上。在2022年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消費者支出調查中，收入最高五分之一家庭的總支出約為收入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4.3倍。但在具有強烈關系屬性的類別中，例如堂食餐飲、娛樂、教育等，這一倍數要大得多。換句話說，高收入家庭不只是購買更多物品。他們將支出轉向人的因素、體驗或社會意義更重要的商品和服務。這也正是約阿希姆?胡布默（Joachim Hubmer）在《偏好與技術的賽跑》一文中記錄的模式。基于涵蓋全部消費者支出的家庭數據，他的研究顯示，高收入家庭在總消費中，將相對更多的部分花在勞動密集型商品和服務上；他將此解釋為非同位偏好的證據，因此經濟增長會通過收入效應提升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需求，即便其他技術力量在朝相反方向推動。

如果高級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各類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這一邏輯預示著一場結構性轉型。自動化行業在經濟中的占比將會縮小。收入彈性更高的行業將會擴張。

問題是：在通用人工智能時代，哪些行業/商品會具有高收入彈性？

關系型領域與欲望

我認為，在這里仔細審視人類偏好與欲望的決定因素是有意義的。經濟學家通常將需求建模為偏好是獨立形成的；我從一件商品、一項服務或一段體驗中獲得的 “效用”，由其享樂屬性決定（比如咖啡的味道如何、點單后多久能拿到）。這在人們的預算約束仍用于滿足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所、衣物）時是合理的。但一旦這些需求得到滿足，另一種力量就會開始塑造人們的欲望，甚至占據主導地位。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稱之為模仿性欲望：我們對物品的渴望，不只源于其內在屬性，還因為其他人也渴望它們。我們想要別人想要的東西，而當別人得不到時，我們會更想要 —— 為了身份、社會資本、聲望等等。欲望不只是人與物品之間的關系；它同時也是他人欲望的函數。

這一觀點并非基拉爾獨有，它貫穿了數百年關于人性的思考。奧古斯丁（Augustine）寫到過支配欲，即對掌控的渴望，將其視為欲望的核心特征。在他看來，人的動機與占有他人無法獲得的物品所帶來的快感緊密相連。霍布斯（Hobbes）在《利維坦》中，將對榮耀與名譽的競爭置于其對人類沖突解釋的中心 —— 人們的動機不只是物質舒適，還有對他人的 “優越地位”，而這種驅動力永遠無法滿足，因為它本質上是比較性的。盧梭走得更遠。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他區分了自我保存的基本本能 “自愛”，與希望被他人視為優越的 “自尊”。自尊是社會生活的引擎，而在盧梭看來，也是社會大部分痛苦的來源：一旦人們開始相互比較，他們就會從優越感中獲得快樂，從自卑感中感受痛苦，而這種比較會無限制地不斷升級。

文化評論家戴夫?希基（Dave Hickey）用更直白的語言表達了這一點。在他出色的文集《空氣吉他：關于藝術與民主的隨筆》中，希基指出，發達經濟體中的人們常常為物品支付超出其功能價值的價格。他舉的一個例子是阿瑪尼西裝。購買阿瑪尼的人，絕不是為了獲得更好的保暖方式。他們購買的是品牌，是與阿瑪尼背后故事的關聯，是它的意義、聲譽，是別人知道它是什么并且也想要它這一事實。希基的觀點是，欲望不只基于產品是什么，還基于它意味著什么。而這種意義、這種來源，很難被商品化和大規模制造 —— 物品的稀缺性恰恰賦予了它意義。雖然阿瑪尼使用工業機器生產成衣線，但其高端西裝大量依賴人工參與。考慮到機器技術的進步，工業流程當然可以復刻高端西裝的功能屬性，包括外觀。但人的參與依然被保留，恰恰是因為這賦予了西裝價值。

為什么欲望的這種模仿性、關系性維度，對科明等人的分析框架至關重要？因為它是比較性的，因此難以被滿足。具有這種屬性的商品，會隨著收入上升而表現出格外高的收入彈性。

克里斯托夫?馬達拉斯茲（Kristof Madarasz）與我在基礎經濟交換的場景下，為偏好的模仿性維度提供了支持。我們首先建立了一個正式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個人對一件商品的欲望，會隨著其他人對它的渴望程度而上升，但前提是其他人無法獲得它。這一模型預測，當真正的排他性存在時，當某件特定物品的獲取渠道稀缺、其他人求而不得時，人們會賦予其更高的價值。在我們的實驗中，當受試者得知隨機抽取的一部分人將無法獲得該產品時，支付意愿大約翻倍，盡管產品本身完全相同。這并非身份信號（受試者是匿名的），也不是稀缺性啟發式（排他性是隨機的）。它純粹源于對擁有他人所沒有之物的純粹偏好。

支付意愿與排他程度的關系

我們還開展了一項實驗，直接測度由模仿性偏好決定的需求曲線。你可以看到，隨著排他性可能性的提升，需求曲線顯著向右移動。而且效應并不小 —— 中位支付意愿幾乎再次翻倍！

需求與排他性之間的關系

與人工智能的關鍵關聯，來自我與格雷林?曼德爾（Graelin Mandel）的一項新研究。我們發現，人工智能的參與會削弱一件商品被感知到的稀缺性；帶有人工智能參與的物品，會被天然視為可復制、不獨特。人們對描述中人工智能參與程度不同的實體藝術版畫進行競價。人類創作的藝術品因稀缺性（僅有一件 vs 大量復制）獲得44%的價值提升，而人工智能生成的藝術品提升幅度不到一半，僅為 21%。僅僅是人工智能的參與，就讓作品在感知上失去了排他性，仿佛無論宣稱有多少件副本，它都隨時可以被復制。

人工智能生成的藝術作品的獨特性溢價要小得多

我想強調的是，這一點遠不止適用于藝術家與奢侈品手工行業。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在另一個語境下論述過這一點，即藝術作品的 “光暈”，而機械復制會摧毀這種光暈。但這一經濟學邏輯超越了藝術領域。它適用于任何人的因素構成價值核心的領域：教師、護士、治療師、育兒工作者、教練、服務業人員、神職人員、向導，以及各類本地服務。在所有這些場景中，人不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項投入。他們的判斷、關注、記憶、溫度或在場感，本身就是價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塞布?克里爾（Seb Krier）所說，在這些場景中，即便在后稀缺世界里，來源依然是稀缺的。

這對結構變遷至關重要，因為偏好的模仿性成分天然具有收入彈性。當你貧窮時，你的大部分支出用于必需品，生產者是誰并不重要。當你變得富裕，更大比例的支出用于這樣的商品：你購買的不只是功能性產品，更是它的故事、稀缺性、擁有別人也想要之物的感受。這就是關系型商品和服務具有高收入彈性的原因：隨著收入上升，稀缺溢價在總價值中的占比越來越大，而這種溢價是人類制造的商品所能提供的。

商品經濟的終結？

讓我們回到商品形式。我此前對它的定義是：產品與其制造者的剝離，正是這一點使工業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當人工智能能夠自行生產商品時，商品形式會發生什么變化？

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商品形式達到了其邏輯終點：一件完全沒有人參與其中的產品。但不那么顯而易見、而認真看待結構變遷后會得出的答案是：人工智能不只是完善商品形式。它還會導致嚴格意義上的商品形式在經濟活動中的占比下降。

更精確地說，其機制如下：當人工智能使商品生產自動化時，該行業的價格下降。這提高了實際收入。如果人們在變得更富裕時想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關系型領域，需求就會朝這個方向轉移。鮑莫爾成本病隨后會放大這一結果：如果關系型領域依然難以被自動化，它就會變得相對更昂貴，并吸收總支出中越來越大的份額。

但在人工智能自動化的背景下，鮑莫爾成本病是一種優勢，而非缺陷。Saffron Huang最近在一篇論證充分的文章中指出了這一點，文章描繪了人工智能驅動的結構變遷可能帶來的積極未來。

人力服務的相對昂貴，不再是預算問題，而是勞動力市場的解決方案。“停滯” 的行業，即抗拒自動化的行業，正是支出與就業增長的領域。關系型領域變得更昂貴，恰恰是因為商品領域變得更便宜，而這正是維持人們就業的原因。

這在現實中會是什么樣子？Saffron描繪了一幅可信而具體的圖景。自動化制造帶來的物質富足意味著商品價格低廉。大多數人的支出用于人力主導的服務：今天的奢侈品成為未來消費者的基本消費。隨著商品生產被自動化，收入與就業流向高收入彈性的行業：也就是我所說的關系型領域，包括藝術，但也包括照護、教育、服務業、治療、個人服務、手工藝和社區服務，在這些領域，人的因素是價值的一部分。“停滯” 的行業吸收越來越多的支出和就業，恰恰因為它們無法被自動化。工作崗位就在這里。

伴隨AGI的結構性變化

承認吧，馬克思會覺得這一結果很奇怪。但我想在這里謹慎表述。帶有鮮明人為因素的產品，并不等同于去商品化的勞動。為你縫制西裝的裁縫，或是熟悉你的老師，依然可能在向資本出售關系型勞動。即便產品的人為因素在經濟上變得更加突出，生產的社會關系依然可以完全是資本主義的。

所以我的主張更為謹慎。人工智能可能會降低商品領域的支出占比，并提高流向人為因素可見且具有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的占比。這并非馬克思意義上的商品化終結。它是需求結構的轉變。盡管如此，它對勞動力市場依然意義重大：結構變遷的方向，可能是某種程度上更個人化、更具關系性、比被取代的工作更不可替代的工作。

再談需求崩潰

這與我之前寫過、也一直縈繞在很多人心頭的話題相關，尤其是在《奇特里尼隨筆》發布之后。在我關于高級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導致經濟負增長的文章中，我指出，如果人工智能自動化大部分勞動，工資占比崩塌，經濟有可能出現收縮。其機制是：有錢的人（資本所有者）已經飽和，而沒錢的人（被取代的工人）無力購買任何東西。需求崩潰，因為那些通過購買商品和服務維持經濟運轉的人，再也沒有錢這么做了。

模仿性欲望對這一情景構成了反駁，因為需求的這一方面不會迅速飽和。正如上文所強調的，對身份和稀缺性的偏好具有比較性，這意味著隨著收入上升，人們會持續將支出重新分配到能夠滿足這種欲望的商品上。非同位 CES 框架通過允許支出份額隨收入持續變化捕捉了這一點。這并不是說完全不存在任何上限；時間約束和其他稀缺互補品依然重要。但它確實意味著，經濟擁有比簡單的飽和理論所暗示的大得多的釋放空間。

即便自動化商品的需求觸及上限，關系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持續增長。結構再分配起到了釋放閥的作用：經濟不需要所有人持續購買更多自動化產品。它只需要支出轉向人們在變得更富裕時更關心的邊際領域。

工作的未來

如果這一模型正確，未來的持久工作將與監控人工智能系統或提示詞工程無關。這些只是自動化領域的過渡性崗位。持久的工作將出現在關系型領域，在那里，人的因素本身就是產品。

有些崗位已經存在并在增長：護士、治療師、教師、精品健身教練、私人廚師、定制裁縫、精釀師、現場表演者、心靈導師、育兒工作者，以及各類服務業和照護工作。有些正在出現：體驗設計師、人機協作藝術家、來源認證師、社區策展人。還有許多崗位尚未被發明，就像今天人們從事的工作中，有六成在 1940 年并不存在一樣。

我提出這一觀點時，最常遇到的反駁是：“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創造力，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藝術家。”我認為這誤解了問題的核心。你不需要成為畢加索。你只需要成為那個用參與讓產品感覺是為人所做、由人所做的人。結構變遷經濟學告訴我們，當技術使某一類生產成本變得低廉時，經濟不會崩潰。它會轉型。它會轉向技術無法廉價生產的東西。對人工智能而言，這些東西恰恰是人類參與具有內在、不可替代價值的領域。

另一種視角

最后，我想談談另一種視角。菲利普?特拉梅爾（Philip Trammell）的文章探討了未來勞動成為奢侈品的可能性。在那篇文章中，特拉梅爾提出了一個漸近問題：隨著資本積累和機器生產的品類激增，勞動的總體占比是否會在極限狀態下保持高位。本文的關注點有所不同：在富裕經濟體中，當人工智能使商品生產成本變得低廉時，行業支出和就業會發生什么變化？

關于這個問題，我認為值得采取更廣闊的歷史和理論視角。首先，結構變遷的證據表明，收入效應起了主要作用。主流歷史模式不只是生產力快速增長的行業變便宜并釋放勞動力；還包括隨著社會變得更富裕，人們將支出重新分配到不同類型的商品上。這是科明、拉什卡里和梅斯蒂里的核心結論：他們的模型旨在解釋農業的衰落、制造業先升后降的駝峰形走勢，以及服務業的長期上升，他們發現收入效應解釋了一國內部行業再分配的大部分原因。特拉梅爾很好地指出，標準宏觀模型低估了勞動依然重要的可能性，因為它們過度加總，并且常常假設同位偏好。但我認為，相關問題不在于總體勞動占比是否上升。它可能不會。相關問題是，一旦商品生產成本變得低廉，哪些行業會吸收支出和就業，以及勞動被重新分配到的行業是否依然會在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

胡布默的研究在這里很有幫助，因為他表明這兩種主張可以相互分離：高收入家庭在勞動密集型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相對更多，因此增長本身會將需求轉向勞動含量更高的行業，即便其他技術力量在拉低總體勞動占比。而在勞動是否依然在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這一問題上，我們只需看看如今超級富豪（比如億萬富翁）把時間和金錢花在哪里。誠然，他們在資本和非關系型商品上花費巨大，但大量時間和金錢也被用于 “關系型” 產品：富人購買手工衣物、購買某人創作的手工藝術品、食用親手采摘和烹制的食物，并且花（可能過多的）時間在各種平臺上，試圖讓自己的想法被其他人聽到和討論。勒內?基拉爾會說，這并非偶然現象 —— 它源于人類欲望的基本屬性。

其次，需要審慎解讀手工藝衰落的歷史。的確，在過去兩個世紀里，大量傳統手工藝就業崗位消失了。但這本身并不足以證明對關系型領域的需求薄弱。工業化所做的，是用更廉價的商品取代了許多手工藝品的功能性產出。機器生產的襯衫、椅子或留聲機，可以以舊有成本的零頭滿足核心消費需求，而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預算約束依然足夠緊張，因此更廉價的商品勝出。因此，這一歷史模式與我的論點并不矛盾。問題在于，當商品變得足夠廉價之后會發生什么。結構變遷表明，一旦基本商品消費變得廉價、收入足夠高，支出會再次轉向 —— 這一次是轉向人的因素本身構成價值的行業。所以我不認為手工藝在歷史上的衰落是最終結論。我認為這只是一個更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

最后，人類相關商品的范疇遠比藝術家和真實性商品更廣泛。教育、照護、服務業、治療以及各類本地服務，出于本文其他地方所闡述的原因，都是服務價值越來越多地與提供服務的人相關聯的領域。美國勞工統計局消費者支出調查顯示，收入最高五分之一家庭在這些更具關系性的類別上的支出顯著高于低收入消費者，而即便在今天，這些行業也并非經濟中的小眾部分 —— 它們在美國共雇傭了近5000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在后通用人工智能時代，關系型領域將在整體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

特此感謝Seb Krier、Kristof Madarasz 和 Graelin Mandel，他們的思想深刻塑造了本文。同時感謝Tom Cunningham、Zoe Hitzig、Saffron Huang、Peter McCrory 和 Tim O'Reilly提供的出色反饋與交流。

1需要說明的是，我并非主張人類勞動將成為唯一保持稀缺性的要素。土地、能源、算力以及其他固定或準固定生產要素，同樣可能吸納大量收入。我僅想表達：即便人類勞動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稀缺要素，它依然能在經濟中占據重要分量，因為需求會轉向那些人的參與本身就構成價值的行業。

2這并非意味著經濟學家完全忽視了偏好的社會屬性。例如，可參見阿克洛夫與克蘭頓關于身份經濟學的研究、阿爾貝托?比辛關于文化對偏好影響的研究，以及其他諸多相關成果。行為經濟學中也長期存在對情境效應如何影響決策與信念進行建模的傳統。

本文編譯自substack，原文作者Alex Imas.

https://aleximas.substack.com/p/what-will-be-sca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