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教授決定“不亂寫”論文

“必記本”注：本文作者為原平方教授，首發公眾號“必記本”，特此分享。

中國社會史與法律史研究的奠基人瞿同祖一九六五年從加拿大回國的時候，已經五十五歲了。照他自己的說法，這個年紀“精力應該是正旺盛的時候，正是寫好書的時候”。他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六十五歲之前，還能寫出點像樣的東西來。

后來的事，誰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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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

瞿同祖在湖南長沙無所事事的那些年里，大洋彼岸的出版社還在替他出書，《漢代社會結構》一九七二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那是他早年參與“中國史研究計劃”的遺稿。而他本人呢？活了九十八歲，身后留下幾本薄薄的著作，所有的學術成果，全是在五十歲以前完成的。然而就是這幾本書，一本比一本經得住時間。

哈耶克當年在海外預定他的英文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等到書終于寄到，翻開來讀，什么話也沒說。不用說了，那就是傳世的東西。

瞿同祖這人寫作，不靠勤奮，靠的是標準。他自己的原話是這么說的：“我不認為數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學術是對知識的求證過程，沒有結論的求證是缺少實質意義的。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沒有新的觀點、新的見解、新的方法；沒有自己獨到的思想，就不要寫文，也不要寫書。”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口吻不緊不慢，像一個老人盤點自己這一輩子，心算了一下：寫了幾本書？寫了多少篇論文？數完，不算丟人。

瞿同祖沒有像同輩的許多學者那樣著作等身，有的同門出全集能堆滿一整面墻。可瞿同祖有一件事做得很有底氣：不亂寫。論文不是約稿，就是為參加會議寫的；《中國法律之儒家化》是羅常培約的，他不約，瞿同祖也不寫；《中國階級結構與其意識形態》是應邀參加會議寫的，還有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五十周年紀念會寫的，全是別人催出來的。

瞿同祖對此毫不諱言：“寫書容易，人人都會寫。可寫本好書，就不容易了。要寫本傳世的那個好書，就更難了。不是人人都能辦到的。”他說這話的時候微微笑了笑，不是炫耀，是陳述。就像在說，太陽從東邊出來一樣。

瞿同祖后來琢磨洪業的那句話，琢磨了一輩子。洪業是他的老師，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哈佛燕京學社創辦人之一，門下帶出了瞿同祖、周一良、王鐘翰、侯仁之、譚其驤這一大批人。瞿同祖離開哈佛去加拿大的時候，跑去看洪業。洪業沒多說什么，臨走淡淡扔下一句：“再寫一本好書。”瞿同祖在七十年后回憶這件事，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什么含意呢？我琢磨，他承認我寫過好書。但還要鼓勵我再寫本好書。這話在我腦子里印象很深。”

瞿同祖二十多歲時寫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務印書館出版，羅隆基在西南聯大兼課拿來當主要參考書，說沒有這本書他就沒法開課了。瞿同祖自己怎么看？他說那是“二十多歲寫的東西，怎么能說好呢”。一個人要對自己的東西不滿足到什么程度，才會把同行當作寶貝的書說成“怎么能說好”？這不僅僅是謙遜，是洪業種在他腦子里那根標尺太長了，長到他看自己早年任何東西都覺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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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的身世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他一路順風順水。祖父瞿鴻禨是晚清軍機大臣，光緒帝的老師，一手把他帶大，每天用朱筆寫正楷讓他描摹，教他給《論語》斷句。他父親瞿宣治是外交官，通法、英、德三國語言；叔父瞿宣穎是燕京大學教授，給他講漢賦，教他歷史。這樣的家學浸潤下，瞿同祖十三歲就能啃《尚書》，那是連韓愈都叫苦的“佶屈聱牙”。一九三〇年保送入燕京大學，碩士畢業拿金鑰匙獎，同期同門有費孝通、林耀華，四個人全屬狗，被師母冰心戲稱“吳門四犬”。問題一個人能寫出傳世之作，靠顯赫家世沒有用，靠聰明也沒有用。靠的是洪業那句囑咐，被他接住了，種到骨頭里，長成了他的規矩。

有了這條規矩，什么都能舍。別的學者追逐的東西，篇數、頭銜、曝光，瞿同祖不屑一顧。他那一代學人，學術才華在伯仲之間的不少，但像瞿同祖這樣自我設限到近乎嚴苛地步的，屈指可數。

瞿同祖從哈佛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再到一九六五年終于回到闊別十五年的祖國，途中拒絕了過去臺灣任教的邀請。瞿同祖妻子的信里寫滿了歲月的磨損，“牙齒脫落很多”，他在哥大的東亞圖書館里讀到這些，寫道“恍惚聽見你低聲喚我，無限惆悵”。

瞿同祖一介書生，想的是回國團聚，“坐耗糧食”都怕成為累贅。可惜的是，他回來的時間點太不湊巧了。文革一來，他的學術生涯幾乎斷了四十余年。中間唯一接到“上頭安排”的任務，是翻譯一本艾登回憶錄，以外行身份去撿一個前首相的政治遺產。等到七十年代末重獲研究條件，瞿同祖已經七十歲了，身體大不如前，張孝騫為他看病時說了一句讓人心酸的話：“你的病是由于想寫書而寫不成書引起的。”這些話瞿同祖后來不提了。他不賣慘，不抱怨。很多人在他那個位置上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或者干脆躺平。但瞿同祖就是沉默著，一個字也不湊合的沉默著。

二〇〇八年十月三日，瞿同祖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九十八歲。遺愿只有一條：遺體供醫學解剖后火化。協和醫院有他一生的詳盡病歷，樣本有特殊的科研價值。這是他最后一次非同尋常的奉獻。活了一輩子，他認真地當過學者，認真地當過教授，認真地追求過書的質量而非數量，認真地回應過老師那句“再寫一本好書”的囑咐。他寫過的那些書，《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漢代社會結構》，每本豆瓣評分九點三以上，至今是法學界、史學界的必讀經典。寫書的人已經不在了。那些書還在，安安靜靜地躺在很多人的書架上，書脊上的字沒有褪色。

瞿同祖一輩子恪守的那個規矩，“盡量抱著要寫好書的目的”，就這樣通過紙張和油墨，一代一代往下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問心無愧的，就是我比較認真，不亂寫書，一定要有值得發表的心得才會寫。”這話別人說出來可能是場面話、漂亮話，然而從他嘴里說出來，你能感覺到分量。因為瞿同祖就是這么做的。他用自己一輩子證明了，不寫比寫更難，不湊合比湊合更需要定力。書已經傳下去了。那么，還有沒有別的什么東西，也用同樣的標準在做著呢？

北京東交民巷與正義路交叉口、中國法院博物館斜對面的那家法信書店，就是。而法信書店距離天安門廣場的直線距離也不過是，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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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這個東西，現在遍地都是。不過法信書店不一樣。它最早是人民法院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三十多年前就有了，不聲不響地開在正義路旁，服務對象主要是法院系統那撥人，有法官、檢察官、律師，還有法學學者。這些人來這兒，不是來喝咖啡的，是來找書的。而且不是隨便什么書，是《刑法學》《民事訴訟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是那種翻開來全是條款、讀起來費腦子的書。也許這種書擺在別處沒人買，可在這家店里，它們是主角。店里的人也不是隨便什么店員，有的干了十幾年，能跟你聊民法典的沿革，能告訴你哪本注釋書是“法律界的愛馬仕”。他們賣書，也聽故事，有離了婚的女人來買婚姻法，有被欠薪的小老板來翻勞動合同法，店長就像瞿同祖說的那樣，“一定要有值得發表的心得才會寫”，只不過這兒換成了“一定要有值得推薦的書才會賣”。不湊合，不亂推，每一本擺上書架的書，都得經得起法官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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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店后來升級改造了好幾次，從“法觀書店”到“法信書店”，名字變了，里頭的規矩沒變。它不像那些網紅書店那樣恨不得把自己只打扮成一個景點，它就是安安靜靜地在那兒，書架排得整整齊齊，燈光調得剛好適合閱讀。來的人也雜了，有內蒙古的法律工作者專程過來，有深圳的同行把法律書當伴手禮，有香港家長帶著孩子來，有巴基斯坦留學生來翻中國法律。他們走進來的時候可能只是好奇，走出去的時候手里多了一本書，心里多了一分對法治的感知。

瞿同祖一輩子追求“寫本傳世的好書”，法信書店做的事，也是把那些“傳世的好書”一本一本遞到對的人手里。在這個書賣不出去、人不想讀書的年代，它還在用最笨的方式，做最認真的事。這不是生意，是跟瞿同祖一樣的那股子認真勁兒，沒有值得推薦的書，就不開這個店；沒有值得接待的讀者，就不亮這塊牌子。

正義路上人來人往，法信書店就杵在那兒，不大，但穩當，有咖啡，有清茶，也有文創。像瞿同祖當年的書一樣，薄薄幾本，翻不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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