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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開國大典禮炮響徹天安門廣場時,細心的人會發現,城樓上方其實缺少了一樣關鍵的東西,那就是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十分輝煌且光榮的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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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看似簡單的缺失,折射著新中國初期一個尷尬的現實,因為當時距離開國大典只有不到三個月,國旗和國歌都已確定,唯獨國徽,遲遲定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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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早在當年7月,《人民日報》便刊登啟事,向全國征集國徽設計方案,征稿要求只有三點,中國特征、政權特征、莊嚴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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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過去,征集到的112件設計稿、900幅圖案全部被否決,有的太過簡陋,有的堆砌傳統符號毫無現代氣息,有的模仿西方樣式丟失了中國特色,竟沒有一幅能被選上。
公開征集的路走不通,中央果斷調整思路,將任務交給了兩支專業團隊,一支是張仃牽頭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小組,另一支是由梁思成、林徽因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兩支團隊在設計理念上從一開始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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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仃團隊的方法速且直接,天安門為主角,在他們看來,天安門既是北京的地標,更是新中國誕生的見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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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開國大典的畫面通過報紙、廣播、年畫傳遍全國,老百姓一眼就能認出,用天安門做國徽核心,不需要任何解釋,能瞬間喚起民族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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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徽因帶領的清華團隊,拿出的方案完全體現了她的理想主義,這套方案以一塊大孔玉璧為主體,中央是一顆紅色五角星,四周環繞金色齒輪與嘉禾,底部以紅綬穿瑗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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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構圖嚴格仿照漢代銅鏡的樣式,色彩采用金、玉、紅三色,以漢八分書書寫國名,用后世專業設計師的評價來說,這樣高水準的審美,只有真正透徹理解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才能拿捏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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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徽因的構思里,玉璧是古代最隆重的禮器,承載著莊嚴與圓滿的象征,以瑗召全國人民的典故,寓意國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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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這份濃厚的古典氣質,讓方案在評審會上遭遇了無情的否定,政協代表們的意見十分直接,“太藝術化了,不夠莊嚴”,甚至有人直言,像一件玉器擺件,掛不上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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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看到那個溫潤的圓形圖案時,或許只會當成一枚銅錢,據說評審委員會還做過一個十分質樸的測試,把方案放大到城樓尺寸,讓二十米外的士兵辨認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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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林徽因方案里玉璧的云紋細節幾乎模糊成一片灰影,而張仃團隊的天安門方案即便縮小到郵票大小,城樓輪廓依然清晰可辨。
更直接的記錄是,如果掛在天安門城樓,三十米外能看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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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回到了最基本的功能層面,國徽不是放在博物館里的藏品,它要被所有人看懂,評審會上流傳著一句話,至今讀來依然有力:這得讓挑糞工人也能看懂其中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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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1日的評審會議最終原則上通過了以天安門為主體來設計國徽的路線,這并不意味林徽因團隊的審美輸得一塌糊涂,更不意味她對國徽的貢獻就此止步。
恰恰相反,在后續的反復修改中,出現了一場被后人津津樂道的審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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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周恩來將梁思成叫去商討最終方案時,話里話外的意思是:天安門必須要有,這是革命傳統,但構圖和審美,得用清華團隊的高級感。
于是一個融合兩個團隊智慧的折中版本誕生了,天安門的剪影保留了張仃方案的沖力,而林徽因設計的稻麥穗紋飾被完整采納。
那些她從前反復修改的麥芒線條,后來出現在每一本中國護照的封面上,更廣為人知的故事是,周總理還專門提出,國徽中不應只有麥穗,還要有稻穗,因為南方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正是這個細節,讓國徽真正成為代表全國農民的共同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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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清華方案的設計稿仍存放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檔案館,泛黃的草圖紙上還能看到林徽因用紅鉛筆勾勒的稻穗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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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麥芒線條更自然,她曾讓助手從農科院借來真實稻穗觀察,最終畫稿里的每顆稻粒都帶著灌漿期特有的飽滿感。
許多網友在這枚國徽問世近七十年后,于社交平臺曬出那套落選方案時,點贊數最高的評論寫著,就像用青花瓷裝點煉鋼車間,高雅的玉璧風格,在當年機器轟鳴的建設熱潮中,顯得過于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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