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城故事 | 我的高中時光

作者：張萬杰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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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圖由AI生成。

我至今珍藏著一張紅旗中學的高中畢業證，紅色硬紙皮面，32開對折。深深的鋼印早因年久磨平了棱角，唯有班主任張琪英先生那雋秀端莊的行楷，依舊清晰可辨，只是藍色鋼筆寫下的字跡，被歲月侵蝕得漸漸褪了顏色。

1976年9月1日，我從紅燈中學升學，踏進了紅旗中學的校門。學校離我家大約五、六公里，每天清晨，天剛蒙蒙亮，我就得起床，胡亂扒兩口早飯，七點之前必須出發趕路。

雖說，我們走的有好長一段都是國道沙石公路。天晴的時候，汽車帶著一陣風從身邊駛過，那風又卷起漫天塵土，只能閉上眼睛捂住口鼻。同學們一起，一路走一路說說笑笑，哼著不成調的歌，倒也不覺得累。

若是遇到老天爺不高興，下雨了，特別是那種斜風斜雨，那就慘了，濕漉漉的衣服，要在身上穿上一整天，直到下午放學回到家。

我在紅旗中學待了整整兩年，可掰著指頭算，真正安安靜靜坐在教室里讀書的日子，滿打滿算也就一年多。剩下的時光，一半浸在勞動的汗水里，一半散在年少的嬉鬧中。

開學沒多久，學校便組織高中部全體學生去梅山農場學農，一去就是一個月。農場的日子，具體的勞作模樣早被時光沖淡了，只記得手上磨出了水泡，身上沾滿了泥土。但有一件事，像刻在腦子里的畫，至今清晰。

那天午后，陽光暖融融的，曬得人渾身發懶。阿毛突然湊到汪克易老師身邊，眼睛閃著光：“汪老師，您跟阿偉下盤盲棋唄？我們都沒見過，想長長見識！”

汪老師和阿偉同學，正并排坐在不遠處的長條凳上曬太陽。奇怪的是，兩人面前竟空無一物，沒有棋盤也沒有棋子。我正納悶，轉頭一看，十來米外的長條桌上，擺著一副擺好棋子的象棋盤，一群同學早圍在桌邊，眼睛瞪得溜圓。

阿毛一拍手：“好了好了，老師，您倆開始吧！”

坐在凳上的汪老師側過臉，看向阿偉，語氣平和：“你先來。”

阿偉眨眨眼，微微望向左側。一老一少并肩而坐，沒有棋盤，沒有棋子，卻像一對老友閑談，從容又默契。“炮二平五！”少年的聲音清亮。“馬二進三！”老師應聲接下。一招一式，全憑記憶在腦中博弈，落子聲似有若無，卻引來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象棋還能這么下，新奇得不可思議，也第一次懂了，什么叫“胸有丘壑，落子無悔”。

剛入學的第一年，日子過得散漫又隨性。那時候的同學們，大多是“混日子”的狀態，課堂上吵吵鬧鬧是常態，老師站在講臺上講課，聲音總被此起彼伏的說話聲、打鬧聲淹沒。用教政治課的王老師那標準的“九普話”說就是：＂你們這些伢兒啰薩，冇得一個是聽話的。＂我坐在前排，有時候拼盡全力去聽，也只能捕捉到只言片語。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數學課。袁宏彬老師正低頭在黑板上寫字，粉筆劃過黑板的“沙沙”聲里，后排又傳來了大聲的喧嘩。袁老師停下筆，轉身，眉頭皺得緊緊的：“不想聽課的同學，可以出去。”

有個同學見老師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梗著脖子回：“你叫誰出去？”

“叫你。”袁老師的聲音沉了下來，“誰不想聽就出去。”

那同學更橫了：“我不想聽，應該是你出去。”

這話一出，全班瞬間鴉雀無聲，連呼吸都放輕了。袁老師的聲音似乎在顫抖，他一步步走向那個同學，伸手想去拉。可那同學半點不怕，“噌”地站起來，竟反手把袁老師直接拉到了教室門外。那一幕，我至今記得，又驚又怕，卻也隱約懂了，那時的年少輕狂，帶著一股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勁。

還有阿昌，在班里是出了名的調皮。一次，郝老師上物理課，大概是講關于柴油機的課，我坐在中間第二、三組的第二排，鄰座是阿貴和阿昌。突然，阿昌冷不丁伸出右手，在阿貴的左大腿上狠狠抓了一把。阿貴疼得不敢作聲，往旁邊躲了躲。阿昌不死心，又抓了一把。阿貴忍無可忍，伸手想抓回去，可手還沒碰到阿昌，阿昌就猛地大叫：“哎呦！”

郝老師聞聲抬頭，厲聲問：“阿昌，你干什么？”

阿昌伸手指向阿貴，理直氣壯：“他打我！”

那副無辜的模樣，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也把郝老師弄得哭笑不得。

更有意思的是，高一開學好久，語文書都沒發下來。張可洋老師來給我們上課，二話不說，搬來一本厚厚的《紅樓夢》，就開始給我們講。從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講起，一字一句，娓娓道來。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本名著，原來世間還有這樣動人的故事，有這樣鮮活的人物。后來語文書發下來，我們按課本上課，可我心里，總惦記著“且聽下回分解”的紅樓兒女，惦記著那些悲歡離合。

我呢，平常也沒什么別的愛好。當然，有些愛好是要靠實力。比如，打球，不論是乒乓球還是藍球，那都靠搶。我那時年齡小，身體也比較瘦弱，搶乒乓球拍的機會都很少，籃球場上更是看不到我的身影，最多只能是場外的看客。

課余，我喜歡寫寫畫畫。有段時間，我把“解詞”“造句”“名詞解釋”這些常用的詞匯，都刻成了小小的木質印章，做筆記時往本子上一蓋，既省事又有趣，班里同學知道我有這手藝，都紛紛找我幫他們刻姓名印章。

沒想到，這事竟傳到了郝老師耳朵里。一天課后，郝老師走到我身邊，笑著問：“張萬杰，聽說你會刻印章？”我一下子紅了臉，心里直打鼓，以為要挨批評，只是微微點了點頭。郝老師卻沒責怪的意思，反而溫和地說：“那你幫我也刻一個唄？”

過了幾天，我把刻好的印章遞給了郝老師。老師接過印章，仔細看了看，然后從講臺上拿起鋼筆，蘸了墨水，小心翼翼地在白紙上拓印。拓完，郝老師看了一眼，突然仰天大笑起來：“哈哈！我這三個字，你倒給我刻錯了兩個！哈哈…”

我臉更紅了，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原來，我們一直把“郝老師”叫成了“何老師”，我又想當然地以為她的名字是“何守維”，可她的本名，是“郝紀維”。郝老師的笑聲銀鈴般清脆，沒有一絲責怪。

更讓我感動的是2018年同學聚會，她竟帶來了那枚保存了四十多年、刻錯了名字的印章，笑著遞給我：“你看，這枚章，我留了這么多年。”那一刻，心里暖烘烘的，原來年少的懵懂與差錯，也能變成一段溫暖的回憶。

課余的時光，簡單又純粹。每日中午，我和一眾離家遠的同學，都在學校食堂吃飯。食堂的飯菜很便宜，青菜兩三分錢一份，五分錢就會有肉片。但是，我更多時候，還是吃從家里帶來的咸菜，是用空罐頭瓶子裝的。

中午時分，我們總愛聚在紅旗商店旁的法國梧桐樹下，守著一位白發老先生的小人書攤，小人書一本一本地攤開在一張大竹床上。

小人書有厚有薄，厚的兩三分錢看一本，薄的一兩分錢一本。一兩分錢，在那時也不算多，可我還是舍不得花。所以常常湊到熟悉的同學身后，偷偷蹭著看。翻書的人動作快，我們就得跟著快，有時候連字都沒看清，只盯著圖畫看，可也覺得津津有味。

一本小人書，往往三五個人擠在一起看，陽光透過梧桐葉的縫隙灑下來，落在泛黃的紙頁上，落在我們一張張少年的臉上，那便是我們最珍貴的消遣。

平靜的日子，在高一下學期泛起了波瀾——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了。那消息像一陣風，吹遍了整個校園，也吹醒了我們這群懵懂的少年。

學校立刻重新分班，我被分進了文科班。一夜之間，班里的氛圍全變了。平日里吵吵鬧鬧的同學，仿佛突然長大了，收起了玩心，埋頭苦讀。就連最調皮的學生，也坐在書桌前，捧著書本啃。曾經亂糟糟的教室，如今只剩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只剩翻書的翻動聲，每個人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份對未來的期盼。曾經散漫的我們，開始為了未知的前路，奮力奔跑。

為了讓我們紅燈、立新這些住得遠的同學能多些時間學習，學校讓我們全部住讀。宿舍是學校對面紅旗公社廢棄不用的舊禮堂，條件簡陋得很，沒有床頭，也沒有床板，兩張長條靠椅往中間一合，就成了一張床。男同學住外屋，女同學住里面用木板隔開的里屋。那隔板，只能擋住光線，卻擋不住聲音。

每天下午放學，宿舍里就成了熱鬧的天地。不知是誰提議：“我們來猜歇后語怎么樣？”立刻有人附和。

“高射炮打蚊子！”有人喊。“小題大作！”眾人齊聲接。“蕎麥田里捉王八！”“十拿九穩！”“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

有時候說到興頭上，隔壁的女生也會跟著插話，笑聲在舊禮堂里回蕩。

住這么多人，睡覺真是個考驗。要么早早睡著，要么熬到半夜都睡不著。二十幾個人擠在一起，有人磨牙、有人打呼嚕、有人說夢話，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不知是誰放了個又臭又響的屁，惹得一眾同學大罵：“誰啊？臭死了！”

一個同學趕緊喊：“別吵別吵，我出個歇后語，你們猜猜！”“快說！”“被子里放屁！”眾人都愣了：“這算什么歇后語？猜不出來。”那同學笑著解釋：“被子里放屁，能文（聞）能武（捂）啊！”有人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個能文能武？”“臭屁能聞，被子能捂啊！”

一句話逗得全宿舍哈哈大笑，那股臭味，仿佛也在笑聲里散了。

終于，高考來了。那些天資聰慧的、勤奮好學的，還有曾經調皮搗蛋然后拼命苦讀的，都考出了亮眼的好成績。看著他們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模樣，我心里既羨慕，又有些失落。

高考結束的那一刻，就像漲潮的大海突然退潮，我這個平日里按部就班、混日子的人，立刻原形畢露。我知道，自己錯過了那趟改變命運的車。

往后的許多年里，我無數次做過同樣夢。夢里，我坐在教室里，聽數學老師講課，卻怎么也聽不懂公式；夢里，我坐在考場上，對著試卷抓耳撓腮，急得團團轉，常常從夢中驚醒，醒來時，一身冷汗。

【作者簡介】

張萬杰，1962年10生，江西九江人，現客海南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