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塹變通途：蜀道如何塑造四川？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關中平原與四川盆地之間，崇山峻嶺環繞，秦嶺與大巴山以天塹之勢，阻斷了關中與四川盆地的南北交通。大自然似乎并不偏愛這片土地，給了它一個注定閉塞與被動的棋局。在這個棋局中，下棋的是人。絕壁、峽谷、老樹……先民愣是在石頭和枯藤的交錯中，開出了一條乃至數條絕路中的通路。而這些通路，塑造了一個天府之國，一群堅韌灑脫的川人。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綿延數千年，究竟何為蜀道？

四川盆地周圍地理形勢示意圖。來源/巴中市委宣傳部

“蜀道”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蜀道包括由全國各地入川的道路、四川境內的道路；狹義的蜀道指“秦蜀古道”，也是我們提及蜀道時腦海里出現的地理范疇。這里要講的，便是狹義的蜀道。蜀道以漢中盆地為中轉，分為南北兩段。北段主要位于今陜西境內，共4段，自西向東分別為：陳倉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

蜀道示意圖（2024 年12月繪制）來源/熊梅等：“蜀道線路復原與示意圖繪制”《蜀道研究》第1卷2025年第1期

南段由漢中盆地向南翻越大巴山，進入四川盆地，共3段，自西向東分別為：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地圖中的東驛道是金牛道網絡中的一條重要支線，而陰平道作為隴蜀路線，三國時期鄧艾伐蜀即由此經過，具有軍事戰略價值，遂一并顯示于地圖中。

在南段的三條主要路線中，金牛道在唐宋時期成為最重要的官道之一，起于漢中，經寧強翻越大巴山，過廣元、綿陽等地，對四川的影響最為深遠。我們耳熟能詳的劍門關、翠云廊等景點，就位于金牛道廣元段。自秦軍由金牛道入蜀，蜀地便被納入秦的勢力范圍，最終在大一統時代成為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諸葛亮北伐期間運送糧草的重要路線之一，是唐玄宗避亂的幸蜀之路，也是唐宋茶馬貿易和明清物資流通的大動脈。

劍門關關樓，攝/左長周，來源/劍閣縣委宣傳部

米倉道自漢中翻越米倉山至巴中及渝北等地，地勢極為險峻，路線呈網狀分布（分西、中、東三道），多以棧道和崎嶇山徑為主，雖未做官道，卻常被視為兵家奇襲的通道。“湖廣填四川”時，自北向南進入川東地區的移民也多走米倉道。

而荔枝道作為蜀道網絡中唯一一條以水果命名的路，“道如其名”，它確實和荔枝有關。該道南起重慶涪陵，經達州、萬源翻越大巴山，北至陜西西鄉接子午道直抵長安。當時，為確保荔枝“七日七夜”色味不變，唐代在此設立了高密度的驛站系統，實行接力快傳。

不難看出，如果沒有蜀道，四川盆地的故事便不會與幾千年的華夏歷史發生交集，可以說蜀道深刻塑造了四川的發展軌跡，深刻影響了巴蜀文明進程。

那么，蜀道究竟如何從方方面面，塑造了四川呢？我們不妨從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說起。

其實，蜀道出現的時間，比我們想象得更早。古蜀與仰韶文化存在間接文化交流，彼時或已存在零散山間小徑。

三星堆博物館中陳列的古蜀國三星堆青銅頭像。攝/劉瀛璐

商周交替之際，周人從關中盆地西部崛起；此后，古蜀國發生了由杜宇取代魚鳧為蜀王的王朝興替，古蜀文化達到巔峰。據《尚書·牧誓》記載，周人伐紂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參與。由此，南北兩方對周邊關系的發展為“剛需”，蜀道進一步被開發成形。

蜀地往后數千年的歷史轉折點，則發生在蜀道被正式開辟之時。

戰國時期，日漸強盛的秦國放眼巴蜀，已有籌謀，遂著力開辟入蜀道路，將此前的若干小路整合開拓為大道。但南邊的路怎么開呢？傳說秦王命人將五頭石牛鑿刻于秦蜀邊境，并騙蜀王說這些牛能排泄金子。蜀王知曉后，當即派五名壯士帶隊開山劈路，一心要將石牛運回。

明月峽古棧道景區內有關石牛糞金、五丁開道的塑像。攝/解國斌，供圖/明月峽風景區

功夫不負有心人，山勢再險，路也終于修通了。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揮師南下，沿著蜀王費心修好的蜀道，一舉拿下蜀國。

金牛道成了，蜀國亡了，但大一統的時代快來了。秦并蜀兩年后，置蜀郡，同時以蜀為侯國。公元前285年，秦以郡縣制將蜀郡正式納入政權體系中，此后便持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治蜀。

首先，人才不能缺。《華陽國志·蜀志》載：“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以實之。”浩浩蕩蕩的人才隊伍中，便有后來的蜀郡太守李冰。李冰赴任后，針對成都平原“西南高、東北低”的地勢及水患頻發問題，實施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核心目標是防洪、灌溉與通航。

他率眾開鑿寶瓶口，劈離堆山；筑魚嘴分水堤，四六分洪；設飛沙堰溢洪排沙，三者協同，實現“深淘灘、低作堰”的科學調度。同時，他疏通郫江、檢江等支流，立石人測水位，鑿平溷崖險灘，用“火燒水澆法”破巖開路，將自然之力轉化為民生之利。都江堰工程自建成以來，歷經各代維護修繕，持續發揮灌溉、防洪作用，成為成都平原農業發展的基礎保障。

秦并六國后，移民仍在繼續，來源以關中秦隴、中原中州、關東六國故地民眾為主。來自六國的工匠、工商富豪穿越蜀道，為蜀地注入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牛耕、鐵器、冶金、加工技術、手工業生產......成都平原這盤棋，被走活了。

其次，基建不能差。秦對成都、閬中、樂山等城市的營建，直接形塑了后世這些城市演進的基礎雛形。

公元前311年，秦大夫張儀主持修建成都城，仿咸陽形制，在古蜀王城南、西分筑“大城”與“少城”，形成“雙城倚江、主軸偏心”的獨特格局。大城為政治軍事中心，駐軍設倉；少城為經濟商貿區，容納移民商賈，設有鹽鐵市官及專門市場。兩城臨郫江、檢江（今府南河），借水為壕，兼具防御與航運之利。城市街道縱橫、池塘星布，既排洪蓄水，又通舟楫，繁華如錦，蔚為“香國”。

秦成都大城少城示意圖。來源/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跡考》（由ai清晰化處理）

約60年后，李冰進一步疏浚二江穿城，并在西、南加筑郫邑（今成都郫都區）、臨邛（今成都邛崍市），三城成“品”字形掎角之勢，互為守望，強化區域聯防。

除成都外，閬中、樂山也已具城市建制。閬中作為故巴子國都，地處金牛道與米倉道交匯要沖，是漢中入蜀咽喉。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后重點修筑此城，雖規模尚無確考，但重要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控扼川北的軍事重鎮。樂山秦時稱“南安”，原為開明國都。秦移民入蜀，相當一部分人遷入了今樂山、夾江一帶。

閬中古城內的中天樓。攝/屈曠

至漢代，蜀道再次被大力修繕與擴建。漢武帝時，“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東漢國力雖遠不如西漢，但仍不斷修繕蜀道，一時間大規模治路并以石碑記事蔚然成風，僅褒斜道就被修繕5次之多。

漢末，蜿蜒于絕壁峽谷中的米倉道貫通，當年曹操率十萬大軍親征漢中時，太守張魯就是走的米倉道進入巴中。

蜀道興，則蜀興。以成都為例，漢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成都城重建，開城門十八道，并且在“大城”外于錦江南岸分設了不同功能的小城。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至西漢元始二年（2），成都城區人口戶數為76256戶，僅次于國都長安（80800戶），已是全國第二大城市。

其中蜀錦產業興盛，朝廷為嚴格管理，遂在南笮橋東的南流江（今南河）沿岸，絲織作坊集中的地方筑起城垣，并設置管理機構“錦官”，此城便名為“錦官城”。而織錦工匠們居住的地方，便是“錦里”，沿途的江得名“錦江”。這些名稱，至今仍是能喚起成都人鄉愁的符號。

漢成都城池示意圖 來源/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城坊古跡考》

兩漢四百余年，蜀郡已有多個城市以鹽、冶鐵、冶銅、砂金、雄黃、漆器、金銀器等著稱；制茶業和酒業發達，酒肆、茶市星羅棋布；蜀布（即麻布）、蜀錦更是“覆衣天下”。

而文化方面，廬江郡舒縣人文翁經蜀道赴任蜀郡守。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便選派才俊赴京求學，又在成都創辦石室官學，招收平民子弟、免除徭役，以教化移風易俗，開創全國地方官學之始，使蜀地文風大盛。今天的成都四中，便建于石室原址，故稱“石室中學”。

不久后，華夏多地再次陷入紛爭，戰事四起，群雄割據，但蜀地卻反而因地形與地理位置相對安穩。諸葛亮治蜀期間，重視川西南的經營，以成都為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廣漢郡、犍為郡、汶山郡、梓潼郡等）穩步發展。同時，北方難民經蜀道入蜀避難，帶來了又一次民族融合。

從遠離中原的西南一隅到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腹地，四川盆地的故事由此開始向經濟巔峰邁進。

常年戰亂后，“恃險而富”的蜀地得到了中央政權的進一步開發，蜀道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隋唐時期，唐廷在原有古道的基礎上加以整修和強化，荔枝道遂在這一時期聲名遠播。北段的四條干道先后被辟為驛路，南段的三條干道也設有驛站。劉禹錫概述了唐代金牛道沿線驛站之多：“自褒而南，逾利州至劍門，次舍十有七。”此時，蜀道已十分發達，是車馬往來繁忙的重要驛道。

唐代蜀地主要道路示意圖，選自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古代道路交通史》

蜀道盛，則蜀盛。大唐盛世的蜀郡，“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縱觀蜀中各城，成都有“揚一益二”之稱，佳郡（嘉州）、彭州、漢州、蜀州人口均在3萬之上；商貿繁榮，農村已有定期交易的集市——“草市”，包括成都東門外草市、灌縣青城山草市、雅州蒙頂山麓草市、遂州斯安草市等。今成都青羊區的草市街，便是千年煙火氣的注腳。

然而，百姓的太平日子再次在“天下合久必分”中分崩離析。藩鎮割據的五代十國，前后蜀以川北古道為屏障，依托蜀道維系區域統治，金牛道、米倉道等為屏障，阻擋了外部戰火大規模蔓延，又以驛路保障糧草轉運、軍情傳遞，維系區域商貿與民生。其治所均設于交通要沖，朝廷慎選重臣鎮守，借蜀道將三川聯為穩固整體，成為唐末藩鎮割據時的戰略后方，讓蜀地在亂世中得以偏安。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太平年終于有了盼頭。乾德三年（965），北宋平定后蜀，巴蜀納入一統。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將巴蜀分為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此為“川陜四路”，也作“四川”。這便是四川名稱的由來。

相較于漢唐，雖然因兩宋國都東移南遷，蜀道的政治地位下降，但是蜀地富庶，仍是朝廷財政的重要來源，所以蜀道的經濟地位大幅提升。熙寧十年（1077），成都府的商稅收入高達899300貫，位居全國第一。這背后，是蜀道茶馬、茶鹽貿易形成的大規模商品流通。

三彩駱駝，唐（618-907），現藏四川博物院。攝/權嘉欣

太平興國八年（983），“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馬”，逐步限制銅錢入陜，以茶、帛替代錢幣開展邊境馬市。后因“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以茶賞之”，所以當時商人們販茶到西北，可以獲得豐厚利潤。由于買馬的市集主要在陜西，交易又不能用錢，所以用茶買馬的茶便自然而然就近取于四川。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川茶正式成為交易陜西馬匹的“貨幣”，帶著南方山水氣息的茶葉也是西北少數民族的“心頭好”。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蜀商們做川茶生意時，通常千里迢迢將茶葉經蜀道運送至西北，供朝廷買馬，又從官府手中換取鹽、白銀等物資，一舉兩得。“邦國之本，財賦攸先，山澤之饒，茶茆居最”，而“國之大事在兵，兵在馬”，所以茶、馬、鹽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商品，在蜀道經濟帶形成了宏大的商品流通潮。

紅地八答暈錦（左）和紅地燈籠錦（右），現藏成都蜀錦織造博物館

走一趟蜀道實在不容易，只賣茶有點“劃不來”。所以，蜀商們在販茶的同時，還會將四川盆地盛產的綢緞、布匹、瓷器、藥材、井鹽等一并納入貿易系統。于是，蜀道沿途的驛站每天像大型綜合超市一樣，流通著各類商品，甚至因為物資過于豐富而出現了庫存積壓。

如此大規模、高頻率的商貿，催生了最早的紙幣——交子。

北宋交子舊版拓存，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在秦州等地的邊境貿易中，商人們需將四川的絲織品運往西北換取糧草或鹽鈔，再回川兌換，巨額的資金流動使得現錢結算極為低效。為解決這一難題，四川率先使用“交子”作為信用憑證，并迅速在蜀道全線推廣。

政府隨后在益州設立官方“交子務”，允許商人在秦州（今天水）等地入納糧草后，直接在四川領取交子，還特許陜西部分地區流通四川交子。這種跨區域通用的紙幣體系，不僅解決了長途販運中的貨幣攜帶難題，更加速了蜀道統一市場的形成，成都、興元府（今漢中）、秦州等城市商稅激增，成為宋代西部經濟崛起的主要動力。

縱觀唐宋，總體穩定的政治格局讓蜀道為四川帶來了深刻而繁榮的產業變革。以茶葉為例，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茶葉的產銷便成為川蜀重要的經濟活動和財稅來源。

此外，桑蠶、藥材也形成了大規模經濟作物帶。在手工業端，蜀道物流催生了以蜀錦、井鹽為雙核心的產業集群，成都與梓州（今綿陽三臺）躍升為全國頂級絲織中心，造紙、印刷等產業也沿道集聚并進行技術革新。

盛世之下，蜀道促成了四川“農工貿金”深度融合的先進產業形態，奠定了其“天府之國”的經濟基石。

南宋末期，蜀道成為宋金、宋蒙對峙的邊防前沿，漫長的戰爭和沉重的軍需征斂開始了，蜀道經濟帶與整個四川，也走向了低迷。蜀道蒙難，則蜀衰。“北人飼我邊陲，突我堂奧，興、沔、利、閬、綿、劍、潼、遂、彭、漢、成都、嘉、眉莽為盜區”，金、蒙勢力突破川陜防線后，整個四川“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辟，堰務不修”。

不過，動蕩并沒有毀滅蜀道，更沒有消解生長于四川盆地千萬年的文化。元代，朝廷將原唐宋時期多元并存的褒斜、故道、子午、儻駱等驛路簡化為“北棧”（連云棧/秦棧）與“南棧”（金牛道/蜀棧）兩條主干道，分別對應關中至漢中、漢中至成都段，取代舊稱并確立唯一官方驛路。此舉終結了前代路線繁雜、交替使用的局面，構建起高效穩定的南北交通動脈。明、清乃至民國歷代均沿用此制，持續七八百年之久，成為中國古代西南地區連接中原的核心通道。

明廷也很重視蜀道的修建，李璧整修南段并植樹數十萬株，“翠云廊”誕生；將棧道改為“碥路”（扁路）——鏟石削坡、砌石為基，路基更高更穩，抗洪水、承重大，實為近現代公路前身。

翠云長廊圖，攝/茍永雄，來源/劍閣縣委宣傳部

面對戰火，川人不會輕易認輸。南宋百年抗金期間，軍民利用蜀道險關要塞，嚴防死守，將敵軍阻擊于秦嶺以北，阻止了金人入川。至元兵到來，川人抗爭五十余載，期間在合州釣魚城重創蒙哥汗，直接改變了戰爭走勢。

明清時期，兩次大規模移民中，陜甘等北方移民約占總數的10%，他們經連云棧、金牛道等蜀道干線南下入川，與湖廣移民、本土先民共同墾荒種地。蜀道沿線的驛站、古鎮成為移民互通有無的核心場所，如留壩廳作為蜀道樞紐，乾隆年間設撫民通判，專門管理驛務與移民安置，其城垣修建后，“行棧道者心膽為之一壯”，成為移民定居、物資轉運的重要節點。

蜀道不僅是移民遷徙的通道，更是蜀地文化綿延不息的“生命線”。驛路、古橋、摩崖石刻依然留存，承載著蜀地先民的智慧與氣節，成為移民了解蜀地文化的第一窗口。移民們在蜀道沿線定居、繁衍，既吸納了蜀地堅韌不屈、樂觀豁達的精神內核，也以自身的文化元素豐富了蜀地文明的內涵。

比如，陜甘移民在金牛道沿線修建陜西會館，將關中建筑風格與蜀地吊腳樓元素結合，既留存了家鄉記憶，也融入了蜀地特色；而蜀道上的佛教石窟文化，在移民遷徙中也得以延續，中晚唐后中原石窟文化衰落，巴蜀地區卻持續發展，廣元千佛崖、皇澤寺留存的北朝佛窟，與移民帶來的佛教信仰相互融合，續寫了中國佛教石窟文化的輝煌。

蜀道上的千佛崖。攝/詹茜卉

蜀道以其堅韌的姿態，連接著中原與西南，見證著移民帶來的文化融合，也守護著蜀地文化的薪火相傳。儒學經蜀道南傳，進一步鞏固了其在蜀地的主流文化地位，各地移民帶來的儒家倫理觀念，與蜀地本土文化結合，完善了蜀地的家庭文化與社會秩序；道教經蜀道北傳，自巴蜀發祥地逐步傳播至中原，成為全國性本土宗教，而蜀道沿線的道觀、碑刻，正是這一傳播過程的實物見證。

同時，蜀道沿線的文人行旅留下了大量詩文、游記，形成了獨特的“蜀道文學”，如王士性《入蜀記》詳細記載了連云棧道的路況與沿線風物，王士禎《蜀道驛程記》描繪了雞頭關、柴關嶺等險關的險峻，這些文獻既記錄了蜀道的風貌，也傳承了蜀地的文化精神。

這種生生不息的文明底色深深烙印在川人的骨子里，塑造出獨屬于川人的鮮明性格——一種融合了本土堅韌與移民豁達的特質。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蜀道雕刻了山水、孵化了城市，在匆匆而逝卻又始終深刻的時光中，塑造了川人。開放包容、崇德尚實、吃苦耐勞、敢為人先、達觀友善、巴適安逸，這24個字，點出了川人的獨特性格。

蜀道的故事，仍在繼續。

沿著這條前人一刀一斧開出來的路，千千萬萬的百姓往返于南北。他們唱著秦腔，對西南之地充滿遐想；他們背著茶葉，看著眼前匆匆而過馱著荔枝的快馬；他們走過歲月的春夏秋冬，在高鐵的站臺上滿懷期待地向未來奔跑。

蜀道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當天塹變成通路，歷史的長卷便已然為四川書寫出無限熠熠生輝的篇章。

云端下的劍門關。攝/趙輝，來源/劍閣縣委宣傳部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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