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我交19%的增值稅，和開咖啡館的一樣。算上所得稅和社保，我交的比有些白領還多。你說，誰更不正經？”
她端起咖啡，手指上沒有戒指，指甲涂成深紅色。阿姆斯特丹的雨敲在窗上，她坐在我對面，眼神里沒有一絲閃躲。
她叫艾琳娜（化名），40歲，來自羅馬尼亞，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工作了十二年。
這不是一個悲慘的故事。至少，她不允許我這么寫。
01. “我每天賺的錢，稅和社保加起來小一半，但剩下的全是我的”
“很多人以為我們很慘。錯了，我們可能是荷蘭最‘正規’的職業之一。”
艾琳娜說話很快，像連珠炮。
她告訴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櫥窗區域，從業者必須年滿21歲，定期做健康檢查，向稅務部門登記，然后——交稅。
“我們交19%的增值稅（BTW），和街角的面包店一樣。此外還有所得稅和社保，加起來總稅負大概40%到50%。”
“但你知道荷蘭普通白領交多少嗎？也是這個數。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比他們還正經，至少我不逃稅。”
她說這話時笑了。笑聲很大，旁邊桌的客人回頭看我們。
“我不是在炫耀。我是想說，這份工作給了我尊嚴。你懂嗎？尊嚴。”
十二年前，她從羅馬尼亞來到荷蘭。最初在餐館洗碗，一個月賺1200歐元，住在六個人擠一起的地下室。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櫥窗里的女孩。她們穿著漂亮衣服，對著路人笑。我不是羨慕她們，我是羨慕那種——自由。”
她停頓了一下。
“你知道嗎，在餐館洗碗，老板對你呼來喝去。但在這里，我是自己的老板。我決定幾點上班，接什么客人，收多少錢。”
“交稅換來什么？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疫情期間，政府還給自雇人士發了臨時救助金（TOZO）。如果生病了，醫保管我。如果干不動了，有養老金。”
“這比很多打黑工的人強一萬倍。”
02. “最可怕的不是客人，是那些覺得我們可憐的人”
我問她，這份工作最難的部分是什么。
她想了很久。窗外的雨小了一些。
“最難的是，所有人都覺得你應該很慘。”
“每次接受采訪，記者都想讓我哭。他們想聽我說被強迫、被虐待、被剝削。但我不想講那些。”
“當然有壞日子。當然有惡心的客人。但你問問任何一個做銷售的女人，她們不也一樣嗎？被男客戶灌酒、被摸手、被說下流話。她們能報警嗎？能。”
“我們也能。按一下按鈕，三分鐘之內保安就到。這里是阿姆斯特丹最安全的街區之一，因為有太多攝像頭和巡邏警察。”
她說，最讓她生氣的，是那些游客。
“他們拿著手機對著我們拍，像看動物一樣。2020年政府禁止旅游團進入紅燈區，我舉雙手贊成。我們是工作者，不是景點。”
“有一次，一個美國女人站在我櫥窗前，對她老公說：‘天哪，她看起來好正常。’我當時就想打開門問她：什么叫正常？我化了妝，穿了內衣，站在這里。你覺得我應該什么樣？滿身傷痕？在哭？”
“我沒有哭。我那天剛交了稅，買了醫療保險，下午還去健身房練了一個小時。”
03. “我和普通上班族沒什么不同，只是我的辦公室有窗簾”
艾琳娜租的櫥窗工作室在德瓦倫街區的一條小巷里。
她帶我參觀時，已經是下午三點。紅燈還沒亮起，街上很安靜。
“這是我的‘辦公室’。”她推開門，房間不大，十平米左右。一張床，一個洗手臺，一把椅子，一個放安全套和潤滑劑的抽屜。
“每天下午我開始工作前，會先打掃衛生。換床單，消毒，檢查安全套的保質期。”
“你上班前不整理辦公桌嗎？一樣的。”
她坐在床邊，點了一根煙。
“很多人問我，怎么看待自己的身體。我說，這是我的工具，也是我的資本。我每天健身，定期體檢，吃得健康。因為我靠它賺錢，所以我更愛惜它。”
“你知道普通上班族有多少人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嗎？他們沒有我這個覺悟。”
她笑。但這次笑里有點苦澀。
“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工作結束之后，沒人跟我聊孩子和房貸。我回到家，洗澡，做飯，看電視。像所有人一樣。”
“我有兒子。15歲，在布加勒斯特跟我媽住。他知道我做什么。一開始很難，但他現在理解了。”
“他說：‘媽媽，你比很多同學的爸媽都誠實。他們爸媽要么偷稅，要么出軌，要么在背后說同事壞話。你至少光明正大。’”
艾琳娜說到這兒，眼眶紅了。但沒哭。
“我兒子說得對。這份工作讓我供他上了私立學校，讓他學英語和德語。他沒有成為街頭混混，他以后會去大學。”
“這難道不體面嗎？”
04. “19%的增值稅很貴，但它買到了我的自由”
我們聊到收入。
艾琳娜不肯說具體數字，但她算了一筆賬。
“一個普通客人15到30分鐘，50到100歐元不等。我每天工作六小時左右，一周五天。你自己算。”
“但別以為全是利潤。房租每天150到200歐元，增值稅19%，所得稅和社保另算，還有健康檢查、安全套、潤滑劑、化妝品、衣服。這些都要錢。”
“每天至少要接五單，才能保本。剩下的才是賺的。”
“最差的時候？新冠疫情。2020年3月，政府要求我們關門。五個月，零收入。”
“但我也領到了政府的臨時救助金（TOZO），雖然不多，但足夠吃飯。因為我交了稅，政府有我的記錄。你知道當時多少同行感謝這個制度嗎？我們是有保障的。”
她掐滅煙。
“有人說我們剝削女性。我說，真正剝削女性的是那些讓女人沒有選擇的社會。十二年前我剛從羅馬尼亞出來的時候，覺得女人要么嫁人，要么去意大利當保姆，要么去德國摘草莓。一個月幾百歐元，寄回家一半，剩下的一半活在恐懼里——怕被遣返，怕老板不給錢，怕生病。”
“在這里，我合法工作，合法納稅，合法生活。沒有人能隨便把我趕走。”
“19%的增值稅貴嗎？貴。但它和所得稅、社保一起，買到了我的自由。”
05. “每個櫥窗背后都有一個故事，別只看到一個妓女”
傍晚六點，紅燈亮起。
街上開始熱鬧起來。游客、醉漢、情侶、好奇的年輕人，三三兩兩走過。
艾琳娜站在櫥窗前，穿著黑色蕾絲內衣，對著窗外微笑。
我在遠處看著她。
那一刻，我想起她說過的一句話：
“每個站在櫥窗里的女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供弟弟上學，有人給媽媽治病，有人攢錢開咖啡館，有人只是為了離開一個打她的丈夫。”
“別只看到一個妓女。看到一個選擇。”
她說過，荷蘭政府正在減少櫥窗數量。2015年關了18個，到2020年又關了一百多個。很多改成了藝術工作室或住房。
“也許再過十年，紅燈區就消失了。但性工作不會消失。它只是又回到地下，變得不安全，不衛生，不被保護。”
“所以，別摧毀它。改進它。”
十點，她下班了。
穿上牛仔褲和毛衣，背上包，關上櫥窗的燈。
走在街上，沒人認出她。
她要去超市買菜，然后回家做飯。
明天再來。
06. “我交19%的增值稅，我驕傲”
最后我問她，如果可以對世界說一句話，你想說什么。
她站在街燈下，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在身后靜靜流淌。
“我交19%的增值稅。我驕傲。”
“不是因為我有錢。是因為我靠自己活著。沒有偷，沒有騙，沒有傷害任何人。我提供服務，客戶付錢，政府收稅。三方都滿意。”
“這難道不是最正經的生意嗎？”
她轉身走了。
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噠噠噠，越來越遠。
紅燈區的霓虹燈倒映在運河里，被雨水打碎，又聚攏。
我站在原地，想起她說的一句話：
“別可憐我。可憐那些沒有選擇的人。”
“而我，有。”
（本文基于對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多名性工作者的采訪整理而成。文中艾琳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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