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創35年新高日元跌30年新低，日本經濟真相揭秘

日本現狀可以定義成30年未有之變局。先來看看股市，2月26號日經225指數首次突破了59000點的歷史新高，哪怕是在1989年12月29號的泡沫經濟巔峰，當時日經指數的點位也只有38915點，這個指數已經在2024年初被突破，最大贏家就是巴菲特的伯克希爾。

日本股市這幾年的漲勢，從2024年突破4萬點，2025年突破5萬點，2026年若突破6萬點，可能性很高，這完全和互聯網流行的“失去的30年”說法背道而馳，尤其是2025年關稅戰以后，更是一飛沖天。

看完股市再來看看債市，日本的債券市場也在發生巨變，而且有可能對我們的影響更大。30年的國債收益率上漲到了3.37%左右，40年上漲到3.565%，甚至最高的時候40年國債超過了4%的收益率，這個對日本經濟甚至全球資金的影響都會很大。

根據IMF的數據顯示，2025年末日本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高達230%，遠超美國的120%，連續多年位居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首位，不同國家情況不同，不能完全用絕對數字對比，核心是，日元作為20年以來全球廉價資金的重要來源，這個定位和性質也在悄然瓦解。

再來看看日元匯率，最近日元一直在貶值，波動相當大，美元兌日元最新是156左右，基本已經降到了1990年以來的最低值。美元在2025年已經貶值了10%左右，在這個背景下，日元對美元居然還在貶值；人民幣對日元同理，離岸價已經到了22.8，也就是100日元只能換4.38塊人民幣，去年訪問日本時還是五塊多，這一年人民幣對日元升值了10%以上。當日本股市創下有史以來的新高，匯率卻創下了30年的新低，這到底說明什么？

日本是現階段非常需要關注的經濟體，它已經不再是“失去30年”敘事下的經濟體，2012年之后就逐步走出了低谷，2024年初日經225指數也突破了1989年泡沫時期的頂點，從股指上來看，日本失去了35年，在35年之后創出新高。

和1989年不同的是，當時股指達到高點的時候市盈率高達60至70倍，現在的市盈率是15到16倍的正常水平，意味著股價的上漲是由真實的每股收益上漲驅動的。

在失去的30年期間，日本企業的平均營業利潤長期徘徊在3%到4%左右，現在日本大型制造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已經是7%到8%，部分龍頭企業甚至達到10%以上。并且日本在2024年結束了負利率，2025年官方正式宣布日本走出了通縮，我們不能再用失去的30年來理解日本的當下。

日本央行已經在去年底把政策利率推升到了0.75%，這也是30年的新高，而且今年還有可能因為通脹抬頭進行加息，這對債券價格和財政的影響都會很大。2026年日本歷史上首位女首相高氏早苗通過大選大權在握，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占據了眾議院四分之三的席位，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超級多數席位，意味著幾乎沒有立法障礙，擁有戰后最強大的議會支持，這種政治動員能力是日本目前最顯著的變化，和失去的30年時代日本動蕩的政壇有天壤之別。

從整體來看，日本的股價、匯率、利率、政治狀態都在告訴我們，需要重新看待日本。

重新理解日本需要一個整體框架，這個框架適用于分析任何經濟體，我們可以把日本整個經濟當做一個資產負債表來看，左邊是資產，右邊是負債和權益。

首先看資產端，這是日本最與眾不同的地方：2025年日本國民總收入GNI是國內總產出GDP的106%，也就是國民總收入大于國內總產出六個百分點，1982年的時候這個比率是百分之百，當時國民總收入幾乎和國內總產出GDP持平。

GNI衡量一個國家所有國民在全世界范圍內賺取的總收入，GDP衡量一個國家境內所有生產經營主體創造的產值，二者的差異主要來自海外凈要素收入，也就是日本企業和日本居民在海外賺到的錢，減掉外國居民或者企業在日本賺到的錢。

隨著日本經濟全球化、企業出海，日本的海外凈要素收入持續上升，日本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總收人比例差不多達到一半，日本海外凈資產超過了530萬億日元，相當于3.5萬億美元，盈余非常大。

觀察日本經濟體需要分開看國內資產收入和海外資產收入，二者狀態不同，且海外資產和收入規模相當大：國內經濟下臺階，所謂“失去的30年”對總體有巨大拖累，但這個拖累基本已經止跌，至今國內實際GDP增速仍然在1%的低位，和2000年之后水平差不多。

但2012年之后，安倍晉三三支箭，即超級寬松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貨幣財政結構三管齊下的強刺激開始發揮作用，特別是日元貶值對物價拉動作用很大，日本國內物價在2013年結束了1999年以來的持續通縮，名義GDP開始回升，目前日本名義GDP已經回升到了3%到5%，實際增速仍在1%附近，名義增速包含通脹因素回到了3%到5%。

也就是說，盡管國內實際產出和收入沒怎么加速回升，但賬面上的名義價值已經回升，居民感受到的是物價通脹、薪水購買力沒怎么上升，而企業感受到的是賬上有利潤，利潤率也提升了。

現任首相高氏早苗在經濟政策上被視作是安倍經濟學的繼承人，早苗經濟學和安倍經濟學最重要的差別是貨幣政策，因為現在日本國內的高通脹壓力，使得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無法延續，因此出現了利率上升，特別是長端利率跳升，短端利率有節奏緩慢回升，這是和安倍時代最大的差異，因此日元匯率走勢和以往也不同，主要要看日本金融資產收益率的變化，包括債券利率和權益資產的資本回報率，當前國際環境和安倍時代差異也很大，外交政治社會政策也存在差異。

具體來看日本在產業鏈上的位置：日本在產業鏈最上游的材料領域擁有極高的護城河，許多關鍵材料在全球市占率甚至達到了70%到90%，這些材料壁壘高，需要長時間和下游綁定開展工藝共研，生態綁定性極強，比如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感光材料光刻膠，日本企業信越化學、東京應化占據了全球90%的份額。

在生產機器的機器也就是工業母機環節，日本企業是制造業的基石：半導體設備領域，東京電子是全球三大芯片設備制造商；工業機器人領域，發那科、安川電機控制了全球工業機器人的核心算法和精密減速器，特斯拉和比亞迪的自動化工廠很多都是由這些日本工業機器人在背后操作；精密機床領域，馬扎克、森精機是全球最大的機床制造商，日本機床以高精度和長壽命著稱，是航空航天和醫療器械高端精密制造領域的第一選擇。

日本企業提供了工業4.0時代整個的骨骼、大腦、肌肉和眼睛：骨骼是機床，大腦是數控系統，肌肉是伺服電機，眼睛是傳感器，現代工業體系離開日本企業無法運轉。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這些材料、工業母機領域的優勢鋪墊了幾十年，說日本失去了30年確實片面，日本留下了很強的工業基礎，且這30年里這些領域一直在迭代進步。

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國際環境來看，美國提出的友岸外包對日本全球化企業幫助較大，在2026年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大背景下，日本的產業位置特殊，更多起到信任中轉站的作用，美國推行友岸外包，日本成為了美歐日韓安全供應鏈中的核心節點，許多高端研發中心正在從其他地區遷回日本，或者在日本設立合資工廠，比如臺積電在熊本的JSM工廠。

另外日本企業本身也執行分散化戰略，日本企業以往就將高附加值研發留在日本本土，將組裝環節分散到東南亞、印度，近幾年在供應鏈安全性上，實施“China+1”政策，在中國保留現有生產基地和業務的同時，至少在一個其他國家建立備選生產中心或者采購來源，降低供應鏈整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