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防長怒斥國會懦夫，250億伊戰賬單曝光

華盛頓報道——周三，在五角大樓透露為期兩個月的“史詩狂怒”行動已耗資約250億美元后不久，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對國會中批評伊朗戰爭的議員發起了一場先發制人的猛烈抨擊。

“現階段我們面臨的最大敵人，是國會民主黨人以及一些共和黨人在開戰兩個月后所說的那些魯莽、無用且失敗主義的言論，”赫格塞斯在向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作開場陳述時表示。

“我提醒諸位，我們這代人都清楚，我們在伊拉克待了多久，在阿富汗待了多久，在越南又待了多久。而（現在）這場關乎美國人民生死存亡的戰斗才進行了兩個月。伊朗絕不能擁有核彈。”

在回答議員提問并與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激烈交鋒前，赫格塞斯稱特朗普是“世界上最好的談判者”。

委員會首席成員、眾議員亞當·史密斯（華盛頓州民主黨人）嘲諷了特朗普關于伊朗已屈服于其核心戰爭要求的說法——德黑蘭方面已公開否認——稱這位總司令似乎依賴“絕地心術”來讓伊朗放棄其核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每一位總統，包括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都阻止了伊朗獲得核武器，而實際上并未與伊朗開戰，”史密斯對赫格塞斯說。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戰爭開始前，（霍爾木茲）海峽是開放的。現在我們在談判以求恢復現狀，而伊朗最新的提議是‘我們稍后再談核問題’，”史密斯說。

“那么，究竟有什么計劃能將所有這些致命的、直接的軍事行動，轉化為核局勢的真正改善呢？”

赫格塞斯猛烈抨擊了2015年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即奧巴馬時代的伊朗核協議），并辯稱“你必須直面這種鐵了心要獲得核武器的敵人，迫使他們坐到談判桌前，放棄核計劃。”

“特朗普總統看到了伊朗最虛弱的時刻，”他補充說，并稱“朝鮮就是一個教訓”。

赫格塞斯解釋說：“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平壤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積累了如此多的彈道導彈，以至于這些導彈使他們能夠要挾該地區和全世界，聲稱‘我們要搞核彈，你們無能為力’。”

五角大樓首席財務官朱爾斯·赫斯特三世在聽證會上透露了250億美元的成本（主要用于彈藥）。此前有報道稱，特朗普政府可能尋求高達2000億美元的補充軍事撥款來支付戰爭費用。

眾議員羅·康納（加州民主黨人）聲稱，能源價格上漲意味著美國公眾承擔的總成本是“6310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每年多支出5000美元。”

在最為激烈的交鋒之一中，眾議員約翰·加拉門迪（加州民主黨人）指責赫格塞斯和特朗普“從第一天起就在這場戰爭問題上欺騙美國公眾”。

“你們誤導了公眾關于我們為何開戰。你和總統為這場戰爭給出了不斷變化的理由。你們誤導了公眾關于戰爭的進展，”這位加州議員說。

“總統讓自己和美國陷入了中東又一場戰爭的泥潭。他正拼命試圖從自己的錯誤中脫身。他若能成功，符合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利益。”

赫格塞斯猛烈回擊，稱加拉門迪使用“泥潭”一詞是試圖“玷污部隊”。

“我們這代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中服役過——那是多年模糊的任務和烏托邦式的國家建設，最終一無所獲，”他說。

“你稱之為‘泥潭’，真可恥。行動才兩個月，他們已完成的任務，取得的成功，戰場上可能創造戰略機遇的勝利，以及一位總統對抗擁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勇氣。而你卻稱之為泥潭，這是在向我們的敵人遞送宣傳材料。”

已持續三周的停火大大降低了戰爭成本，不過由于全球油價飆升，美國消費者仍需支付更高的燃油費用。

當前相對較低的戰爭開支可能會削弱國會的影響力，使其難以在未經其批準的情況下，強制執行為沖突設定的60天期限。

1973年《戰爭權力決議》規定的兩個月窗口期，歷來未被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傾向于由國會行使其撥款權來處理所謂的違規行為。

“史詩狂怒”行動開始于2月28日——距今正好60天。

聽證會上公布的250億美元賬單，如同一枚投入美國政壇的深水炸彈，其漣漪遠不止于數字本身。這并非簡單的軍費審計，而是將一場地緣戰略博弈，瞬間轉化為每個美國家庭賬本上冰冷而刺痛的數字。反對者將天價開銷與民生負擔直接掛鉤，其政治意圖不言自明：試圖用“廚房餐桌議題”來消解政府所謂“國家安全威脅”敘事的正當性。赫格塞斯“最大敵人是國內失敗主義”的激烈指控，恰恰暴露了當局對國內輿論戰線失守的深切焦慮。

這場辯論的核心，實則是兩種戰略哲學的激烈碰撞。一方是以史密斯、加拉門迪為代表的“威懾管控派”，他們信奉通過外交施壓、經濟制裁和多邊協調來遏制伊朗，認為軍事手段成本過高且不可預測，容易陷入另一個“永恒的戰爭”。另一方則是以赫格塞斯和當前政府為代表的“武力脅迫派”，他們篤信只有展示壓倒性的軍事決心和造成不可承受的損失，才能將“頑敵”逼回談判桌，并認為過去的協議僅是緩兵之計。朝鮮案例被反復提及，正是“武力脅迫派”用以論證“遲滯意味著失敗”的關鍵論據。

從歷史維度看，這場爭論是美國自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來一直未愈的“帝國傷疤”的再次發作。赫格塞斯一代軍官親歷了漫長而目標模糊的中東反恐戰，對“泥潭”一詞有切膚之痛。因此，他們極力與過去劃清界限，強調此次行動目標明確（阻止核武）、時限清晰、火力迅猛，是“干凈利落”的軍事外科手術。反對派看到的卻是熟悉的劇本：開戰理由的游移、成本的低估、終極目標的模糊，以及“以戰迫和”可能演變為“以戰養戰”的巨大風險。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問題在戰后的回歸原點，似乎成了反對派論點的一個尷尬注腳。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國內政治與戰爭權力的制衡。250億賬單若被后續的“停火期”所淡化，國會可能喪失以“斷糧”相要挾、制約總統戰爭權的最有力杠桿。當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成本被常態化，而公眾因停火暫感“安寧”時，《戰爭權力決議》對行政分支的約束力將進一步被架空。這或許意味著，未來美國總統在對外動用武力時將擁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只需確保軍事行動在初期展現出“決定性的成功”，并控制好國內的經濟感知成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