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變局，直接戳穿“多極化”的偽命題！

民智編譯

導語：

在烏克蘭危機延宕、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覺醒以及美國外交政策急劇轉向的當下，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震。許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習慣用“多極化”來概括這一趨勢，但這真的準確嗎？

歐洲大學學院教授特里娜·弗洛克哈特（Trine Flockhart）在本文中提出了一個頗具顛覆性的觀點：世界并沒有回歸傳統的“多極”，而是正在分化重組為一個“多重秩序”（Multi-order）的世界。“多重秩序世界”這一概念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使我們不僅能關注到大國權力的轉移，更能聚焦全球關系結構的深層演變，并重新審視那些日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興行為體。

本文編譯自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多重秩序”世界的降臨及其地緣政治影響》（The arrival of the multi-order world and its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作者是歐洲大學學院教授特里娜·弗洛克哈特（Trine Flockhart）。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

“多重秩序”世界的降臨

“全球舊秩序是否正在瓦解？曾經穩固的聯盟關系去向何方？”

這些問題如今已成為國際討論的常態。當前國際秩序的劇烈斷裂，其影響堪比二戰后的體系重塑，疊加同步發生的科技革命，其對人類社會的沖擊甚至可與工業革命相提并論。

當前國際秩序的大斷裂所帶來的影響，不亞于二戰后的體系重塑，甚至堪比工業革命帶來的沖擊。

正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獄中所寫，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仍在艱難分娩，在這青黃不接之際，怪物浮現”的時代。

面對舊世界的終結，政策制定者們正竭力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興世界中站穩腳跟。為了適應明天的地緣政治現實，許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認為世界將走向“多極化”。

然而，“極化” （Polarity） 概念存在局限性：它過于強調國家實力與利益，卻對價值觀、身份認同以及復雜的非大國行為體視而不見。如果繼續用“多極化”這副模糊且過時的濾鏡理解秩序變革，將是非常危險的。

為此，本文試圖提出不同立場：全球秩序架構不可能倒退回一個世紀前的國際體系。主張“多極化回歸”的人過度強調權力重新分配和新興大國崛起，但這會掩蓋許多其他深層次變革。

因此，未來的世界既非兩極秩序，也非多極秩序，而是“多重”秩序。

所謂“多重秩序世界”，是指全球架構由幾個并行的國際秩序共同組成。目前已清晰顯現出三大相對獨立的國際秩序：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秩序，以及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秩序。

這一視角揭示了傳統多極化理論的盲區——不同秩序“之間”的博弈與某一秩序“內部”的互動同等重要。它提醒我們，不能只盯著少數大國，擁抱這一新認知架構才是制定未來戰略政策的第一步。

因此，該文試圖挑戰國際關系領域最基礎的假設，并解釋當下研究的困境：為何在共同挑戰面前，達成多邊治理共識越來越難以實施。

▲ 圖源/DIIS

現存秩序的三個挑戰

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將國際體系錨定在無政府狀態、自助必要性和大國權力分配上，認為結構改變只能通過權力重新分配實現。

這種思維建立在“一切照舊”和國家行為同質性的假設之上，無法解釋近年來諸多“黑天鵝事件”。

（編者注：“黑天鵝事件”是指極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卻發生了的事件）

（1）俄烏沖突

2021 年秋季以來，俄羅斯進行了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動員。當烏克蘭危機爆發時，整個國際社會感到震驚。

這場沖突不僅涉及烏克蘭，還對歐洲安全秩序、自由國際秩序以及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合法性產生深遠影響，證明過去的國家行為假設已不再成立。

但這場沖突能否用“回歸多極化”解釋？俄羅斯經濟體量大致相當于意大利，除核武器外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極”。

更合理的解釋是，俄羅斯旨在建立由其主導的“俄羅斯世界”勢力范圍。

從“多重秩序”視角看，俄羅斯正在構建自己的國際秩序，這與現有全球規則體系的既定實踐存在矛盾。

▲ 圖源/BBC

（2）全球南方的中立

俄烏沖突表明，與現有秩序有隔閡的不僅是俄羅斯，還包括更廣泛的國家群體。令西方驚訝的是，更傾向多極化而非單極世界的力量遠不止中俄，還包括全球南方廣大國家。

2022 年 3 月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表決時，多達 35 個國家投棄權票。此后，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對俄烏沖突采取中立立場。印度、南非、巴西等國采取騎墻戰略。

這表明現有全球規則秩序正受到廣泛質疑。全球南方國家將自己定位為“搖擺國”，在不同秩序陣營之間追求交易性政策目標。

這種模式與“多重秩序”視角高度契合，而在傳統多極化理論中它們往往處于次要地位。

（3）美國“退群”

最令人震驚的是，美國正在主動退出自由國際秩序，并顛覆北約安全實踐。

2025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暗示歐洲最大威脅來自內部民選政治領袖，加劇盟友擔憂。

在結束烏克蘭危機的談判中，美國漠視烏克蘭及歐洲盟友利益，反而對俄羅斯展現積極姿態。

2025 年夏天，特朗普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動蕩，并對加拿大、丹麥等盟友發出領土威脅。歐洲內部信任危機加深。

至去年 11 月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SS）發布時，美國自愿放棄自由國際秩序領導者角色，甚至某種程度迎合中俄的多極化愿景。

這種內部劇變可能導致自由國際秩序“一分為二”。傳統多極化理論無法預見這一結局，而“多重秩序”視角能將其納入框架，因為它同時考慮秩序內部的動態變化。

▲ 圖源/胡佛研究所

在“多重秩序”世界：條件、場域與實踐

為理清“多重秩序”論點，需將“秩序”區分為三種形態：秩序條件（Order）指引導行為實現特定目標的規則和價值觀；秩序場域（Orders）指這些條件構建的理想型空間場域；秩序實踐（Ordering）指在場域內部和之間發生的關系構建過程。

▲ 圖源/Meer

（1）秩序條件

秩序與價值觀密不可分，必須追問“這是誰的價值觀”。在全球南方國家看來，主導秩序觀念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捆綁在一起。

著名國際關系學者，英國學派（the English School）代表人物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認為，秩序通過基于規則的行為確保保護生命、履行承諾、尊重協議等基本目的。

社會還需更積極的價值觀以提供吸引力和充實感，即“美好生活”的愿景。在多重秩序視角下，這一概念居于核心，它為社會提供凝聚力而無需具體界定價值觀歸屬。

秩序需同時滿足消極條件（生命、真相、財產的最低保障）和積極條件（共享美好生活理念作為道德指南針）。

傳統極化視角主要關注消極形式，易假設國家同質性；而納入積極層面則必須接受差異性，不能再將秩序普遍等同于西方價值觀。

（2）秩序場域

國際秩序作為“社會事實”，通過共識和實踐存在。一個理想型國際秩序是各國圍繞領導國聚集、共享規范和“美好生活”愿景的社會場域。

它包含權力、原則、實踐三個可變要素，圍繞相對穩定的美好生活愿景排列。

場域會適應外部變化調整要素，但美好生活愿景的改變意味著向全新場域過渡。這種深層轉變在傳統多極化視角下隱形，卻具有重大地緣影響。

（3）秩序實踐

秩序由關系性構建過程構成，可區分為“場域內部的構建”（自我治理，維持韌性和愿景一致性）和“場域之間的構建”（差異治理，在不同愿景間促進共存與公共產品提供）。

內部構建使秩序場域適應外部沖擊，確保要素協調。在極少數情況下，它可能涉及權力模式或美好生活愿景的重塑——如特朗普 2.0 的自由國際秩序內部變革。這種內部重塑在多極化視角下幾乎隱形。

域間構建則處理不同場域間的分歧，尋找建設性互動機會。由于各場域依據自身條件應對外部刺激，易產生分歧而非趨同。

這種多樣性被多極化視角忽視，因其只關注權力并預設同質性。

權力轉移視角外的全球秩序與變化

極化文獻過度強調權力轉移，卻掩蓋了其他重要變化。當前秩序轉型應關注結盟模式（關系）、規則認同（構成）和文化價值觀（理念）三個維度的轉變。

（1）結盟模式的轉變

全球秩序可理解為由各種關系構成的狀態，而非少數孤立主權國家。關系視角提供了更細膩的圖景，包含非線性過程和互動潛力，遠超單純權力轉移。

通過“全球關系結構”概念可梳理這一復雜性：關系結構正從中心—邊緣轉向去中心化，并出現圍繞領導國的“聚集”模式。這一趨勢與多重秩序理念高度一致，在極化視角下難以察覺。

（2）規則認同的轉變

傳統視角假設國家同質性，而國際社會實際特征是社會多重性，強調差異性。需區分“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無邊界、普世性）與內部多個“有邊界”的國際秩序（如自由國際秩序、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秩序）。

二者在分析上截然不同，政策制定必須明確區分，傳統極化視角難以預見這一點。

（3）文化價值觀的轉變

多極化觀點強調同質性而忽視差異性。對理念差異缺乏關注，導致難以理解非西方的秩序認知。近年研究提出“多重復雜性”（Multiple Complexities）和“深度多元主義”（Deep Pluralism）等概念。

多重秩序視角的優勢在于通過動態的自我治理實踐分析理念因素。各秩序場域應對外部因素時會產生不同結果，導致多樣性增加而非趨同。

國際社會必須準備好世界走向分化與多元，而非簡單趨同解決全球挑戰。

結語：多重秩序世界的地緣政治影響

未來，多重秩序世界的形態取決于國際秩序的數量、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對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的支持程度和對主權原則的執著程度。

目前新興多重秩序架構主要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秩序和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秩序組成，還可能出現其他跨國秩序場域和“搖擺國”。

特朗普 2.0 更是增加了不確定性——其政策似在改變甚至拆解自由國際秩序部分要素，更接近“非自由民族主義”（Illiberal Nationalism)。

現有自由國際秩序可能“一分為二”：歐洲國家等繼續維持，而美國推行“美國優先”議程，認同感降低。國內政治因素將影響這一進程。

這種復雜架構對多邊主義提出重大挑戰。許多治理問題將越來越多地在各秩序內部單獨處理，全球多邊空間縮小。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貿易等領域，可能出現更多專屬治理方案。

盡管“多極”與“多重秩序”的區別微妙，但至關重要。多重秩序視角通過區分內部與域間構建，更好兼顧權力之外的因素。本文開頭的例子雖然在極化視角下難以解釋，卻可能決定未來全球政治走向。

從這一角度來看，俄羅斯正嘗試構建新歐亞秩序，中國正通過經濟激勵構建“一帶一路”秩序，而美國正在退出自由國際秩序，其剩余成員正試圖維持該秩序。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深入了解多重秩序動態。若仍視當前為多極化回歸，可能忽視全球秩序在多樣“美好生活”愿景背景下的構成，也可能忽略那些具有巨大影響力的非大國行為體。

歸根結底，全球治理的核心在于如何管理多樣性、復雜性和碎片化。

雖然存在沖突上升和全球挑戰應對乏力的風險，但若更好地理解局勢，以創新、包容方式治理，向多重秩序世界的過渡或可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契機，讓不同文化擁有發言權和空間，推行符合自身愿景的政策。

▲ 圖源/Doha Institute

編譯：單驍睿 袁語浩

編務：邵逸飛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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