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內卷”的邏輯與路徑

站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起點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這一市場體系以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為前提，實現基礎制度、設施聯通、要素資源、商品服務、市場監管5個維度的全國統一。這不僅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舉措，更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應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基石。然而，在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背景下，一個“循環之問”亟待回應：為何部分行業仍深陷“內卷”困境，內需潛力難以充分釋放？其制度性根源在于，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分割限制了市場半徑，導致要素流動壁壘與同質化產能擴張。這種“內卷”迫使企業在有限存量市場中低效率博弈，既擠壓利潤、抑制創新，更成為制約有效需求釋放的結構性堵點。因此，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絕非簡單的物理整合，而是從制度層面破解供給端低效博弈、打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之舉。

圖/中經視覺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進展與制約因素

自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頂層設計引領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進入了由“初步探索”向“深度融合”轉型的關鍵期。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著力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在此背景下，我國市場體系的連通性不斷增強，規則制度的統一性和規范性持續提升。

總結當前建設的積極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維度。在市場制度與要素配置方面，國家持續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及公平競爭審查，通過修訂負面清單落實“非禁即入”，在能源等重點領域有效拓寬了民間投資渠道。同時，隨著基礎設施與標準規則的“雙聯通”，土地、數據等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顯著提升。通過強化跨區域制度協同與競爭評估，經營主體面臨的規則差異逐步消弭，跨區域資源流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雖然建設進展成效顯著，但在體制機制深處，依然存在一些影響改革成效的“硬骨頭”和深層次制約因素。當前建設面臨政府與市場關系、地方發展方式轉型等深層次卡點堵點。實現從“物理連通”到“深度融合”的飛躍，亟待破解以下核心挑戰。

地方保護主義的微觀表現形式更趨隱蔽，行政性市場分割依然在一定范圍內客觀存在。在以行政區劃為導向的財稅考核下，地方政府為保產值、稅收與就業，仍存在強烈的“畫地為牢”動機，通過在政府采購、招投標等環節設置特定資質或加分項等隱性準入障礙，排斥外地優質服務商。這種沖動更集中體現為對跨地區并購重組的隱性行政干預：因擔心本地骨干企業被兼并后導致稅源流失、產值外遷或就業減少，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行政手段阻礙企業的市場化兼并意愿，導致“小而散”的產業格局難以通過市場力量優化升級。行政性市場分割的深層癥結在于現行財稅體制下的收支壓力，2025年前10個月，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接近本級收入的兩倍，巨大的收支缺口迫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即通過保護本地稅源緩解短期壓力，客觀上卻長期阻礙了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例如，在鋼鐵等傳統重工業領域，跨省兼并重組常因“行政邊界”陷入停滯。地方政府出于對本級生產總值考核和稅收基數的保護，往往要求重組后的企業必須保留原有的法人地位和獨立核算體系，禁止產值和稅源向總部所在地外遷。這種行政干預不僅削弱了企業的產業鏈協同效應，還常伴隨高額的“人員安置補償”等隱性準入門檻，導致行業集中度難以通過市場化手段提升。

低水平重復建設引發的“內卷化”焦慮，削弱了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這種非理性過度競爭迫使企業陷入低價博弈，行業利潤持續走低。加之退出機制不暢，落后產能無法出清，擠壓了優質企業的創新投入。在部分新興制造領域，這一困局表現得尤為突出，如全國數十個城市競相布局相同的新能源產業鏈，導致產能利用率長期在低位徘徊，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這種“內卷化”困局背后的核心癥結在于地方補貼與行政準入保護下的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局部失效，使得大量低效企業占據土地、信貸等稀缺資源“帶病生存”。值得關注的是，部分行業已經開始探索“反內卷”的有效路徑。以光伏行業為例，2025年上半年通過落后產能出清，多晶硅價格從6月低點回升至11月的5.3萬元/噸。這一數據表明，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有序壓減過剩產能、遏制低價無序競爭是可行的路徑。但也要看到，存量市場中依賴保護的落后產能仍未完全出清，抑制了產業向上躍遷的動能。

核心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仍遭遇隱性壁壘，阻礙了內需潛力的高效轉化。勞動力、土地、數據等關鍵要素的全國性市場配置機制尚未完全打通，其深層危害不僅在于限制了人口流動與資源流轉，更在于大幅抬高了企業并購重組后的資源整合成本。在勞動力要素方面，社保跨省轉移接續便利性不足及公共服務分配不均，導致人才流動的隱形成本高企。這使得企業在跨區域兼并異地產能時，常面臨巨大的人員安置與遣散壓力，極高的“退出補償”成本阻礙了人力資本的優化配置。在土地要素方面，流轉規則不一且試點格局碎片化，導致企業并購異地資產后，常面臨土地性質變更難、指標異地調劑受阻等制度性障礙。雖然2023年重慶市南川區作為國家第二批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探索了集體與國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交易，但此類試點僅局限于縣域層面，且增值收益分配、使用權能界定等規則在各省間差異顯著。這種“碎片化”的試點格局導致土地要素無法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價格信號和流通規則，企業難以跨省獲取異地土地指標，制約了產業向優勢區域集聚。此外，作為新型要素的數據資源，在跨區域流通中的權屬界定、價值評估及收益分配機制仍不完善，標準體系的不統一形成了跨部門的數據共享壁壘，制約了數字化協同效應的充分發揮，距離“標準互認、多地共享”的目標尚有差距。

總體來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正處于從制度框架搭建向規則統一與效能提升深化轉變的關鍵階段。市場基礎制度、要素流通效率、監管協同機制等取得積極進展，但地方保護隱蔽化、“內卷式”競爭、要素流動壁壘等深層次問題仍需通過更高層級制度創新破解。“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這標志著統一大市場建設朝著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邁出堅實步伐。

全國統一大市場釋放內需潛能的邏輯機理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絕非簡單的規則并軌或物理整合，而是通過重構市場運行邏輯來釋放內需潛能的深刻制度變革。當前國內大循環面臨的核心堵點，在于人為壓縮的市場半徑、同質化競爭以及要素流動壁壘，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內需潛能的釋放。縱深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正是要針對上述痛點，通過制度重構打通從“生產”到“消費”的轉化通道，將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內需動能。其釋放內需潛能的邏輯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核心維度。

破除行政壁壘，是從“區域封閉”到“全國流通”的關鍵一躍，核心在于打開消費半徑的增長空間。地方保護主義的深層危害，不僅在于扭曲了企業間的公平競爭，更在于它從根源上壓縮了消費市場的有效半徑。在以行政區劃為導向的財稅考核機制下，部分地方政府通過政府采購傾斜、招標設限、地方補貼等手段，將本地市場“圈”為屬地企業的專屬領地。這種做法導致的直接后果是：消費者面對的是被行政邊界分割的“小市場”，而非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對外地企業的“身份歧視”會迫使外地優質機構退出，企業只能高價選擇本地低效率服務商，扭曲了價格信號，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

統一大市場建設破除行政壁壘，實質是將競爭裁判權從地方行政部門交還給消費者，實現從“行政權力尋租”向“市場機制主導”的根本轉變。對內需的激活作用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通過“去壁壘”擴大消費選擇半徑。當政府采購、招標等環節的本地保護被清理，商品和服務可以無阻礙地在全國范圍內流通時，消費者能夠接觸到更豐富、更優質的產品供給。這種選擇范圍的擴大，本身就是一種隱性“收入效應”——在同等支出下，消費者可以獲得更高品質的商品，實際購買力隨之提升。其二，通過打破地方補貼造成的價格扭曲，還原真實的市場信號。當各地政府不再通過地方性補貼干預價格形成機制，企業必須依靠真實的成本優勢和產品質量贏得市場，消費者也能夠基于真實價格做出理性選擇，避免了因政策干預導致的消費誤配。全國跨省異地銷售涉稅經營主體占比近六成的趨勢表明，當行政壁壘逐步破除，消費市場的規模效應開始顯現，內需增長的潛能也隨之釋放。要實現這種轉變，關鍵在于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立法進程，將公平競爭審查作為剛性約束，從制度層面斬斷地方保護的利益鏈條。

整治“內卷”競爭，核心在于暢通優勝劣汰機制，激活消費升級的內在動力。“內卷”的深層體制癥結在于，地方保護和行政壁壘阻礙了企業跨地區的并購重組與資源整合。當地方政府為了保住屬地產值與稅源，干預虧損企業退出或跨省被兼并時，市場便失去了自我出清的能力，導致大量同質化企業陷入“差的汰不掉、好的長不大”的非理性循環。這種因重組遇阻導致的供給端低效博弈，正是“內卷式”競爭的制度誘因。它耗盡了企業的研發投入，使國內市場難以形成引領升級的高質量供給，最終導致高端消費需求外溢，形成需求側被動“縮水”的困境。

統一大市場通過破除行政性分割，為企業跨區域兼并重組騰挪出制度空間，實現從“價格博弈”向“價值創造”的躍升。以生物醫藥（創新藥）行業為例，作為國家“新興支柱產業”，其正面臨從“內卷價格戰”向“創新價值”轉型的關鍵期。過去，各地競相建設生物醫藥園區，導致研發管線高度同質化，行政壁壘又使跨區域資源整合受阻。隨著統一大市場建設深化，通過強化公平競爭審查與跨區域利益分享機制，引導優勢企業整合同質化資產，中國醫藥產業正擺脫低水平重復建設。這種轉變實現了社會福利增進：低效資產釋放的研發要素被高效重組，消費者獲得更具臨床價值的國產新藥，形成“研發增效—優質供給—消費擴容”的良性內循環。

暢通要素流動，是從“分割配置”到“全國配置”的突破，核心在于釋放人口集聚帶來的消費動能。勞動力、土地等核心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壁壘，是制約內需潛力釋放的深層次制度性障礙。人口無法向高效率區域自由集聚，消費增長的空間動力就會被“鎖死”。當前，我國近3億農民工的“半城鎮化”狀態尤為值得關注——他們在城市工作卻難以享受同城公共服務，戶籍壁壘迫使其維持高額預防性儲蓄，消費意愿被嚴重抑制，消費潛力處于被“鎖住”的狀態。

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破除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不僅帶來收入效應，更通過“市民化待遇均等化”直接激活被戶籍鎖定的消費潛能。當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向就業機會更多、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人口集聚帶來的規模效應將從3個維度拉動消費增長：一是收入效應，高效率區域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直接轉化為勞動者更強的消費能力；二是“市民化消費”效應，農民工實現身份市民化后，其教育、醫療、住房等消費意愿將大幅釋放；三是示范效應，人口集聚區的新業態、新消費模式帶動周邊人群消費觀念轉變。在土地要素方面，推進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如重慶市南川區探索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權同價”交易，盤活了農村閑置土地資源，返鄉投資者通過市場化方式獲得閑置校舍地塊，建立制度預期，吸引社會資本投向縣域產業，形成“土地盤活—就業創造—消費擴容”的縣域循環。

總體而言，統一大市場通過破除行政壁壘、整治“內卷”競爭、暢通要素流動，打通制約內需釋放的體制堵點，激活市場的選擇效應、消費的升級效應與需求的規模效應。這三重機制相互支撐，構建了從制度變革到內需增長的完整邏輯。當這一框架落地生根，中國經濟將擺脫行政保護下的低水平均衡，實現從“規模優勢”向“制度優勢”的躍升，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內需支撐。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路徑對策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關鍵在改革，根本在制度。應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原則，既通過“破”清除地方保護等體制障礙，又通過“立”完善基礎制度，為企業跨區域經營與并購重組提供統一“賽道”，破解供給側低效博弈。為此，需從頂層設計、產業治理、要素配置、激勵重構4個維度協同發力，以制度創新打通從“生產”到“消費”的轉化通道。

在頂層設計維度，要以法治化手段筑牢統一市場的制度根基，將公平競爭審查從“軟約束”變為“硬杠杠”。針對地方保護隱蔽化困境，核心突破在于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立法，將政府采購、招標投標中的地方保護行為、財政補貼中的地域歧視等納入禁止性規定，明確豁免條款和適用邊界。在組織保障上，建議設立國務院層面的實體化協調機構，賦予其對涉嫌地方保護案件的直接調查權和約談問責權，建立覆蓋所有政策措施的公平競爭審查“全國一張網”，實現政策制定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問責，從制度層面斬斷地方保護的利益鏈條。

在產業治理維度，要以市場化手段破解“內卷式”競爭困局，建立產能過剩治理的長效機制。針對同質化擴張，政府相關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商會應建立“支持重組、有序退出”的治理閉環。首先，鼓勵優勢企業通過市場化跨區域并購落后產能，打破行政區域限制。其次，創新跨區域利益分享模式，完善并購后的財稅統計分成機制，確保“產值在異地、稅收有分享”，消除地方政府對企業并購外遷的后顧之憂。通過這種“行政減法”做強“市場加法”，讓資源向高效企業集聚，從根本上釋放規模效應帶動的內需潛能。

在要素配置維度，要以一體化改革打破資源流動的隱性壁壘，釋放人口集聚和土地盤活的內需動能。針對要素流動壁壘與“半城鎮化”困境，核心突破在于推動戶籍、社保、土地聯動改革。在勞動力要素方面，健全常住地登記戶口制度，以“穩定就業”為核心放寬落戶門檻，推動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推進醫保個人賬戶跨省共濟和異地就醫即時結算，降低勞動力流動的后顧之憂。在土地要素方面，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平臺，讓中西部地區建設用地指標跨省調劑給東部地區使用，形成“指標跟著項目走、資金跟著指標走”的良性循環。

在激勵重構維度，要以財稅體制改革破解地方保護的內生動力，從根源上鏟除“畫地為牢”的制度土壤。針對地方保護主義財稅根源，核心突破在于調整增值稅分享比例，將地方分享部分的分配依據調整為以“消費地零售額”為主、生產地銷售額為輔的加權結構，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邏輯——從“護住工廠、爭奪投資”轉向“服務居民、促進消費”，形成“消費擴容—稅源增加—公共服務提升—消費意愿增強”的良性循環。同時，將統一大市場建設成效納入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設置公平競爭審查覆蓋率、跨省經營企業占比等核心指標，引導地方政府從“政策洼地”競爭轉向“營商環境高地”競爭。

總體而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需要法治、市場、要素、財稅四維協同、梯次推進：以立法破除行政壁壘，以治理破解產業內卷，以聯動暢通要素流動，以財稅重塑地方激勵。這四大支柱既回應了前文剖析的三重堵點，更構建了從“規模優勢”向“制度優勢”躍遷的制度支撐。當改革框架落地生根，中國經濟將擺脫行政保護下的低水平均衡，在全國統一的市場空間中開啟高質量內循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張建平；本文第二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李俊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