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金融化時代農業資本積累方式的轉變——基于中國西南高地瑪咖產業發展的民族志研究

阮池茵

貴州財經大學

公管學院

副教授

丁玲

安徽師范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講師

金融化時代農業資本積累方式的轉變

——基于中國西南高地瑪咖產業發展的民族志研究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 | 阮池茵、丁玲

責任編輯 | 向靜林

全球農業食物體系的金融化議題日益受到關注。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流通領域的投機積累活動，本文將生產的維度包括進來，從整體性的角度考察農業領域資本積累方式的改變，以求更全面地把握農業金融化的特點及其對農戶生產的影響。通過對瑪咖產業的考察發現，基于種源壟斷的產業鏈控制既是農業投資者獲取壟斷利潤的有效途徑，又是其捕獲投機利潤的基礎。研究表明，農業金融化不僅是資本積累的投機化轉向，而且是資本積累壟斷性的增強。在壟斷的積累結構中，小生產者無法憑借低成本經營贏取市場生存和發展，他們往往還是投機贏利模式下的危機承擔者。

一、引言

筆者初次到云南省永康縣松坪村是在2010年冬。雖是冬天，高原的陽光卻令人舒適愜意。村子坐落在山間的一個小平壩上，地里的莊稼已收完，而備耕工作尚未開始。村民有時到山上找柴火，收集松毛干枝，更多時候是在太陽底下圍坐打牌，做針線活，聊家長里短，抑或自個慢悠悠地卷起煙絲。男人和女人分開，形成各自的圈子和地盤。我和伙伴們流連在不同的圈子，展開各自的攀談和農業生計調研。“蕎子”今年少收不夠用了，“羊子”要趕去更遠的山頭才有草，“小豬”不吃東西了，“西北角的地”鬧水澇，反映給村委會卻不得解決……諸如此類的小農生計話題被反復談論。以至當我離開村子到縣城的頭天晚上，腦子里仍在回想著“蕎子”和“羊子”，眼前電視屏幕快速閃動的畫面和跳動的數字財經報道顯得遙遠陌生，而這只不過才過去一個月的時間，便足以讓我產生了人類學工作者從田野返回后對己文化的疏離感。

然而，當我2014年再次返回此地時，發現村里人的生活已然起了變化。距離村子十幾里的鄉上出現了一個超市，而過去只有一些小商店。村民更為頻繁地往來于鄉村和縣城，購買各種生產生活物資，人們似乎開啟了一種新生活。我明顯地感覺到當地的一種緊張而興奮的氣氛。在田邊地頭、屋里屋外，甚至在開往縣城的小客車上，人們碰面便熱切地談論“瑪咖”“附子”“重樓”。這些東西跟莊稼同樣是從地里長出來，卻有機會在收獲后收入幾千甚至幾萬元，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它足以牽動人們的神經。不僅是松坪村，整個永康縣都進入到一種投資熱潮之中。有錢的到處“包地”種，或四處收購囤貨，沒錢的也努力想辦法種上三幾畝，甚至借錢投資，以“搏一搏”好行情。這種狀況猶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里新興的股票市場，讓社會各階層都卷入到了投資的狂熱中。在永康縣里，人們如談論股票那樣談論著各類藥材的漲跌走勢，討論來年到底種哪個品種才能獲得好價錢。他們常常津津樂道某村某人種植藥材發家致富的傳奇故事，有如傳頌神話中的英雄人物，傾注了贊嘆和敬羨。與傳說人物不同的是，那些造富英雄就真切地生活在自己身邊，觸手可及，這種激勵更是讓人心潮澎湃。

相比中部和沿海平原地區，西南高原山區農業的市場化進程相對遲緩。然而近年來隨著城市資本向農村的涌入，加之政府產業扶貧項目的推動，當地農業生產結構正在發生快速轉變，高經濟價值作物日益取代糧食作物，在家庭農業生產中占據了重要比例，農戶迅速由自足型生產轉向市場導向型生產。那么進入市場的農戶實際境遇如何，他們是否可以通過參與投資博弈來贏得更好的發展？本文通過對滇西地區瑪咖產業發展的考察來回應這一現實問題。

如何讓農民群體富裕起來？中國農業應該走怎樣的發展道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此類問題的探討未曾停息。相關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類，分別代表不同的理論傳統，即現代經濟學、小農經濟學說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依照現代經濟學觀點，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對傳統農業進行資本化改造，推動農業與市場的接軌。這種理論觀照下的政策主張在我國的實踐是鼓勵資本下鄉，通過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帶動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厲以寧，2013；陳曉華，2015）。基于此，一些學者認為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主要是國家力量的干預（龔為綱、張謙，2016；馮小，2017）。然而這種觀點卻遮蔽了農業轉型背后的原動力，即資本的擴張及其積累的新要求。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推行經濟改革以來，資本得到了極大的積累。進入21世紀后，傳統工業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大量無法為傳統產業所吸收的過剩資本開始找尋新的積累空間。在這種背景下，農業和農村成為資本投資的新目標。與此同時，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大量增發貨幣的危機抑制策略。中國亦推開了大規模資金的經濟刺激計劃，由此進一步推動了資本向農業和農村的大量轉移。

對于資本化的農業發展路徑，學界形成了兩種批判性觀點。一種觀點強調家庭農業經營的合理性，主張以小農戶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路徑，其理論淵源可追溯至恰亞諾夫（1996）的小農經濟學說。黃宗智等學者進一步提出，新時代中國高值農產品市場的出現為農戶創造了發展契機，農戶完全可以通過勞動資本密集型的“新農業”經營來鞏固生存和促進發展（黃宗智，2018）。同樣基于家庭組織優勢，一些學者提出土地流轉背景下適度規模的商品化農業經營正在催生一個“中農”階層，并寄望他們可以成為中國現代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中堅力量（陳柏峰，2012；賀雪峰，2015）。不難看出，小農經濟學派的發展方案實際上是基于家庭農業經營的市場化路徑。依據他們的主張，市場機會或擴大的市場規模被看作發展的關鍵，而當前的市場仍被視作一個自由競爭的場域，農戶能夠憑借自身獨特的經濟邏輯，結合縱向合作、政府扶持等條件來贏取市場競爭，開拓自主的發展空間。另一種觀點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相關學者同樣對資本主導型發展持批判意見，但同時也指出了小農經濟學派靜態視角下發展愿景的脆弱性（Bernstein, 2009）。事實上，隨著市場化的深入，無論是小農自身的經濟行為還是他們所面臨的外部市場環境均在發生著快速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正如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農戶或越來越多地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取代，或附屬于資本主導的產業鏈條，服務于資本積累的需要（嚴海蓉、陳義媛，2015；黃瑜、郭琳，2015；陳義媛，2016；陳航英，2020）。

在以上爭論中，就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而言，小農經濟學者強調了家庭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并假設了一個自由競爭市場的存在，農戶在其中能夠以低成本經營優勢贏得生存和發展空間，而馬克思主義學派則突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力量的持續增長。雙方爭論的焦點在于：隨著資本在農業領域的進一步擴張，小農戶是否仍能夠保持活力，維持良性的發展空間。要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家庭農業發展今天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二、資本主義金融化轉型與全球農業食物體系重塑

近年來，隨著農業商品化進程的加速，有關農產品價格暴漲暴跌、產品滯銷傾倒的報道日益充斥各大媒體，諸如“蒜你狠”“豆你玩”“棉花瘋”“蘋什么”等熱詞以及“豬周期”“爛菜倒奶”等報道，深切反映了農產品價格輪番大幅漲落的現實情況以及過剩危機頻發的現實問題，表明我國農業生產受到結構性矛盾的困擾。各地農戶在反復上演的價格過山車式運動以及市場過剩與短缺的循環震蕩中遭受生計打擊和破壞。

主流經濟學界常常將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原因歸結于種種具體外力因素的影響，比如氣候異常、種植面積變化、非洲豬瘟等，卻并未探究其內在的制度性根源。在上述現象中，除了市場經濟制度下固有周期性供需矛盾造成的價格波動，媒體還紛紛揭露資本“炒作”之手引致的價格漲落。對于后者，一些學者判斷資本操控只是少數現象，其依據是今天的農業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并沒有足夠的資本力來操縱市場、干預價格走勢（黃宗智，2012，2018）。另一些學者則注意到金融資本的投機活動與農產品價格波動的聯動性，并以“金融化”的概念對投資者通過農業衍生品交易來謀求利潤增長的現象進行描述和分析。其中尤其受矚目的是大宗商品如糧食的金融化（翟雪玲等，2013；溫鐵軍等，2014）。同時，小宗商品也越來越多地被作為金融投資品（張成思等，2014），成為資本套利增殖的工具。事實上，近二十多年來，金融化已滲透到我國經濟的各行各業，影響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住房的投資品化及其價格的快速上漲便是其典型表現。那么，作為分析中國新經濟現實的重要概念，金融化應該如何來理解？

阿瑞基（2011）等一些西方左翼學者將當代金融化的起因追溯至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認為金融化是資本應對利潤率長期下降、解決過度積累危機的產物。基于阿瑞基的研究，克里普納將金融化定義為一種積累模式，即利潤的產生日益來自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生產渠道（阿瑞基，2011；Krippner，2005）。拉帕維查斯同樣認為金融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金融利潤的增長，并進一步提出通過考察不同經濟主體的行為變化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來對金融化進行界定，具體包括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行為、金融企業的運作以及工人的金融實踐等，它們共同形塑了資本主義的金融化轉型（Lapavitsas，2014：36-37）。

列寧和希法亭對資本主義的金融化發展亦早有關注。他們以金融資本為中心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壟斷發展趨勢。在他們看來，金融資本是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在共同利益支配下逐漸融合而成的產物（希法亭，199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613）。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本形態，金融資本統攝了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職能，形成對金融和生產的統合支配，并由此促生了新的積累邏輯。與當代西方左翼學者重點突出金融資本的投機積累邏輯不同，列寧同時強調了金融資本的壟斷積累邏輯。他指出，金融資本不僅從金融市場獲得數額龐大的投機利潤，而且通過“參與制”控制實體工業產業以攫取巨額壟斷利潤，并由此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統治力量（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613-624）。按照列寧的邏輯，金融化實際上是金融資本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占據支配地位的過程。金融資本的利潤來源既包括投機性渠道，又包括生產性渠道。

在農業和食物領域，2007—2008年的全球糧食危機促使一批學者開始關注金融投資者在食物體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指出金融化現象在食物供應鏈各節點上均可觀察到，涉及農業風險管理、食品貿易和加工、食品零售、土地交易，等等（Burch & Lawrence，2009；Isakson，2014）。相關研究主要在兩個層面呈現了農業食物部門金融化的發展形式。

其一，農業衍生品的迅猛發展，為金融投資者開拓了新的利潤渠道。2000年以來，伴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快速發展，投資者對農業洐生品的投資急劇增加。研究者認為這種情況導致了糧食價格的上漲和日益波動（Ghosh et al.，2012；Clapp，2014）。衍生品的發行和交易也成為農業食品公司日益倚重的利潤渠道（Murphy et al.，2012）。同時衍生品的兜售還面向農戶。研究者指出，金融衍生品日益取代道義經濟和政府公共項目，成為農業風險管理的重要角色，然而這非但不能保護小農免受農業不確定性的影響，反而讓他們面臨更大的風險，進而造成對生產的干擾和破壞（Breger Bush，2012；Isakson，2015）。

其二，企業治理模式變革與農業食品公司的金融化。一些研究顯示，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保險基金、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正越來越多地對實體經濟進行直接的投資，并由此徹底改變了企業的治理模式。伯奇和勞倫斯（Burch & Lawrence，2013）在對私募股權財團收購連鎖超市的案例研究中指出，這些新興的機構投資者對接管企業的長期運營和競爭力建設并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在這種短期主義投資邏輯主導下，食品零售企業亦改變了自身的贏利模式，越來越多地涉足金融活動，比如向消費者提供保險、信貸等金融服務。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食品貿易和加工領域。大型食品貿易商和生產商紛紛部署自己的風險投資部門（Murphy et al.，2012；Isakson，2014），追求短期套利活動。基于此，伯奇和勞倫斯提出，一個“金融化的食物體制”正在形成，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日益參與到農業食物系統中，而農業食品公司日益像金融企業一樣行事（Burch & Lawrence，2009）。它顯示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界限已變得模糊。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金融資本的積累邏輯和力量正在重塑全球農業食物體系，對傳統生產、流通和分配方式形成深刻改造。這些研究對我們理解農業食物部門的金融化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當前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投資者（包括農業食品企業）在金融領域的尋利活動及其影響，卻很少關注他們在生產領域的積累活動。這與相關學者將金融與生產分離的研究視角不無關系。在這種二分法視角下，金融化作為表述當代資本主義新經濟特征的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為資本積累的投機化。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一些學者才會將土地投資者的生產性投資作為一種逆金融化進程的現象來加以討論（Fairbairn，2014）。而投資者通過掌握產業關鍵性資源來攫取產業壟斷利潤的問題便因此沒能進入相關研究者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福斯特等人所言，沒有對資本壟斷權力的剖析，就無法真正理解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及其金融化問題（Foster et al.，2011：50）。鑒于此，本文將生產的面向納入考察，從一個整體性的角度來理解農業領域的金融化問題。

在中國，農政學界仍未對農業金融化的發展和影響給予足夠的關注。無論是小農經濟學派還是馬克思主義學派，均較少從金融化的角度去探討資本在農業食物領域的擴張。有學者指出，自2008年以來，由于金融資本的支持和推動，企業資本對中國農業的投資出現了激增（Yang & Hisano，2016）。其中尤其受矚目的是互聯網巨頭、大型房企、農化巨頭以及大型農企的全產業鏈項目，如阿里、聯想、新希望、“碧萬恒”等等。這些企業不僅自身資本充沛，而且有很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很多自身也在從事金融活動，實際已是一種類金融企業。與此同時，國際金融資本亦加速了對中國農業食物部門的投資。王紹光等學者（2013）對大豆產業研究顯示，投資者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對跨國企業進行投資，進而促進跨國企業對大豆產業鏈的全球整合和壟斷控制。

這些研究說明了企業資本如何在金融投資的推動下進入農業，加速了中國的農業轉型。與此同時，金融市場以及實體市場中的投機活動對農產品價格的塑造和影響亦日趨顯著。這些現象表明了農業金融化在中國的興起，即農業食物的生產和流通越來越多地受制于金融資本的積累邏輯和力量。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農業的發展轉型呈現怎樣的特點？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出現了什么樣的新變化？這種變化如何影響農戶的生產和生計？本文通過西南山區瑪咖產業發展的案例，從產業鏈的整體性角度對以上問題進行考察，以求增進對農業金融化的理解，同時探討它對家庭農業生產的影響。

本文的主要田野點在云南省永康縣。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筆者曾多次前往該地區開展長時段的田野調查。調研涉及群體主要包括企業、種植大戶、商戶、農戶、各級政府部門等。永康縣多為丘陵山地，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本文所涉及的農民群體大多居住在海拔2000~3000米之間的山谷地帶，傳統上以種植馬鈴薯、玉米、苦蕎等糧食作物為主。近年來，當地農戶開始轉種以中藥材為主的各類經濟作物，如重樓、金鐵鎖、附子、續斷，等等。在2012—2015年，席卷整個滇西高原地區的種植熱點是瑪咖。

三、制造市場：資本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雙重驅動

2011—2015年，瑪咖在中國保健品市場上異軍突起，受到廣大消費者的追捧，并由此在西部高原地區掀起了種植熱潮。這種原產于南美秘魯的十字花科植物根莖外形與永康縣農戶種植的圓根（蕪菁）相似，但價格卻有百倍乃至千倍的差距，因而對種植者形成強大的吸引力。當地農民雖熱心于瑪咖種植，但他們對瑪咖的保健神效卻始終將信將疑，畢竟其模樣跟他們熟知的圓根相近。

那么，這種來自南美的貌不驚人的小眾作物是如何在中國變成家戶喻曉、風靡大半個中國的高奢保健品的？商人們的說辭是，“因為現在中國人的保健意識增強了，他們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似乎這是消費者主動追求的結果。人類學家西敏司（2010）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通過追溯近代資本主義蔗糖業的發展史，揭示了蔗糖生產和消費興盛背后的資本權力及其運作機制。正如蔗糖食品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大流行一樣，瑪咖走紅也并不能簡單歸因于人的欲望驅使，我們需要探究它背后強勢的資本運作和利潤追逐。

瑪咖的尊貴身價與宣傳造勢分不開。早在瑪咖走紅之前，就有權威專家學者撰文示意瑪咖與性功能的關聯性。商人們不失時機地將專家觀點作為關鍵賣點，并以奇思妙想的語言為瑪咖冠以“天然荷爾蒙發動機”“秘魯人參”“安第斯山神賜予的珍貴禮品”等稱號。這些稱號除了洋背景，還混合了中國傳統養生元素以及現代生物科技概念，為瑪咖塑造了一個高端保健品形象。同時，高海拔山區“綠色”“原生態”的環境要素亦被用來為產品價值加碼。一時間，大量有關瑪咖營養功效的科普推文和軟文涌現在各類網絡社交媒體與大眾媒體上。在這些綺麗的文字和圖片中，瑪咖可以降三高、促生育力、提升免疫力、助睡眠、增強記憶力，等等。這些神奇功效幾乎網羅了所有年齡層次的消費群體。

除了圖文攻勢，筆者在2015年還親歷了在永康縣城中心廣場舉辦的一次現場推廣會。廣場上人頭涌動，主要是來自各鄉鎮的農戶、種植大戶、企業、商戶、消費者等，主講方則包括龍頭企業、品牌酒企、經銷商、政府部門、高校等，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龍頭企業利景生物科技開發公司（以下簡稱利景公司）負責人，大家尊稱他為“李老師”。李老師語言生動活潑，以現身說法的方式介紹了瑪咖的強大功效，并回顧自己離開高端科技行業轉而創辦“瑪咖事業”的歷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經濟回報，以及未來瑪咖市場前景的可期性，力圖證明每個人都值得長期投入到“瑪咖事業”中。演講贏得了場上熱烈的掌聲。來自大理的種植大戶張先生表示，李老師的故事他之前已在不同的場合聽過，“李老師太牛了，每次聽了都很讓人振奮”（訪談記錄，20151120）。顯然這種勵志敘事針對的對象不只是消費者，更多的是張先生這樣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戶。

資金投擲更為豪放的造勢活動是電視媒體廣告。據記者報道，占據瑪咖產品市場份額最大的盛力生物公司在廣告方面投入了巨額資金。2013年該公司投入了數億元的廣告費用，包括“在全國15家衛視、3個養生欄目播出廣告，每個欄目的播出時間大約是30分鐘，每天費用都差不多要100萬元”。在強大的營銷攻勢下，該公司的銷售額從2011年開始逐年10倍增長（楊麗芬，2014）。

如此，在專家知識、政策扶持、媒體廣告、廣場營銷的聯合孵化下，瑪咖迅速紅遍大半個中國。實際上，早在消費熱潮興起之前，瑪咖就已經成為證券市場的關注熱點。大量有關瑪咖的產品信息、市場行情分析、企業投資項目信息等被發布，顯示出資本市場對這種能夠提升人的生育力、迎合現代人亞健康焦慮心理的生物產品盈利能力的信心和期待。尤其是在2011年瑪咖獲得衛生部“新資源食品”認證后，資本市場更是為之雀躍。各路資本不斷涌進這個行業，包括來自藥業、酒業、食品業、飲料業等領域的生產商和品牌商，以及大小種植戶、銷售商等。一個瑪咖產業王國迅速膨化生長。

隨著投資者的大量涌入，瑪咖種植面積迅速擴大。2011年瑪咖的種植主要限于麗江，面積為0.3萬畝，到2014年已近15萬畝，種植區域從云南延伸到四川、貴州、甘肅、青海、西藏等省區。但擴大的產能并沒有使得瑪咖價格因競爭加大而下行，價格反而不斷攀升。根據記者的市場調查，2011年云南黃瑪咖干貨批發價為每公斤220元，到2014年，連品相最次的瑪咖都升至400元，被認為品質上乘的黑、紫瑪咖價格甚至高達千元（王志靈，2016），而市場零售價至少是批發價的3倍。價格更為高昂的是深加工產品。在淘寶、京東等多家電商平臺上，各類瑪咖產品如膠囊含片、酒水飲品、禮品糕點等售價從數十元到數千元不等，甚至有幾款100g瑪咖萃取精片禮盒售價高達3萬~5萬元。

2014年12月的收獲時節，瑪咖價格達到歷史高位。永康縣的種植戶和商戶向我描述，在交易最活躍的時候，瑪咖價格就像股票價格一樣每天都在變，整個縣城都在為瑪咖而沸騰。但瑪咖的暴發性上漲行情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2015年1月中下旬，市場的火爆交易開始冷卻，到了2月，市場便全然停擺。對于這種爆紅爆冷的市場狀況，媒體和一些有經驗的投資者認為是“游資”聚集進入市場炒作所致。2014年11月，瑪咖果實未熟待挖，一批外地商人便開始進入滇西各地鄉村以高價跟農戶訂購瑪咖，并散播瑪咖市場需求大、價格行情好之類的信息，由此激起了各地搶購瑪咖的風潮。在永康縣，大小商戶甚至普通民眾都蜂擁加入了“搶”瑪咖的行動。瑪咖價格迅速被抬高至“天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核心利益集團在價格高位將瑪咖出手離場，大量后進接盤的中小投資者的貨物便堵塞滯銷，市場交易陷于停頓。

民間和媒體所說的“游資”指的是在各類實體市場和金融市場之間流動、試圖尋求短期高回報的資本。對于中國近年來日益頻繁出現的農產品價格波動問題，除了期貨投機因素的作用，社會各界亦關注游資或中間商現貨囤炒活動的影響。按照他們的解釋，游資慣常的投機方式是：首先在低價位時大量囤積貨物以控制貨源，之后以炒作手段抬高市場價格，最后在高價位將囤貨出手并獲利。然而，這種將流通與生產割裂的分析路徑卻忽略了產業鏈核心企業在價格上漲機制中的作用，遮蔽了企業的定價權，以及企業通過推動投資需求來拓展利潤來源、進而影響價格走勢的問題。

從上述瑪咖市場的興起和發展過程可以看到，瑪咖的消費和投資熱潮并非由單純的消費欲望或所謂市場自發力量所驅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數不多的大型投資集團所引領和推動的。這些大型投資者組織起專家知識團隊、政府政策體系以及市場輿論體系，打造出一種由新生物資源概念所包裝的新型保健品，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新的市場空間。在這個新市場中，瑪咖不僅是一種消費品，而且更多地被作為一種投資品，為投資者提供了新的獲利途徑。主導型投資集團在竭力拉動消費需求的同時還不遺余力地刺激投資需求。他們通過產品功效概念建構、市場前景鼓吹、交易緊俏氣氛渲染等炒作手段來強化人們對瑪咖市場旺盛需求和價格上漲的判斷，以吸引投資跟進，并最終將廣大民眾組織到投資市場中，共同推動了對這種新資源食品的龐大需求。換言之，今天的市場尋利者不僅制造消費品市場，同時還制造投資品市場，由此極大拓展了市場空間，形成了一個由雙重利潤渠道所構成的市場體系，為資本提供了雙重的積累空間。

四、雙重回報：基于產業鏈控制的雙渠道資本積累

如上文所述，瑪咖成功的宣傳造勢為其帶來了市場繁榮，并由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民眾進入到這個行業中。隨著投資量的增加，市場價格也不斷提升，而價格的提升又吸引了更多的投資進入，從而又進一步推高價格，并最終形成“天價”瑪咖。這里面投資者的“羊群心理”固然是一個影響因素，但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誰是過去幾年來瑪咖價格與投資互促螺旋式上升的受益者？又是誰成為泡沫破裂危機的承擔者？

一些學者通過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機制的研究揭示出，強勢企業往往利用結構性權力掌握了商品的定價權，并基于此占取了大份額的市場利潤（黃河等，2013）。同樣立足于結構性權力視角，王紹光等人（2013）指出，跨國企業的定價權源自它們對全球大豆產業鏈的壟斷控制。瑪咖作為小宗商品，雖然其經濟規模不能與大宗商品相提并論，然而資本的運作邏輯是相似的。下文將以利景公司為例，說明瑪咖產業龍頭企業如何通過產業鏈的整合和控制來確保自身的市場地位以維持產品的高定價，進而實現產業的超額壟斷利潤和投機利潤。

利景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全國較早從事瑪咖種植和產業化開發的企業。在瑪咖產業發展初期，該公司與A科研單位共同控制了瑪咖種源市場，進而憑借先發優勢，搶先占據了大份額的產品供給市場。在生產方面，2009年利景公司在滇西地區建立了2200畝的種植示范基地，2012年擴建到8000畝，同時開始不斷向周邊地區和省份擴大基地范圍，推動各地農戶參與擴大產能，包括宣稱已在滇西地區擁有6萬畝基地，并著手要在四川省的甘孜州和阿壩州建立30萬畝示范基地。隨著2011年瑪咖市場不斷升溫，該企業開始加速拓展產業鏈經營。

第一，種源控制。利景公司實現產業鏈整合的關鍵是對種源市場的壟斷。由于瑪咖是外來新物種，普通投資者和農戶無法獲得種子來源，亦缺少進行種子種苗繁育的技術經驗，甚至栽種環節對于新手也存在不易克服的技術障礙和需要承擔的生產風險。而對于行業先行者利景公司，這樣的技術堡壘卻成為其得以掌握產品定價權的前提條件。根據早期與利景公司合作的農戶描述，利景公司關于瑪咖育種育苗的環節都會避開農戶的參與。

第二，種植生產環節控制。在掌握種源和中下游市場渠道的情況下，企業很容易實現對種植生產的控制。利景公司主要采用“公司+基地+農戶”的方式組織生產。具體做法是：企業提供瑪咖苗和種植技術培訓，農戶出土地和勞動力，產出品由企業回收，價格統一為每公斤12元。這種訂單生產的有效實施有賴于企業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在此基礎上通過合同條款對農戶生產進行約束，包括價格設定、生產標準、產品銷售等，進而得以支配農戶生產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在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利用的基礎上實現產業利潤的最大化。

第三，加工和銷售環節的縱向整合。利景公司采用控股、參股、合同的方式分別與21家企業建立了合作關系，包括加工企業、著名品牌商和經銷商。利景公司與生產企業的合作不僅是為了通過貼牌生產獲得深加工產品利潤，同時是為了將農戶提供的廉價初級產品轉售給加工企業作為原料，以確保種植環節的利潤實現。在市場方面，除了與多家品牌商和大型經銷商進行合作，利景公司還以加盟的形式設立了600多家專賣店，由此建立起全國范圍的銷售網絡。通過對中下游環節的縱向整合，利景公司強化了對上游種植生產的控制，而對上游產品供應渠道的掌控反過來又能夠對中下游企業形成制約。

第四，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盟。除了產業鏈的縱向整合，利景公司還通過合資的方式與其他企業開展橫向合作。例如，2011年6月，利景公司與C旅游業上市公司和D藥業上市公司三方合資成立了一家新的生物科技公司E，目的是將自身在種源和種植方面的優勢與C的旅游購物渠道資源、D在保健品領域的品牌營銷優勢結合起來。而這家新合資公司E又與知名藥業公司F建立合作，進行深加工產品的貼牌生產，推出了自己的系列產品。同年8月，利景公司以同樣的方式與G三農科貿發展公司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H。通過這些橫向合作，利景公司迅速擴大了自身的市場勢力。與此同時，利景公司積極推動并參與了瑪咖種子和產品質量行業標準的制定，試圖以此限制競爭者的市場準入。

至此，在種源控制的基礎上，利景公司通過對產業鏈的縱向整合與橫向聯盟，在瑪咖的產供銷方面形成了結構性權力，并由此獲得了產品定價權。企業市場權力的獲得與其技術和資本優勢分不開。從該公司的資金背景可以看到，其母公司B是一家藥業上市股份企業。地方政府發布的招商引資信息明確說明，利景公司是B公司成立的子公司，資本市場中的一些投資分析亦有同樣表述。然而B公司公開的年度報告中并未顯示利景公司的存在。除了提供產品研發技術支持，母公司的品牌效應還為利景公司贏得了資本市場的關注和信心，由此形成相應的融資優勢。一些學者的研究顯示，私募股權公司正日益成為中國中小型農企的重要融資渠道，對初創期農企的發展壯大起到了關鍵作用（Yang & Hisano，2016）。同時，商業銀行也越來越多地對具有發展潛力的農企進行股權投資。例如德意志銀行和高盛集團對中國肉類食品企業和養殖場的收購。而成熟期的企業則可以通過企業上市、股票發行的方式從金融市場聚集資本。總之，由于金融資本的參與，今天農業企業對產業鏈的建構和控制已變得容易實現。而對于金融資本來說，對農業企業的投資不僅讓自身得以參與產業壟斷利潤瓜分，且能夠通過炒作股票或推動企業上市來獲取高額投機利潤。也就是說，金融資本的利潤目標同時包括生產性收益和投機性收益。這正是列寧和希法亭所論述的金融資本通過創立或收購實體產業進行財富積累的現代形式。

對于企業來說，產業鏈掌控同樣為自身帶來了雙重收益。如前所述，瑪咖一路走高的價格動員了包括廣大農戶在內的投資者，讓他們不斷參與進來。一方面，數量龐大的中小投資者與其說是競爭者，毋寧說是種子種苗的消費大軍，能夠為產業鏈掌控者帶來大量的壟斷利潤。因此，為鼓勵農戶的投資，企業甚至為農戶提供了融資支持，在農戶繳納定金后向其賒銷種苗，以此擴大種苗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隨著價格的不斷高漲，包括種子種苗、初級產品以及深加工產品的價格均一并水漲船高，從而為企業帶來了因投資品價格上漲而產生的投機利潤。此外，在金融市場方面，對瑪咖產業鏈的掌控可以影響企業的股票價格走勢，從而為企業股權持有者帶來相應的金融收益（如C和D公司）。如果利景公司未來能夠獨立運作上市，亦可以為其創辦者帶來巨額的金融利潤。可見，對產業鏈的壟斷控制同時是資本實現投機性積累的基礎。

那么，利景公司的實際生產收益情況如何？以種子種苗來說，根據筆者在永康縣的市場調查，2014年和2015年的育苗前期，“黑瑪咖種子”售價為每公斤6萬元~7.8萬元。按畝產8~10公斤計算，意味著每畝種子收入可達數十萬元。而種苗的利潤更是可觀。“黑瑪咖苗”的市場價格是每盆120~170元，而其育苗成本僅為10元左右。這中間的差價便是種苗經營者的巨額壟斷利潤。其實質是壟斷資本通過定價權對廣大中小種植戶的一種強制性剝奪。

實際上，瑪咖的顏色區分也是資本建構價格的一種策略。根據當地農技人員的意見，瑪咖果實表皮顏色的深淺并非瑪咖品種性狀差異造成，而是在生長過程中因土壤類型、施肥條件、海拔高度及氣溫條件的不同而發生的隨機變化。這種隨機性色差卻被用來為價格加碼，被宣傳為顏色越深功效越好，因而相應的種子種苗價格也就越高。2014年市場炒家介入后，黑瑪咖更是在投機性購買中被抬至“天價”，從而直接影響了后續種植戶的種苗選擇，促使他們普遍不惜支付更高的成本來購買“黑瑪咖苗”。不難看到，“天價”種子種苗是在兩種推力作用下形成的，一是資本的壟斷意志，一是資本炒作催化的所謂市場自發力量。

瑪咖高價種子種苗問題只是滇西地區中藥材產業發展中的一個縮影。根據筆者的調查，除了政府產業扶貧項目，當地各類常規中藥材均存在高價種子問題，且輪番出現價格“過山車”現象。如金鐵鎖2012年種子價格為每公斤1000元，到2013年4月種植季價格則攀升到6000元，而在同年8月種子收獲季，其價格卻跌至60~100元。不單是滇西，其他地區亦經歷著同樣的情況。根據青海方面的信息反饋，同一時期當地的黨參種苗亦被賣到了“天價”，而在農戶大量投入之后，2014年產品市場價格卻急劇滑落，哀鴻遍野。

在金融增殖邏輯對產業發展的主導下，過剩危機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隨著各類投資者大量跟進，瑪咖的生產迅速擴大。同時，投資者競相囤貨的行為使得貨物的積存量也在增加。當瑪咖大量積存，生產過剩已經實際出現時，投機性購買造成的市場虛假需求卻仍在刺激生產的繼續增長，使得生產愈發偏離實際的消費需求，最終導致嚴重的生產過剩。2014年市場炒家的操作在客觀上將過剩危機轉嫁給了后進的投資者。因而當核心利益集團在價格高位出貨離場后，大量無法為實際消費市場所消化的過剩產品便顯現出來。而炒作效應的進一步發酵又促生了新一輪的危機。2015年，受到虛假價格信號指引的廣大農戶蜂擁而上，加入了種植大軍，全國生產呈爆發性增長，種植面積比2014年擴大了4倍。毫無意外地，2016年瑪咖種植產品市場全面崩塌，整個西部地區卷入瑪咖生產的種植戶均血本無歸。在這個過程中，大型投資者往往更有能力規避風險，甚至將危機作為開拓新利潤來源的契機。在2014年各類投資者仍高歌猛進的情況下，利景公司就已退出了永康縣的生產，轉而從后續種子種苗的膨脹需求中獲取進項。而大部分其他企業和大戶亦在2015年退出了種植。也就是說，過剩危機的主要承擔者是后續跟進的以農戶為主體的中小投資者群體。由于市場崩盤，利景公司的瑪咖產業發展項目或許因此遭受了挫折，但它的“輕資產”外包模式所具有的靈活性卻大幅降低了自身的風險承擔。事實上，借助瑪咖產業的擴張，利景公司已搭建起一條完整的農業產業鏈條。在這一過程中，企業的生產能力實際上是得到了加強。

在農業產業鏈開發中，利景公司還積極投入土地的流轉和購買。如2011年利景公司購買了H鎮產業園區的建設用地3.1公頃，支付費用1200多萬元。同時，根據企業自身提供的信息，它在青海湖一帶以流轉的方式獲得了100萬畝土地。土地囤積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融資，而且能夠帶來潛在的增值收益。同時，土地的生產屬性還可以讓企業進一步深耕農業領域。

上述分析表明，在金融化條件下，資本對農業的投資正在快速增長，與之同步的是資本對利潤和財富汲取能力的增強。在瑪咖產業發展中，主導型投資者的利潤渠道同時包括生產性渠道和投機性渠道。一方面，龍頭企業憑借對種源的掌控實現了產業鏈整合和控制，在此基礎上通過定價權謀取超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在瑪咖及其種子被賦予金融屬性的情況下，對產業鏈的控制亦成為企業捕獲投機利潤的基礎。此外，新產品和新市場開發讓投資者得以通過推高股票價格來實現金融利潤。換言之，借助對產業鏈的壟斷控制，農業投資者可以實現多重的利潤回報。在這種壟斷和投機的資本增殖模式下，產品的定價并非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作用的結果，而是在產業壟斷資本和投機資本的合力下形成。

五、價格誘導：農戶投資行為塑造

在農民學的研究中，小農戶的能動性一直來為一些學者所強調。如農民“自我剝削”的經營邏輯構成了其市場競爭方面的有利條件（恰亞諾夫，1996）；他們基于家庭代際分工的兼業生計策略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間（夏柱智、賀雪峰，2017）；隨著市場向好，農戶通過建立市場聯結，可以從高值的新農業經營獲得生存改善（黃宗智，2018）；他們的個體主觀決策亦影響著農業資本主義進程（Mooney，1987）；他們的日常抗爭行為對資本主義具有水滴石穿的反作用力（斯科特，2007），等等。概而言之，這些觀點傾向于認為農民以其特殊的經濟文化邏輯構成了一種可以穿透、抗衡資本主義的能動力量。然而，在全球經濟邁入金融化的時代，隨著資本壟斷力量的增強，走進市場的農戶的能動性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發揮積極作用，甚至顛覆市場的權力結構？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本文以永康縣農戶卷入瑪咖生產的經驗來回應這個問題。

隨著瑪咖市場走紅，云南省政府開始重視瑪咖產業的發展，并將它作為當地重點的扶貧規劃項目。2012年政府撥款1000萬元，以補貼的方式鼓勵企業和大戶的種植，同時在土地供給方面支持瑪咖的種植推廣和產業園區建設，此外，還成立了地方各級生物資源開發創新辦公室（簡稱“生物辦”），為瑪咖產業的發展提供行政支持。鑒于政府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這些干預舉措，一些學者將這種發展模式稱為政府主導型經濟。然而，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政府部門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功能角色實際上呈現弱化的趨勢。例如，縣科技局的角色已日益為各類市場主體所取代，過去種植戶所需的技術和市場資訊主要是通過科技局的渠道獲得，而今天他們更多是以上門的推銷商作為獲取渠道。甚至科技局自身也越來越依賴于市場主體提供的技術標準和市場資訊，并據此協助他們在農村市場的產品推廣以及新作物的產業化推進，因而削弱了自身獨立的評估和監管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治理角色已發生很大轉變。

在當地生物辦的協助下，利景公司于2011年到黃茅鄉高壩村建立了36畝瑪咖種植示范基地。企業派出“專家”為村民講授技術規范，同時支付每月500元的工資給村委會主任阿布到企業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阿布由此成為企業與當地農戶之間的主要聯絡人。2012年利景公司繼續種植了300畝，2013年增至1000多畝。這個種植基地很快帶動了永康縣其他種植戶的投資參與。

在2014年之前，也即瑪咖市場高漲期，種植主體主要是企業和大戶，農戶或是為企業從事訂單農業生產，或是為大戶從事零工生產。他們自主種植的障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缺少種源渠道，種苗成本過于高昂；二是種植技術經驗不足，潛在風險高；三是缺乏市場渠道。這三個要素只能通過訂單農業的方式由企業提供。顯然，在產業鏈兩端受控制的情況下，農戶只能接受代工生產的角色安排。而在訂單農業模式下，成本核算表明，農戶的收入僅是自己的勞動工時報酬，并且還要承擔生產風險。農戶與企業合作模式中的低收入問題在其他的經驗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證（陳義媛，2016；阮池茵，2017）。

到2015年，情況出現逆轉。大量農戶蜂擁而上，取代企業和大戶成為瑪咖種植的主體。那么，農戶為何會在市場滯銷、企業離場的情況下加入種植隊列？是什么力量促成農戶的投資決定？如前文所述，其直接的推動力是資本的炒作行動。2014年11月，瑪咖收獲季節即將到來，黃茅鄉的田間地頭出現一些外地商人，四處找農戶訂購瑪咖。村民興奮地描述，“那些人直接把小車開到地里來，見人就問，瑪咖賣不賣”。“有個人把一沓的錢放在我手里，讓我把瑪咖挖出來后賣給他，還問我錢夠不夠”。“我們說個價，他們都不還價，直接給錢就買”。“分顏色給價，黑色價格最高”。“他們說外面市場好，很多老板要貨，尤其喜歡黑瑪咖”。隨后，大批本地外地的商人紛紛涌進黃茅鄉“搶瑪咖”。“老板爭著要貨，這個報價50，那個60，最后升到120元”。“價錢太瘋了，看著就讓人心動”。在這次搶購事件中，炒作資本不僅將瑪咖價格抬至歷史高位，并且成功打造了“黑瑪咖”的尊貴身價，直接推動了之后農戶對“黑瑪咖苗”的追逐。

這一年，黃茅鄉不少農戶發了一筆“小財”。但實際上他們出售的大部分是合約瑪咖。按照合同規定，他們應該將5000多畝的瑪咖以12元一公斤的統一價格交給兩家簽約企業。農戶的違約行為無疑減少了企業的投資收益。作為報復，兩家企業在收到農戶交付的余下的瑪咖后便一去不返，沒有將貨款付給農戶。這導致農戶與企業之間陷入了曠日持久的糾紛。農戶隨后通過集體上訪和“鬧事”的方式迫使政府介入，使事情演變為影響面更廣的社會沖突。而這一連串的公共事件在客觀上卻又強化了瑪咖的“致富”形象，推動了隨后更大范圍農戶的投資參與。

在炒作資本離場后，面對瑪咖市場的委頓，永康縣里人們議論紛紛，試圖找尋和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說是因為價格升得太高導致市場購買意愿減弱；有的認為是由于過多使用化肥農藥導致質量不符合市場要求；有的說根本無須過多顧慮，因為瑪咖的市場潛力還很大，大中國仍有很多尚待發掘的消費區域。人們試圖說服對方，都著力強調自身信息來源的權威性，比如信息來自某位“大老板”的說法，或“懂行情”的收購商，等等。而對大家更具說服力的是某村某戶因種植大片黑瑪咖而凈賺100萬的故事，以及他們剛剛親歷的高價搶購瑪咖的場面。總而言之，大家更傾向于認為瑪咖滯銷只是市場主旋律之外的小插曲，只要先前問題得到糾正，市場又會展現新一輪的火爆。

高壩村的村長兼種植大戶阿布正是市場投資者矛盾心理的典型代表。阿布在2014年種了200畝，由于種植面積大，且他一是不想花費太多的雇工費用，二是想著后面的價格可能會更好，所以采挖時間拖得比較長。等阿布2015年1月完成全部采挖時，瑪咖已無人問津。他只好將瑪咖曬干存放。除了自己投入的50萬，阿布還負債30多萬。一方面他十分憂心堆積的瑪咖無法賣出，另一方面卻又表示對瑪咖市場有信心。沒有人相信火爆的瑪咖市場會就此偃旗息鼓。

如果說人們對于瑪咖的市場狀況仍或多或少心存憂慮，隨著開春后投資者在種苗市場的重新活躍，種子價格再度被賣到7萬多元，人們的疑慮便一掃而空。與這些領頭羊的行動效應相比，政府部門形式上的風險警示顯得蒼白無力，止息不了農戶被點燃的投資熱情和致富夢想。

2015年，農戶普遍通過賒買的方式購進了價格昂貴的種苗，即由熟人在中間作保，向種苗商預付30%~70%的定金，余款在瑪咖成熟并驗收果實顏色后支付，由此實現前期的高額投入。這一年，黃茅鄉瑪咖種植面積增至2.1萬畝（見表1），占該鄉總耕地面積的66%（總面積3.2萬畝），并占用了絕大部分的優質壩地。高壩村幾乎每家每戶都參與了瑪咖種植，村里漫山遍野放眼盡是瑪咖，許多家庭甚至連口糧都沒有種。這種全民投資浪潮在近20年來已為中國城市居民所熟悉，典型的如房地產投資熱潮，全社會各階層都卷入其中。

六、雙高投入：賭博型家庭農業經濟與過剩危機

每次進村，我就總能遠遠望見莫西夫婦在瑪咖地里忙碌。夫婦倆每天早上9點鐘便來到地里。雖然離家只有十幾分鐘的路程，但他們中午并不回家休息，只吃些早上備好的蕎粑或洋芋，稍作休息后就繼續松土拔草或施肥打藥，直到傍晚5點多才收工回家。莫西家在松坪村，2014年他到黃茅鄉給大戶做零工，除了掙點錢，主要是想學習瑪咖的種植經驗。在他目睹收獲季節搶購瑪咖的場面后，便決心來年也要“拼一拼”。莫西56歲，他從30多歲開始外出務工。隨著年紀漸長，打工機會變少，莫西現在外出大半年常常只有五六千元的剩余帶回家。他責備自己抽煙花了不該花的錢。2015年莫西決定留在家里種瑪咖。“我們去年膽小不敢種，今年把所有錢都投在這了”（訪談記錄20150901）。

莫西夫婦種下了10畝“黑瑪咖”（自有耕地13畝）。瑪咖苗在6月份通過親戚作保從麗江買回。7月1日開始栽種，直到8月14日夫婦倆人才把10畝全部種完。剛栽完，前面種下的便要開始除草松土，直到9月底才完成第一道除草，緊接著10月又開始了第二道除草。“我們從種下到現在沒有休息過一天，指甲都長不起了”。他們蹲著用短柄小鋤頭把瑪咖苗四周的泥土鋤松，然后用手扯去上面的雜草，完了又用手細心地把苗四周的土攏好。夫婦兩人既期待又擔心，“如果能掙錢就好，否則白花力氣不說，今年別的收入都沒有”（訪談記錄20151015）。

進入11月，一些村民開始到地里守夜，以防有人進村偷挖果實。瓦里便是其中一位。由于他的耕地就在公路邊，這讓他放心不下。11月高海拔山區的夜晚已經相當寒冷，土壤表面開始結霜。瓦里披上羊毛氈子，每天在臨時搭建的棚子里守到凌晨4點才回家。他和妻子在深圳富士康打工十年，前年因妻子二胎待產回到鄉上開了個小食店。今年他們投資種了20畝瑪咖。“不搏一下，等看到別人掙錢自己就后悔了”（訪談記錄20151101）。

雖然辛苦，但瓦里的心情卻很好，因為瑪咖長勢很旺。由于黃茅鄉農戶已從事訂單農業兩三年，對瑪咖種植已積累起豐富的經驗，因此今年瑪咖普遍長勢良好。此外，由于瑪咖投入大、風險高，為確保產量，農戶尤為重視化肥農藥的施用。他們不惜成本，每畝農資投入高達300~500元。

到了12月，瓦里開始不安，因為去年11月就有商人進村，今年卻沒有任何動靜。村民開始四處活動打聽市場信息，情緒變得焦慮起來。到2016年1月底，眼看采挖時間已過，仍然沒有任何商販前來收購。村長阿布組織幾位村民到麗江、大理、昆明等各地市場，希望尋得買家，但毫無結果。至此，大家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這一年，麗江陷入了瑪咖豐產的汪洋大海，而產品全部滯銷。

莫西夫婦家里到處都堆著瑪咖，他們不僅損失了2萬元的現金存款，當年的勞動投入也一無所獲。而先前獲利的少數幸運者在新一輪的追加投資后不僅將前面的小贏利消耗殆盡，還賠上了自己多年的打工積蓄，甚至許多人因借貸陷入困境。不僅麗江，整個西部地區的瑪咖種植戶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他們的財富很大一部分已經通過種子苗木的交易被轉移，而留在他們手中的是正在腐爛的瑪咖。為此，他們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外出打工，加速退出農業生產。

以上是農戶卷入瑪咖生產的兩個階段。在種源和市場受到壟斷控制的情況下，農戶難以獲得能動空間，他們或成為農場的直接雇工，或以代工方式成為企業的間接雇工，為資本積累提供廉價土地和勞動力。隨著投機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虛假的價格信號、四處散播的市場需求信息、便利的農資賒銷服務的鼓動下，農戶最終大規模地卷入到投資博弈活動中，加劇了投機性市場的膨脹。而當過剩危機累加并爆發時，他們便無可避免地成為危機后果的承擔者。

面對崩潰的市場，黃茅鄉村民的心情既沮喪又憤怒，可是他們的憤怒宣泄卻找不到目標對象，更多時候是自責，“我們沒有文化”，“自己太貪心了”，“運氣太不好”。面對農戶的困境和訴求，地方政府亦束手無策，只能回應“這是市場經濟，市場說了算”。社會主流亦將問題根源歸咎于農戶的“盲從”“不理性”“不懂市場規律”。然而，從個體心理行為的角度來解讀顯然太過于簡單。在世界經濟邁入金融資本主義的今天，金融資本及其積累邏輯已經高度滲透進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楊典、歐陽璇宇，2018），使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接受投資增殖的邏輯并參與到投資博弈的活動中。在瑪咖的例子中，農戶的投資行為與其說是個人意志的能動選擇，毋寧說是資本增殖邏輯下的被動卷入。一方面，壟斷和炒作資本的價格建構對農戶的投資參與形成了有力誘導和推動，中小投資者的羊群心理事實上已成為資本達成其市場運作和增殖目標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在投機性經濟環境下，當社區少數一部分人依靠運氣獲得財富暴漲，這不僅在意識層面改變了人們通過長期辛勤勞作和節儉生活獲得財富積累的傳統觀念，而且在現實層面造成社區的巨大貧富分化和社會權力關系重構，由此對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間形成擠壓，迫使他們也必須參與投資博弈，以避免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進一步下滑。

斯特蘭奇（2000）揭示了西方金融市場的賭場化運作。在這個大賭場里，盡管參與的人很多，但真正的贏家總是那些有權有勢的少數人。這種金融產業的贏利模式也在今天中國的農業產業發展中被復制，將千千萬萬的農戶裹挾到一種賭場經濟中。盡管農戶努力試圖進行正確的決策，以辛勞換取產量和質量，然而，在資本操縱的投機積累結構中，他們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在這種產業發展模式下，資本對農戶勞動創造的價值形成了雙重剝奪，即一方面是在直接或非直接雇傭勞動中的剩余價值占取，另一方面是在家庭農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財富占取，后者將農戶的家庭儲蓄作為了利潤來源。

七、結語與討論

在全球資本主義金融化轉型的背景下，本文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化在中國農業領域的興起及其特點，探討農業金融化對家庭農業生產的影響。

對瑪咖產業發展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農業資本的積累方式出現了兩方面的重要變化。一是農業企業對產業鏈的整合和控制。今天各類新作物的推出已日益成為農業投資者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有效途徑。投資者之所以能夠從頻繁更替的新作物生產中獲得超額利潤，其原因在于技術和價格壟斷。在瑪咖的例子中，企業憑借育種新技術率先搶占了種源市場，在此基礎上，通過股權投資以及合同等外包方式整合生產、加工和流通環節，由此形成對產業鏈的控制和主導。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將自身抽離了直接的生產過程，更多地扮演著生產網絡的組織者、控制者角色。這種靈活積累方式在哈維看來正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表現形式（Harvey，1989：191-194）。它不僅讓資本得以在更廣闊的地理空間進行土地、勞動力和市場需求的動員，而且讓資本在面對變幻的市場時更具靈活性和能動性。本文同時說明了這種積累模式下資本的壟斷性。在壟斷的積累模式下，企業不再通過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來贏取市場和利潤，而是利用自身在產供銷方面的結構權力來塑造市場和價格，以謀求超額壟斷利潤。第二個變化是農業商品的投資品化。如同金融產業中各類金融產品的發行和交易，今天農業商品包括農產品和生產要素日益被打造為類金融產品，成為資本投機增殖的對象。在這種積累模式下，主導型投資集團獲利的機制在于動員盡可能多的人進入投資活動。參與的投資者越多，壟斷資本能夠獲得的壟斷利潤規模就越大，同時從投資品價格漲幅中獲得的投機利潤就越多，其利潤的實質是對其他投資者的財富轉移。瑪咖只是農業商品金融化的一個縮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業商品以實物或證券的形式成為投機交易的對象，包括各類藥材、茶葉、大豆、棉花、豬肉等農產品，以及種子苗木、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這表明，農業商品的投資品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穩定的資本積累方式。

由此可見，金融化作為資本積累方式的變革形式，體現為資本積累的壟斷性和投機性，以及經濟獲益主體的集中化。在壟斷的積累結構中，農業生產的利潤渠道被資本所控制，農戶無法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只能被整合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系統中的一環。同時，在投機邏輯主導的積累模式下，農戶被更深地卷入到市場投機體系中，遭受更頻繁而廣泛的經濟打擊，成為他們不能擺脫貧困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鄉村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被迅速擴大，少數從投機活動中獲益的群體日益成為農業生產和鄉村社會生活的支配力量。總而言之，伴隨著金融資本主導型積累模式在農業領域的日益擴張，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關系將隨之發生深刻轉型。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農業金融化實際就是金融資本對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生活的支配力日益增強的進程。

對于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小農經濟學派主張家庭農業經營應當且將是中國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通過高度融入市場，農戶可以憑借家庭生產組織優勢以及縱向合作從新經濟作物經營中謀得更好的發展，進而推進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這種觀點的前提假設是存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農戶能夠憑借低成本經營優勢來贏得市場競爭。然而，從瑪咖產業的例子可以看到，在今天的金融化環境下，農業企業對產業鏈的建構和控制變得容易實現，它們已不滿足于僅停留在流通領域，從低買高賣的商業活動中賺取利潤，而是要成為產業鏈的掌控者，通過壟斷權力來謀取最大利潤。在壟斷的產業發展模式下，農戶無法借由低成本經營來獲得市場生存和發展，只能成為資本所掌控的生產系統中的農業代工者或臨時雇工。

今天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加速發展，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體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農業食物體系，改變著小商品生產者的自主生計。這種狀況同樣發生在其他行業領域。在金融投資的推動下，大型企業集團崛起，它們通過掌握種子、土地、數據等關鍵生產資源，或技術研發、品牌打造、營銷網絡等產業鏈核心環節，形成對產業鏈的控制和主導。其他中小企業和小商品生產者則紛紛通過并購、合資、分包、靈活雇用等方式被吸納到這些大型企業集團所掌控的產業系統中，服從其發出的生產指令和安排。在這種金融化的發展模式下，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力關系正在被重塑，帶來生活成本日益高漲、民眾債務攀升、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擴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造成經濟和社會危機的累積（何秉孟，2010；楊典、歐陽璇宇，2018）。在可預見的將來，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仍將不斷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金融資本積累邏輯應該成為我們理解當代社會問題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