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材委專家葛兆光：從學術角度看，現在有90%的書可不出

葛兆光，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禪宗與中國文化》（1986）、《道教與中國文化》（1987）、《中國思想史》（兩卷本，1998，2000）、《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1995，2006）、《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2014）等。曾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1988）、第一屆“長江讀書獎”（2000）、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屆 Paju Book Award（韓國，2014）、第26屆“亞洲·太平洋”大獎（日本，2014）等。

2017年7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的通知，葛兆光任國家教材委員會的專家委員。

【正文】

受各位朋友的邀請，讓我來講一個與編輯有關，關于出版的事情，我感覺到很榮幸，因為我是一個在大學里教書的老師，不見得多么了解出版的現實情況。

不過，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圖書出版社，尤其是人文學術圖書的出版社，無論是在中國，在韓國，還是在日本，都遇到很大的困難。

怎么樣走出這個困境，我也想不清楚。

不過在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情況來說的。現在中國的人文學術，究竟是什么樣的圖書既能引起國內國際的學術回響，又能在圖書市場受到歡迎？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首先，我想說的是，從我們做學術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的人來說，什么是好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學問？對于做出版的人來說，什么是有影響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圖書？我不討論這個書是不是賺錢的，我只是從我們做研究的人來說什么是好的，從出版人的角度來考慮什么是好的。

我想第一個就是要有好的選題。當然一般來說，好的選題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目標和理想，要敢于“華山論劍”，不能說我爬上個小山頭就覺得我已經很高了。

如果一個話題沒有籠罩力，沒有輻射力，那么只有少數幾個同道會看，比如說，一本專業書，它寫得很專業，那可能就是有幾個專業的同行看，看了以后就少數幾個人知道，用中國話來講叫“抱團取暖”，這樣的圖書恐怕不會有很多讀者。

但有一些大的話題，是大家都關心的。

比如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它討論的是冷戰以后，世界會出現一些什么樣的問題，這樣的話題就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不僅是研究歷史的，不僅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不僅是研究各種各樣的，比如說經濟這樣子的。

但這是不是說只有大話題，才能成為一本好的著作呢？也不是。也有其他的好書，我在這里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季羨林先生的《蔗糖史》。

表面上看，它討論的只是一個糖的問題，就是我們吃的這個糖，但這本書實際上通過一個小小的糖，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

我注意到在這本《蔗糖史》出版的前后，英國出版的一本書叫做《甜食與權力》，它講的是西印度群島生產的蔗糖怎樣成為刺激和支持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糖的大量生產，使得普通民眾有了補充能量的東西，下層人民的基本食物和熱量得到保障，提供了市場所需要的勞動力，使得它迅速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接著日本有個學者，他出版了一本叫《蔗糖的世界史》的書，講的是蔗糖怎么改變世界歷史的故事。大家要注意，有幾樣影響世界的商品，一個是茶，一個是糖，還有一個是鴉片，這幾樣東西都很重要。

日本學者出版了這本書，兩年后美國有一個大學教授出版了《蔗糖與中國社會》，它討論的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鄉村社會怎樣種植、出口糖到日本長崎，以至于形成了一個長崎貿易圈。

實際上，季先生這本書看起來像是比較小的書，可是為什么季先生要在八十歲寫這么一部上下兩卷本的書呢？這說明，無論是大的話題還是小的話題，只要所選的話題有足夠的影響力、輻射力和籠罩力，它就是好的。

接下來第二個，我覺得大家尤其是編輯，也包括我們做學者的，也應該懂得行情，必須要懂得行情。穿三年以前的衣服，你是落伍的，但你要是過于超前，穿十年以后的衣服，那叫邋遢，所以，要比別人早一步，而不是比別人早十步。

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經講過一段話，說學術一定要“預流”。什么叫“預流”？就是你要進入世界學術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國話里，不入流就是什么也不是，不值錢，沒有意義。

什么是有意義的話題？編輯應該和學者一樣敏感。我記得2012年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在上海召集了大概十幾個中國學者和美國學者一起，開了一個未來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應該支持什么研究課題的會議。

我記得那次會議上，在黑板上寫了很多關鍵詞，大家就討論，最后剩下來大概十幾個關鍵詞，這十幾個關鍵詞里面，我記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民族”“宗教”，包括“認同”等這樣一些問題。

所以說，全世界都在關心著這些問題，那么，編輯怎么辦？編輯也應該關注這些東西，提前想到這些問題去組織書稿。

比如說國際關系史，很多人都知道國際關系屬于政治學這個領域，可是大家注意沒注意到，現在外交關系研究越來越出現歷史化的趨向，這就需要編輯和學者同樣去關注。

第三，要有足夠的厚度。

所謂足夠的厚度是指的學術研究要有資料和思考兩方面的積累，不是只是趕時髦。趕時髦那叫“東風來了西邊倒，西風來了東邊倒”，可是，有厚度必須要有沉著的氣度和持久的耐心。為什么要有氣度和耐心？

因為一個好的著作或一本好的圖書，是沒有辦法三天、五天、半個月寫出來的。同樣做出版，你也不可能“短平快”，匆匆推向市場。

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學時，有好幾次在食堂碰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約翰·納什。他一輩子就寫過十篇左右的論文，但是，成果非常偉大，所以，有些東西不是說“短平快”，一下就做出來的。

那么，最后一點，就是一本書要有好的方法。我們通常講，一本好書的最高評價標準是什么？是不僅具體成果影響你自己的專業內部，同時你的方法、你的理論，還可以給專業之外的其他領域去參考。

我想作為一本好書，一個好的編者，這四個方面都要有。我歸納一下就是說，它要有好的選題，要懂得行情，要有厚度，而且要有好的方法，這才是一個好的學術作品。

那么接下來我講的問題是，好的學術研究不等于暢銷作品。出版社要生存當然要考慮經濟因素，但是怎樣把第一等的題目和第一等的圖書相結合？怎么使得好的學術著作有更多的讀者去閱讀？

我想這個問題相當復雜，我也不能解決，我也不是出版家，我也不懂編輯，但是，我要給大家提供一些學術界最新的動向，現在的出版界能不能考慮考慮往這個方向多努力？

第一點，現在的學術界——我說的是中國學術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的范圍在擴大。過去的中國史，基本是一個漢族中國的歷史，而現在呢，中國史的范圍在擴大。

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先生，最近中國流行的兩本書是他寫的，尤其是《忽必烈的挑戰》這本書，在中國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講談社《中國史》系列里也有他寫的一本。

還有我的另外一個朋友，中文名字叫歐立德，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寫的《乾隆帝》這本書，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討論。為什么？因為它們不是僅僅談漢族中國，它更多的是把眼光放在了中國周邊。包括我現在出版的這本書《想象異域》，也是在講中國與周邊。

第二點，我覺得是現在的出版，應該注重圖像與文字并重的圖像文化研究，因為世界閱讀潮流已經變化了，圖像也不是過去簡單說的藝術史，也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書籍插圖。

讓圖像說話，這使得過去僅僅靠文字文獻資料研究的范圍在擴大，西方的藝術史也在變化。西方的藝術史越來越向視覺分析和圖像文化靠近，這一類圖書非常引人注目。

其實，我們中國也出版過很多書，可是這些書大多還是屬于過去傳統的藝術史。但是，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我們將來可能是往視覺圖像的另一個方向發展。

第三個呢，我覺得是歷史敘述很重要。所謂敘事的歷史著作，從中國引進和翻譯的美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到史景遷的敘事性歷史著作可以看到，它改變了中國歷史書四平八穩、非常呆板的教科書模式。

這些書很受歡迎，也寫得非常好，這絕不是一些平庸的歷史學家能寫的。過去，中國的歷史著作急于表達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它背離了司馬遷所說的“寓褒貶于敘事”的傳統，所以常常是觀念的說教，這使得歷史著作相當的刻板。

可是，正像斯通所說，“歷史是敘事性很強的學問”，所以，越來越多的敘事書會成為歷史書的主流。

現在在英國教書的沈艾娣教授，她寫的一本書叫《夢醒子》，《夢醒子》講山西的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留下來的日記，這個人是在晚清山西生活的，他寫這些日記，反映了華北鄉村小知識分子在變動時代的人生，這本書通過一個人的日記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

這個大家都知道，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叫何偉，寫的非常有名的書《尋路中國》和《江城》，這幾本書在中國暢銷得不得了。就連我們這些學界中人看《江城》，也覺得非常好看。

他對當代中國，寫得比一些當代中國史的教科書要好太多了。因為很好看，而且非常深刻，能反映出中國的狀況。

第四點我要講的，就是重提歷史教科書。我覺得在歷史出版的著作里，我個人最重視的，也是最期待的，就是教科書。

因為教科書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人。歷史教科書對于我們任何人來講，影響都是非常深刻的。

歷史教科書或許都是大學教授在寫，也引起過很多爭議，比如說日本教科書的撰寫，曾引起過中國、韓國非常大的爭議。

有一本《劍橋插圖本中國史》，作者叫伊沛霞，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在我看來，她的中國史反而是不錯的，我曾向人推薦這本書。還有一部世界史教材，美國教授寫的《World Together World Apart》翻譯成中文是不是可以叫《世界離合》？

那么最后呢，我要講一點感想。今年有半年的時間我在美國哈佛訪問，那時我在網絡上看到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講談社《中國史》系列，好像很火，我在網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消息。

這本書，除了出版社方面的營銷策略，除了這套書寫作的理論和方法之外，我要問的是：為什么日本的這套書能夠引起關注？我覺得，現在應該重新思考一下中國的學術界和出版界之間的關系。

過去有一句老話，叫“好書出自好編輯”，可是，現在中國的出版社，越來越像一個圖書印刷廠，或者像一個圖書推銷員；中國的編輯，越來越像一個書稿收購人和格式排版人。

過去出版社跟學術界之間關系很深，編輯的功夫通常體現在書稿的修改上，我太太過去在出版社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書稿上不斷給它做修改，查證它的資料是不是正確的，它的文字是不是流暢的，同時，那個時候的編輯常常也會和作者討論，寫什么書，怎么寫。

可是，現在的編輯有時候不僅做不到學術促進者，反而有時候還會制造一些麻煩。拿我舉例，我經常會和我的編輯產生矛盾，我經常覺得，我的編輯給我造成了很多麻煩，他們總是拿著出版局的規則，拿雞毛當令箭，在書稿里面找骨頭。但是同時，他們對于內容及選題的策劃介入卻很少，為什么？因為他不了解學術界的行情。

所以，我覺得，出版社能不能介入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編輯能不能深入研究學術前沿在哪里？出版社能否有效推動學者和教授的工作？我曾經跟華東師大出版社的負責人聊過，我們的編輯為什么不可以干脆就坐到課堂上，聽教授去講一節課，然后了解教授現在講什么，怎么講，講得好不好。

他的PPT，他的講授，能不能記錄下來？此外，出版社有沒有自己長遠的規劃和選擇？坦白地說，我不知道日本和韓國的出版社怎么樣，中國有很多出版社沒有長遠的規劃，沒有自己的特點，沒有自己十年、二十年想做什么的想法。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的話，每一個出版社都是一樣的，那么，每一個出版社就沒有特色。

很多年以前，我寫過一篇小的文章，叫《寫書人對出書人說》。現在我們這里需要的是，寫書人和出書人共同來討論將來學術界的出版，怎么樣突破現在的困境，贏得一個好的未來？

這是我們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出版社是否能夠生存得更好，也關系到我們的圖書能不能出版，出版以后能不能得到反響。我有個習慣，我每個月會到書店去走一圈，仔細地去看一下這個書店現在都在賣一些什么書。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現在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書是可出可不出的，但你怎樣去選，才能選到好書？這個好書怎么樣才能更好地推廣和推薦出去？這是我們寫書人和出版人應當共同解決的問題。

我是一個外行，我完全不能講出版業，只能講一個學術界希望出版界做到的事。

謝謝大家。

本文據葛兆光先生在韓國坡州編輯學校的演講整理而成，原標題為《第一等的題目和第一等的書》，載“未曾讀”、澎湃新聞翻書黨（2016-05-07）、新史學1902。作者孫仲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