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中東輸出革命10年，為何連最親近什葉派國家，都不跟他走？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伊朗輸出革命政策的目標既是為了保衛自身的伊斯蘭神權體制、保衛伊斯蘭共和國的安全，也是要在伊斯蘭世界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領導地位，并最終建立一個伊斯蘭的世界新秩序。

從霍梅尼時代10年輸出革命的效果來看，這一政策的實施有得有失。在短期目標方面，應該說輸出革命政策基本達到了保衛伊朗神權體制、鞏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目標。伊朗伊斯蘭政權以輸出革命政策塑造了外敵，轉移了對國內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歧和不滿，提升了內部凝聚力，增強了共和國的精神動員力量，尤其是兩伊戰爭的爆發，激發了伊朗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激情，加速了巴尼薩德爾的倒臺，促進了原教旨主義者全面掌握國家權力，加強了激進派教士對軍隊和社會的改造、控制，起到了鞏固政權及團結內部的作用。

此外，輸出革命也促進了共和國及其政策、立場的合法化。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對外政策宣稱以伊斯蘭意識形態為準則，這與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相吻合，因此其政策的正當性不易遭到國人質疑。而且，在政策宣傳上，伊朗政權也慣于利用伊斯蘭價值觀來爭取民眾的認同。比如，在兩伊戰爭期間，霍梅尼提出:“工作本身就是為了真主的圣戰，真主必將酬勞在工廠軍營完成的勞動圣戰”，以伊斯蘭的名義為推行全面軍事化的國內政策提供依據，要求民眾服從政府?？傊?，輸出革命政策對伊朗神權體制的穩固、內部團結及政策的合法化具有很大幫助。

然而，在長期目標方面，基本上可以說，輸出革命政策的實施不僅未達到當初所設定的建立以伊朗為中心的伊斯蘭新秩序的目標，反倒使伊朗與伊斯蘭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關系惡化，更造成海灣國家聯合起來對抗伊朗，使得伊斯蘭共和國在中東、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乃至全球相對孤立。

伊朗輸出革命政策之所以未能達到其預期目標，主要的障礙在于下列幾點。

第一，輸出革命的政策手段過于激進。

毋庸諱言，伊朗在革命輸出過程中，采取了一些激進行為，如煽動性的宣傳、支持各國反政府組織等，也或明或暗地鼓動各國穆斯林以犧牲、殉道、起義等狂熱方式和激進手段爭取本國伊斯蘭革命的勝利。伊朗的這些激進活動和主張不僅關涉各伊斯蘭國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及民眾的政治參與態度，直接威脅到各國政權的生存，因而遭到各國政府的反對，尤其是其所采取的激烈立場和手段，難以得到什葉派穆斯林的普遍認同，更不可能獲得居于多數的保守溫和的遜尼派教徒的支持。

穆斯林的這種反感構成了一種輸出革命政策難以突破的阻礙。

事實上，國際上親伊朗的激進組織頗多，伊朗當局未必能夠完全控制民間或海外激進組織的行為，因此，將許多與伊朗當局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組織所從事的恐怖或暴力行為，均歸罪于伊朗未必公正。盡管如此，在世人眼中，伊朗卻很難擺脫恐怖、暴力的形象，這種暴力形象很難得到普通穆斯林的認同。在伊朗輸出革命的主要目的地、恐怖主義活動的重災區黎巴嫩，普通穆斯林對暴力、恐怖等激進手段的反感表現非常突出。

恐怖主義活動對于全體黎巴嫩人而言已經是一種共同災難，但什葉派為少數恐怖分子的野蠻行為付出了最為沉重的代價。黎巴嫩人尤其是什葉派發現自己在國內外經常被領事官員、警察和海關人員所盯防，成為恐怖活動的主要預防對象和犯罪嫌疑人。

少數恐怖分子的極端行為所帶來的這種民族災難，使得恐怖主義在黎巴嫩極其令人反感。在1987年對黎巴嫩什葉派大學生所做的一次民意調查中，92%的人強烈反對劫持人質，93%的人同意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人質。阿邁勒領導人卡巴蘭曾經將劫持人質描述為“一種并非意在為伊斯蘭服務的邪惡行為”，他認為“鼓動綁架的國家(比如伊朗)應該在自己的國家內實施這樣的行動”。

另一位阿邁勒運動領導人貝里相信，什葉派斗爭的尊嚴已經受到恐怖主義的玷污：“什葉派之名已經成為恐怖主義的同義語，然而它實際上是一頂斗爭與反抗的桂冠。有一條非常精密的細線區分著恐怖主義與斗爭，我們不必切斷這條界線。”

貝里明確表達了阿邁勒的立場：

“我們繼續支持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它們監護著我們的權利、保護人民在自己土地上繼續生存。任何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攻擊都意味著對抵抗運動和祖國的攻擊，因而，也是對它自己的攻擊。夠了!以宗教作交易。雖然有著應有的尊敬，但并非每一個帶上穆斯林頭巾的人都獲得了學者的知識。夠了!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攻擊!”

第二，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教派分歧。

盡管伊朗奢望把“伊斯蘭革命”輸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甚至整個第三世界，但實際上，它們首先關注的仍然是什葉派穆斯林占多數或具有相當數量的國家，輸出革命的一個重要策略就在于喚起什葉派教徒的革命意識。

什葉派是伊斯蘭兩大教派之一，全球什葉派穆斯林人口超過一億五千萬，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什葉派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比例，在全世界約為1:9，但在中東地區卻高達3:7，比如在海灣國家，什葉派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除伊朗達到90%左右外，其他各國分別為：巴林70%，科威特30%，阿曼6.95%，卡塔爾80.32%，沙特5%，阿聯酋為41.39%，伊拉克55%。沙特的什葉派人口比例雖然相對較少，但其產油的東部省份則有著大量的什葉派人口，如哈薩油區的石油工人中，什葉派教徒約占45%。這樣的人口結構，成為伊朗輸出革命政策發揮效力的主要著力點。

由于伊朗這個中東大國是伊斯蘭世界唯一的什葉派主導國家，伊朗即憑借自己對什葉派尤其是海灣什葉派信徒的影響力，強調什葉派教義的正當性及其他穆斯林政府的非法性，喚起什葉派教義所蘊含的政治行動主義的激進意識和犧牲、殉道精神，呼吁什葉派信徒積極參與伊斯蘭運動，鼓勵他們追隨伊朗革命的反政府精神，起而推翻自己國家的非伊斯蘭政府，重建真主的神圣制度。

拉夫桑賈尼說：

“我們曾宣布過我們要輸出革命。也解釋過這種革命輸出意味著什么。我們已開展了一種伊斯蘭運動，同時，伊斯蘭教必定流行于這個地區(海灣地區)?！?br/>

海灣地區是伊斯蘭教的傳統中心區域，并不缺乏伊斯蘭教的流行，因此，拉夫桑賈尼在這里所說的“伊斯蘭教”顯然指的是伊朗式的伊斯蘭制度，所謂革命輸出，也就是要使什葉派在該地區居于統治地位，建立伊朗式的神權體制。

伊朗對于什葉派教義的強調及和政治激進主義的鼓動，在相當程度上喚起了什葉派的政治意識及什葉派信徒對伊斯蘭革命的認同，這些訴求尤其在黎巴嫩、阿富汗及海灣各國的什葉派信徒中得到了支持，但是，對于中東地區的遜尼派教徒而言，則并非如此。

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教派分歧由來已久，兩派對于權威的觀念認識更是有著根本的差異。霍梅尼自己就曾經指出，什葉派與遜尼派有關服從政府的觀念有所不同:什葉派認為唯有自阿里以降的伊瑪目才是權威的真正擁有者；而許多遜尼派信徒誤解了古蘭經對服從的定義，誤以為對抗壓迫性政府的做法與古蘭經不符，以致反對并譴責伊朗；遜尼派信徒一般較為服從統治者，而什葉派教徒則一直堅信反抗。這種權威觀念的不同必然導致遜尼派信徒參與現實政治的態度迥異于什葉派，因此，盡管霍梅尼指責一些伊斯蘭國家的遜尼派政權為不合法政權，一再呼吁推翻這些非伊斯蘭政府，卻很難獲得遜尼派穆斯林的響應。

盡管伊朗一再宣稱要輸出的是伊斯蘭革命，但實際上，“伊斯蘭”一詞僅僅是一種字面上的修飾，輸出革命的實踐采取了推廣伊朗什葉派教義的形式，因此，這種革命的輸出必然會遭到遜尼派信徒的心理抵觸。例如，當胡賈提耶宗教學校試圖向來自各國的學員灌輸什葉派法學理論，希望培養能領會伊朗革命精髓的什葉派法學家時，大批遜尼派學生對此感到失望和憤懣。

一名來自非洲國家的學生曾經這樣表述自己的立場：

“假如我在庫姆被培養為精通自己的遜尼派法學家的話，我就會成為為你們輸出革命的最好代理人。但是相反，我只能被迫離開，因為我不想在這兒被訓練成一個什葉派法學家。”

遜尼派與什葉派宗教信仰的差異，使得伊朗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難以獲得遜尼派信徒的認同。在中東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遜尼派信徒占穆斯林人口的絕對多數，他們基于自己的信仰無法呼應伊朗的什葉派意識形態，無疑成為伊朗推行輸出革命政策根深蒂固的障礙。

例如，沙特遜尼派所崇奉的瓦哈比主義也追求伊斯蘭復興，但作為遜尼派中的傳統主義派別，它所追求的目標與伊朗所要輸出的什葉派革命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因而沙特遜尼派穆斯林很難為伊朗輸出革命所動，更無法接受伊朗以激進方式鼓吹的什葉派教義。

總之，根源于歷史所形塑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宗教信仰差別，使得中東龐大的遜尼派穆斯林人口無法認同伊朗的意識形態，形成了伊朗輸出革命的一道難以突破的障礙。

第三，各地什葉派信徒一盤散沙。

盡管什葉派人口總量不小，但各地的什葉派信徒缺乏統一的組織，缺乏具有群眾魅力的什葉派領袖，以致無法喚起什葉派社團一致的革命激情以及對伊朗革命的共同支持，很難將民眾模糊的不滿情緒匯聚起來，引導成為一場有組織的政治反對運動。雖然伊朗也曾試圖鼓勵各地成立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但由于缺乏受到眾多虔誠信徒擁戴的什葉派領袖，什葉派信眾的不滿難以轉化為統一的政治行動。

黎巴嫩是世界上宗教多元、教派沖突錯綜復雜的典型國家，在很多人看來，在黎巴嫩的教派集團沖突中，似乎各個教派都是內部統一的行動整體，但事實并非如此。黎巴嫩社會是由家庭、部落和教派編織而成的一個復雜網絡，宗教屬性并非決定信徒政治立場和行為的唯一準繩。

與馬龍派、德魯茲派和遜尼派一樣，什葉派也并非一種整齊劃一的宗派集團或某種政治旗號下的統一整體，內部包括一系列相互競爭甚至敵對的政治組織，什葉派信徒在政治上是分裂的。雖然黎巴嫩人生來就屬于某個教派，這限定了他或她的文化領域，決定性地規定了他或她的社會、政治身份，教派屬性特征明顯，但如果我們就此簡化對什葉派的理解，視什葉派為一個統一體，這就否定了什葉派的個體特性與差異。

持續的武裝沖突和由此帶來的不安全感、陷入泥潭的政治改革以及幾近崩潰的國家經濟，這些都令黎巴嫩人對現狀嚴重不滿，伊斯蘭愈益成為穆斯林心目中黎巴嫩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這種背景下，伊朗對黎巴嫩什葉派支持的重要性不應被低估。許多黎巴嫩什葉派信徒從其伊朗教友的革命中得到啟示，阿邁勒和真主黨都競相利用什葉派教義的有效象征符號來征募支持者。

但即便如此，伊朗革命在黎巴嫩的沖擊也不應被無限夸大。雖然許多黎巴嫩什葉派從伊朗國王倒臺的事實中認識到，穆斯林不必苦苦忍受一個非法政府，在伊斯蘭的旗幟下，貌似不可能的事情也可以實現，但這決不意味著，一場伊朗式的革命在黎巴嫩必將發生和勝利。革命前的伊朗，民眾一致痛恨巴列維國王，這種特殊氛圍在黎巴嫩幾乎不可能復制，黎巴嫩的什葉派已經處于分裂對抗狀態。

而且，伊朗的方案能否必然解決黎巴嫩問題，即使是居于領導地位的黎巴嫩什葉派烏里瑪也不可能有統一明確的回答，很多人懷疑霍梅尼的創新理論對于黎巴嫩的適用性。

1985 年，哈姆扎赫對在美就讀的400 名黎巴嫩大學生作了調查，詢問他們最贊成哪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結果，只有約3.4%的什葉派回答者(什葉派學生占總抽樣的16.2%)選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約63%的什葉派學生報告自己的父親是文盲，約68%認為自己是低級社會階層的成員，因此，這些什葉派回答者對黎巴嫩什葉派社團有著相當的代表性。)

在對貝魯特美國大學的150名學生的調查中，哈姆扎赫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約1/3的學生(不分教派)喜歡美國的政治體制，超過總抽樣41%(約占什葉派學生抽樣的52%)的學生視瑞士為具有最佳政治體制的國家。這兩次抽樣調查表明，至少在黎巴嫩的青年知識分子中，伊斯蘭共和國并非青睞之途。

黎巴嫩什葉派社團內部的分裂和派別活動越來越明顯，真主黨激烈反對阿邁勒及其領導人納比赫·貝里的調和姿態。例如，貝里同意加入民族拯救委員會，其成員另有德魯茲派領導人賈姆布萊特和馬龍派民兵首領基馬耶爾，以促進民族和解，卻遭到了真主黨的嘲笑；在1985年的綱要中，真主黨將該委員會描述為“不過是美以的橋梁，通過這個橋梁，長槍黨得以壓迫被壓迫者”。

實際上，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的政治選擇，遠比阿邁勒-真主黨所代表的政治光譜跨度更廣。真主黨追求在黎巴嫩建立伊斯蘭共和國，阿邁勒主張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那種對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在這兩者間非此即彼的看法是過于簡單化了。不僅在阿邁勒和真主黨內部存在多種傾向，而且決不是所有的什葉派都在這兩個組織內活動，黎巴嫩共產黨和敘利亞的復興社會黨也在努力發展什葉派成員。此外，還有許多什葉派穆斯林與任何政黨組織都保持著距離。

1987年，在貝魯特黎巴嫩大學對400名黎巴嫩大學生(男273人，女127人)所做的一次調查中，只有1/5的男性(相反有1/3的女性)承認自己卷入真主黨，略低于1/3的男性(1/14的女性)承認卷入阿邁勒，12%的男女回答者承認卷入黎巴嫩共產黨，8%卷入敘利亞復興社會黨，超過1/4的男性和40%的女性聲稱沒有與任何組織有任何政治牽連。

雖然這一調查結果并不等于什葉派穆斯林政治上的真正比例，但它說明了在相當一部分黎巴嫩什葉派年輕人中，有著比外界的想象更多的政治多樣性，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黎巴嫩什葉派的政治分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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