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巔峰到隱退：民國“財長”宋子文的無奈

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后，在增收節(jié)支方面動了不少腦筋。增收方面，積極整理稅收，增加貨物稅和進口貨物稅率，使稅收有了較大增長。減支方面，他提出，“在戰(zhàn)爭結束以后，軍費應積極減低”；“同時一切政費，凡于經濟復員不是迫切需要的，也必須在合理范圍內極力撙節(jié)”。然而在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卻無力改變，因為國共內戰(zhàn)不止，軍費便不可能減少，而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龐大的軍費開支只能靠中央銀行墊款，也就是靠無限制發(fā)行紙幣解決。

本文首發(fā)于《中華讀書報》，原題為《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之經緯》

1945年6月25日，時任行政院代院長的宋子文，在重慶宣誓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在1930年9月、l932年8月、l944年12月三度代理行政院院長之后，宋子文終于登上了他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峰。不過，宋氏恐怕沒有料到，他在這個位子上坐了還不到兩年，1947年3月1日，便因嚴重的經濟危機和黃金風潮掛冠而去。

宋子文

接收之亂——宋子文主政受挫

根據(jù)國民政府的體制，“行政院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因此而居于行政中樞領導之關鍵位置。

此前，宋子文于1944年12月4日能夠出任行政院代院長，實緣于當年中國軍隊在豫湘桂戰(zhàn)役中連遭敗績之后，社會各界對國民政府不滿并進而累及實際主持行政院工作的副院長孔祥熙。實際上，宋子文和孔祥熙雖同為蔣介石依靠的左膀右臂，但蔣似乎更信任比較“聽話”的孔，而對比較自傲的宋則并不很放心。可是，當國內輿情因戰(zhàn)局變化而責難政府之際，蔣需要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實際擔負行政院責任的孔自然首當其沖，而自抗戰(zhàn)開始后多數(shù)時間在辦外交的宋，則因其實績而被外界寄予期望，又避開了國內政治糾葛對其個人的牽扯，還對國民政府繼續(xù)爭取外援及戰(zhàn)后經濟重建有重要作用，故蔣用宋代孔勢為自然。

就宋子文的長處主要在處理財政、金融、經濟方面的問題。作為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抗戰(zhàn)結束前主要是處理外交問題，如簽訂中蘇條約，而在戰(zhàn)后則主要是處理接收與經濟問題。

對抗戰(zhàn)勝利的迅速到來，國民政府并未有充分的估計與準備，其時宋子文仍在蘇聯(lián)談判中蘇條約，并在簽約后按預定計劃前往美國和歐洲訪問，直到1945年9月22日才回到重慶。此時，接收工作正在進行中，并已暴露出各行其是、缺乏約束等諸般問題。

平心而論，接收中的混亂與舞弊狀況，責任不能完全歸之于宋子文。混亂與舞弊多發(fā)于接收之初，是國民政府對接收缺乏準備以及對接收官員缺乏約束的結果。但宋子文既為最高行政機關首長，自亦應為此承擔其責任，他因為接收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而遭到社會各界以及輿論的批評責難亦可理解。作為國民政府的領袖，蔣介石起初對接收中的問題亦缺乏必要的關注，及至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并未反求諸己，而是更多地責備下屬，令宋子文“針對錯誤，妥擬方策，以圖補救”。

經濟重建——宋子文無能為力

1945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設立最高經濟委員會，作為負責全國經濟工作的樞紐性機構。宋子文兼任委員長。

對于戰(zhàn)后接收的大量敵偽產業(yè)的處理，宋子文決定以平賣、代售、標賣、拍賣、價讓等方式出售，直接目的為以此回籠貨幣，平抑物價，而間接目的亦有加強經濟產業(yè)國營化的深遠考慮，故戰(zhàn)后接收的敵偽產業(yè)尤其是工業(yè)產業(yè)的相當部分被轉移為國營產業(yè)。

對于宋子文而言，戰(zhàn)后經濟重建的困難尚在其次，更使他頭疼的是，如何遏制日漸惡化的通貨膨脹，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及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l946年，法幣發(fā)行額平均每月增加11％，物價指數(shù)平均每月上漲近17％，已接近于失控狀態(tài)。政府財政已完全成為赤字財政，靠印鈔票過日子。

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后，在增收節(jié)支方面動了不少腦筋。增收方面，積極整理稅收，增加貨物稅和進口貨物稅率，使稅收有了較大增長。減支方面，他提出，“在戰(zhàn)爭結束以后，軍費應積極減低”；“同時一切政費，凡于經濟復員不是迫切需要的，也必須在合理范圍內極力撙節(jié)”。然而在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卻無力改變，因為國共內戰(zhàn)不止，軍費便不可能減少，而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龐大的軍費開支只能靠中央銀行墊款，也就是靠無限制發(fā)行紙幣解決。

二中全會——宋子文備受批評

為全面檢討戰(zhàn)后施政方針的利弊得失，1946年3月1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開幕。有鑒于接收中暴露的問題和對戰(zhàn)后經濟政策的異議，宋子文在此次全會備受攻擊。

3月8 日，宋子文在二中全會作政治報告，通篇所談內容幾乎不涉政治，完全說的是“當前最緊要最嚴重的問題”——經濟問題。對于宋子文的報告及其政策和實踐，二中全會與會者在討論中有激烈的批評，其中尤以陳立夫主導的黨務系統(tǒng)為甚。在宋作政治報告前，即已對宋發(fā)起幾近公開的批評。

宋子文報告之后，二中全會部分與會者更是不依不饒，對宋發(fā)起更猛烈的攻擊。

面對與會者的批評和責難，宋子文在答詢中做了一定的辯解。他首先表示：現(xiàn)在財政上是非常困難，這種事情不要說像我這樣沒有能力的感覺困難，恐怕其他的人辦起來也感覺困難；至于說要免掉行政院院長的職，我第一個贊成；財政如此困難，我又沒有發(fā)明搖錢樹的才具，是難辦得妥當。

雖然宋子文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受到批評責難，但他仍然得到蔣介石的支持，并在蔣就此公開表態(tài)之后處境有所好轉。而且由他主導的金融開放政策剛剛實行，經濟形勢尚未完全惡化，國民黨內外對宋還有期待，蔣介石對宋也仍然表示信任，故宋子文還是渡過了此次難關。

黃金風潮——宋子文難免其責

宋子文戰(zhàn)后經濟政策的重要方面，是他實行的金融開放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將法幣匯率改為隨市場供給而自由浮動，并由中央銀行操控買賣市場。

實行金融開放政策，需要有相應的金融市場作后盾。為此，宋子文決定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為基礎，以官定價格通過上海黃金市場買賣，借此回收過量發(fā)行的法幣，汲取民間游資，穩(wěn)定通貨，并給金融開放政策以有力支撐，宋子文提出的金融開放政策在當時尚不失為穩(wěn)定經濟的途徑之一。

宋子文之所以敢于實行金融開放政策，開放黃金外匯市場，基本仰仗于戰(zhàn)后國庫庫存黃金、美元和接收物資三大儲備。1945年底，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匯儲備達到其歷來的最高峰，為85805萬美元，其中黃金為568萬盎司；蘇浙皖區(qū)接收物資實物即有棉紗4萬件，棉布454萬匹，棉花9.7萬擔，黃金51萬兩，白銀857萬兩，住宅2424幢，辦公大樓75幢，店鋪283幢，各種船舶l(fā)603艘，各種車輛6229輛；l946年僅上海變賣的接收物資收入即達6698億元。這樣大量的外匯與物資儲備，為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也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備的砝碼，使宋一度對穩(wěn)定物價有相當?shù)男判模踩〉昧艘欢ǖ某尚А?strong>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還得到急于在戰(zhàn)后進行對華資本擴張和貨物輸出的美國的支持，國民政府經濟顧問楊格(Arthur N.Young)在這一政策的制訂和實行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金融開放政策能夠順利實行的前提，是市場預期心理的穩(wěn)定，而這又需要政治的穩(wěn)定。在戰(zhàn)后國內政治前景不定、隨后國共內戰(zhàn)又起的情況下，市場對未來政治、經濟前景的預期毫無把握，黃金外匯買賣價格便極易波動，引發(fā)投機，結果不僅不能平抑物價，反而成為物價上漲的領頭羊，導致兩者之間互相刺激、互為影響的惡性循環(huán)，最終連累整個經濟大局。以后的事實表明，開放黃金外匯市場是宋子文施政期間最引起眾人非議的政策，不僅未能取得宋最初設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臺的導火索。

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案》，決定廢止官價外匯匯率，由中央銀行根據(jù)供求情形，隨時調節(jié)。3月4日，中央銀行開放外匯市場，以法幣2020元兌1美元的價格買賣美元。與此相配合，中央銀行每天以明配和暗售的方式在上海買賣黃金，控制市場走向。黃金外匯市場開放之初，因為中央銀行拋售數(shù)量甚大，尚可維持黃金外匯價格的基本平穩(wěn)。但由于實行金融開放政策時，高估了法幣與美元比價，導致外國商品大量進口，外貿入超嚴重，外匯市場售匯壓力日漸增加。法幣的持續(xù)疲軟，加上游資作祟，又造成市場拋出法幣換取黃金美元之風日甚，迫使中央銀行于8月19日宣布，將法幣與美元的比價調高為3350比1。與此同時，各色人等聚集于黃金市場，炒買炒賣，使黃金價格一路飆升，與外匯市場互相刺激與影響，很快就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1947年2月，上海黃金外匯市場價格暴漲，金價每條超過600萬元，黑市美元兌法幣比價突破l萬元，較一年前上漲了4～5倍。此時，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匯儲備已有大幅度下降，難以抵擋市場瘋狂的搶購，10日不得不停止出售黃金，由此造成市場恐慌，物價大幅度上漲，上海物價指數(shù)超過1萬倍，較一年前上漲了3倍，出現(xiàn)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金融開放政策事實上已難以為繼。

自1947年2月11日起，蔣介石連續(xù)召見宋子文并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討論經濟形勢。宋子文雖也意識到形勢的嚴重，但仍圖最后一搏，他要求蔣核減預算，節(jié)約開支，以對金價釜底抽薪。這是正孜孜于前方對共軍事行動的蔣所不可能接受的。2月13日，宋搬出美國顧問楊格見蔣，提出改變外匯匯率，繼續(xù)拋售黃金的方案，被蔣認為“決難持久”，“期期以為不可”。蔣決定實行停售黃金、管制物價、禁用外幣、取締投機等一系列經濟緊急措施。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決定自即日起禁止黃金、外幣買賣及流通，加強金融業(yè)務管制；將法幣與美元比價調高為12000比1；嚴格管制物價；實行主要日用必需品對公教人員的定量定價配給制度。

黃金風潮的爆發(fā)，標志著宋子文以金融開放維持經濟穩(wěn)定政策的失敗，其間不能說完全沒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如指定交易金號所選非當)，但更多是在通貨惡性膨脹、政治形勢不穩(wěn)、內戰(zhàn)烽煙四起、政府信用下降狀況下所致的必然結果。

經過實行近一年的金融開放政策，中央銀行擁有的外匯儲備約減少了45372萬美元，黃金減少了約331萬盎司，較原先的數(shù)量均減少了一半以上，但并非如當時外傳之消耗殆盡。然而由于財政當局操作上的機密色彩，事發(fā)后又刻意封鎖信息，使得黃金風潮的影響被人為擴大，加上傳媒的渲染和國民黨內復雜的派系矛盾，結果導致了政府的改組。

掛冠而去——宋子文退出中樞

黃金風潮爆發(fā)，導致經濟危機，引發(fā)全國社會動蕩，輿論嘩然，對國民政府帶來相當大的沖擊，宋子文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一向有“大炮”之稱的立法委員傅斯年，連續(xù)發(fā)表政論，以極為尖銳的文辭，痛責宋的經濟政策“不特不足平抑物價，反而刺激物價”；因此要挽救危機，“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傅文一出轟動朝野，成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彈。2月1 3日，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主持院會，決定派何漢文等四委員前往上海徹查。在14日和l5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和立法院會議上，部分與會者又對宋發(fā)起猛烈攻擊，要求其辭職下臺。

對宋子文的處境更為不利的是國民黨內對他的不滿與攻擊。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及其他派系早就對宋的經濟政策不滿，陳立夫曾多次當面指責宋經濟政策之不當。1946年7月28日，蔣介石致電陳立夫，告其“以后對外不可再發(fā)表對于經濟財政有關之言論，須知此時無論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擔任財政與經濟必無良效，只有增加黨團之艱危，尤其是社會紛亂，敵黨環(huán)攻之時，更不能自相攻訐，以加張敵方之力量也。”但陳似乎并未因此而噤口不言，仍“批評宋子文經濟政策，一對生產緊縮則通貨更膨脹，二對國產工業(yè)認為不足重輕，三國營不應贏利。”對行政院長職位有所期許的立法院院長孫科和重慶行營主任張群，亦對宋不無批評。黃金風潮的爆發(fā)，為這些對宋不滿的派系和個人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本來，蔣介石對宋子文處理經濟問題還是比較信任的，對金融開放政策及黃金、外匯買賣的具體情況也未多加過問，他更關心的是對共軍事問題。但宋子文的政策最后導致經濟危機與社會動蕩，并引發(fā)對國民政府的信任危機，激化了國民黨的黨內矛盾，使蔣介石頗為惱怒，決定換人。2月28日下午，蔣約宋談話，告其明天立法院會議將對其大加攻擊，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須辭職。蔣名為關心宋的處境，實則暗示宋提出辭職，但宋未予明確表示，談話沒有結果。當晚，蔣再約宋，告以不必出席為宜，宋謂只好辭職，蔣允之。由此觀之，宋本未準備立即辭職，他的下臺實為蔣的決定。

1947年3月1 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宣布政府改組，自兼行政院長。

宋子文辭職后，暫時隱居南京。此后，宋子文雖于4月18日出任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9月13日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繼續(xù)當選為中常委，但已基本退出國民黨的中樞政治決策，他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曾經有過的政治影響似已在消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