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變天？秘書長候選人出現，巴西力挺，中方：不準有官僚主義

2026年這個春天，聯合國的空氣里彌漫著一種微妙的緊張感。古特雷斯的任期到年底就結束了，按照慣例，新秘書長將在2027年1月正式走馬上任。圍繞這把椅子的爭奪，比很多人預想的要激烈得多，甚至可以說有些火藥味了。

要理解這場選舉為什么重要，得先看一個背景：聯合國成立八十多年，換了九任秘書長，沒有一位是女性。這件事放在今天來看，多少有些說不過去。所以當聯大第79/327號決議明確鼓勵各國提名女性候選人的時候，很多人心里就有了預期。而在目前公開亮相的四位候選人當中，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幾乎是最符合這種期待的人選。

她的履歷不用多說，兩次當選智利總統，當過國防部長，做過聯合國婦女署首任署長，還干過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放在任何一位競爭者面前，這份簡歷都夠硬。另外三位候選人分別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哥斯達黎加前副總統格林斯潘，以及塞內加爾前總統薩勒，各有各的本事，但從輿論聲量和話題性來看，巴切萊特確實占了上風。

不過政治這東西從來不按簡歷排名。今年3月底，智利新上臺的極右翼總統卡斯特突然宣布撤回對巴切萊特的官方支持，這一刀捅得又快又狠。自己國家的總統不給你背書，這在聯合國秘書長競選歷史上都算得上尷尬。好在巴切萊特的提名是智利、巴西和墨西哥三國聯合推舉的，巴西和墨西哥沒有撤回提名，她的參選資格才算保住了。但這件事造成的政治傷害是實實在在的，外界一度覺得她的競選勢頭會因此大打折扣。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巴西總統盧拉站了出來。4月中旬，盧拉開啟了一趟歐洲之行，訪問西班牙、德國和葡萄牙。明面上談的是雙邊經貿合作，但誰都看得出來，他此行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替巴切萊特拉票。無論是跟歐洲各國領導人坐下來談事情，還是出席公開活動，盧拉都會想方設法把話題引到巴切萊特身上，夸她能力出眾、經驗豐富，毫不掩飾地表達巴西的全力支持。他甚至在社交平臺上公開說，巴切萊特＂完全具備成為首位領導該組織的拉丁美洲女性的所有條件＂。

盧拉這么賣力，當然不只是出于什么＂拉美一家親＂的樸素感情。巴西多年來一直想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想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如果能親手把一位拉美候選人推上秘書長的位置，巴西在整個地區(qū)的領導力和號召力都會大幅提升，這筆政治賬盧拉算得很清楚。

而且自從秘魯外交官德奎利亞爾1991年卸任以來，拉美地區(qū)已經有三十五年沒有出過聯合國秘書長了。對拉美國家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職位的問題，更是地區(qū)話語權長期被低估的一種象征性缺憾。盧拉抓住這個窗口期全力一搏，既是為巴切萊特雪中送炭，也是在為巴西的＂大國夢＂積攢籌碼。

有人力挺就有人拆臺。美國方面對巴切萊特的態(tài)度，用＂強硬反對＂來形容恐怕都還算客氣。今年3月，28名共和黨議員聯名致信國務卿盧比奧，措辭相當激烈，直接要求對巴切萊特動用否決權。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沃爾茲也公開表達了不滿。

美方給出的理由五花八門，但真正讓華盛頓耿耿于懷的，是巴切萊特在擔任人權高專期間的一系列操作。她曾毫不留情地批評美國存在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問題，這讓共和黨陣營至今咽不下這口氣。2022年她以人權高專身份訪華一事，更是被美方視為＂不可原諒＂的政治立場表態(tài)，當時的國務卿布林肯公開指責這次訪問是＂錯誤之舉＂，而中方則回應稱這是一次尋求合作的正常交流。

按照聯合國的制度設計，秘書長人選需要安理會推薦，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任何一個都握有一票否決的權力。這就意味著，哪怕巴切萊特在全球范圍內呼聲再高，只要美國鐵了心不松口，她的路就會非常難走。沃爾茲在回應遴選原則時說了一句＂我們的立場是只要最好的＂，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國際社會普遍把這理解為美國想繞開地區(qū)輪換慣例、自己挑一個＂聽話的人＂上來。這種做法引發(fā)的反彈其實不小，很多發(fā)展中國家代表私下都在議論，一個欠著聯合國幾十億美元會費的國家，憑什么在秘書長人選上還要充當裁判？

說到會費拖欠，這恰恰是聯合國當下最讓人頭疼的現實困境之一。今年1月底，古特雷斯罕見地發(fā)出警告，說如果情況繼續(xù)惡化，聯合國的資金可能在7月之前就徹底耗盡。數據顯示，2025年成員國的總會費繳納率只有77%，拖欠總額高達15.6億美元，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為了撐下去，古特雷斯提議將2026年的人員編制削減近兩成，砍掉兩千多個職位。而作為最大的會費分攤國，美國自特朗普去年1月上任以來幾乎停止支付會費，甚至連2024年的欠款都沒有結清。這就好比一個公司最大的股東既不交錢又要拍板人事任命，其他股東心里能沒有想法嗎？

正是在這樣的復雜背景下，中方的表態(tài)顯得格外值得關注。在聯大討論秘書長遴選相關議題時，中方代表明確指出，聯合國改革要講求實效，不能搞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話聽著平實，但分量很重。熟悉聯合國運作的人都知道，這個龐大的國際組織近年來機構越來越臃腫，各種基金、計劃署、專門機構之間職能重疊的問題非常突出。

中方外交部長王毅今年2月在安理會高級別會議上講過一段話，大意是完善全球治理不是嘴上說說就行的，是要靠干出來的。面對綿延不斷的戰(zhàn)火和無辜生命的逝去，聯合國機構不能光喊口號，而是要實實在在地解決問題。這段話在當時的會場上引起不少代表的共鳴，因為它戳中了很多成員國心里的痛點。大家交著會費、派著代表，不是為了看聯合國開一場又一場的會，出一份又一份的報告，卻在真正需要行動的時候集體失語。

除了反對官僚主義，中方在遴選程序上也劃定了清晰的底線：秘書長職位應當遵循地區(qū)輪換原則，保障不同地理區(qū)域的公平參與機會，而且人選不能來自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按照這個慣例，下一屆秘書長應當從拉美及加勒比地區(qū)產生。任何試圖單方面打破這一規(guī)則的做法，都是在動搖聯合國運行了幾十年的制度根基。中方的態(tài)度很明確：不指望未來的秘書長事事都站在中國這邊說話，但絕對不能接受一個帶著偏見來上任的人，更不能接受某些大國把遴選過程變成自己的＂內部提拔＂。

4月21日到22日，四位候選人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完成了各自的公開對話環(huán)節(jié)，每場持續(xù)三個小時，接受了各國大使和民間社會代表的提問。從目前的信息來看，格羅西在部分評估中似乎占據了一定優(yōu)勢，但距離安理會正式投票還有好幾個月時間，變數依然很大。有分析指出，在7月底安理會啟動意向投票之前，甚至可能還會有新的候選人加入競爭，一些潛在人選或許正在觀望局勢，等待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者＂身份入場。

回過頭來看這整件事，聯合國秘書長的遴選從來就不是一場純粹的能力比拼，它本質上是大國利益博弈和國際秩序重新校準的一個縮影。2016年那次選舉，經歷了六輪投票才最終選定古特雷斯，這一次的復雜程度恐怕只多不少。巴西在拼命推人，美國在拼命擋人，而中方提出的＂不準有官僚主義＂，與其說是對某一位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不如說是對聯合國這個組織本身發(fā)出的一個信號：別再空轉了，該干實事了。

無論最終是誰坐上那把椅子，擺在面前的都是一堆棘手到極點的難題。財政捉襟見肘，安理會因大國對立頻頻失靈，全球范圍內對多邊體系的信心在持續(xù)滑坡。聯合國到底是繼續(xù)在官僚慣性中緩慢消耗，還是借這次換屆的契機真正啟動一些有實質意義的改革？答案可能不取決于某一個人的能力，而取決于這些握有否決權的大國們，愿不愿意放下各自的算盤，給這個已經八十多歲的國際組織一個重新出發(fā)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