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每分330人翻閘機沒人管，高收入寫手白拿超市，拿窮人墊背

每個工作日早上8點30分，紐約地鐵站里都會涌進一群打著哈欠的上班族。熟悉的人物輪番登場：穿著馬甲、腳踩棕色布洛克鞋的摩根大通中城白領，癱在長椅上的流浪漢，夾著巨大抓夾、拎著戈雅包趕去營銷公司的漂亮女人，還有牽著狗、個頭不高卻脾氣火爆的老太太。

列車進站時，車廂里已經擠滿的乘客會瞪著站臺上的人，仿佛又來了一批多余的沙丁魚。最兇悍的人會拼命往車里擠，粗糲的個人主義在這里依舊生機勃勃。

腳被踩、抱怨聲四起、扶桿被搶。每周五天，我都會被人用胳膊肘頂到臉；每周五天，我腦子里都會冒出同一個念頭：這幫人里大多數恐怕連車費都沒付。

他們對同樣無動于衷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毫不在意，在那些老老實實付錢的乘客面前也毫無羞恥感，哪怕接下來十分鐘里，他們多半就要和這些人肩挨肩、腋下貼腋下地擠在一起。

這種“毫不在乎”的心態在紐約幾乎無處不在。它一方面來自這座城市老派的張揚做派，另一方面也被一波波外來移民熱情接納，而這些人心里其實樂在其中。

順手牽羊、隨地吐痰、大聲叫嚷、當街小便、亂扔廢棄物、翻越閘機——這些現象不會消失，而且大多只是這座“世界最佳城市”令人勉強容忍的毛病。

但這些行為不是政治表達，不是抗議，也不是對所謂“體制”的迎頭痛擊。可我卻一再聽到有人這樣為這些越界行為辯護：有的朋友房租還靠父母出，卻照樣翻閘機；有的人一邊在網上發“氣候反抗”的帖子，一邊把口香糖吐在人行道上，任由鴿子去啄；當然，還有上周出現在《紐約時報》播客里的那三個人，洋洋得意地談論自己如何從全食超市偷東西。

節目里不斷拋出各種假設場景。派克說，從盧浮宮偷東西“很酷”。托倫蒂諾說，從連鎖超市偷東西，從“功利主義意義”上看“沒什么大不了”。

施皮格爾曼則質問，既然杰夫·貝索斯“錢多得花不完”，那她為什么“還得為有機牛油果付錢”。貝索斯創辦的亞馬遜在2017年收購了全食超市。于是，反社會行為就在“抗議”這套偷懶邏輯之下，被明里暗里地合理化了。

不過，與“微型掠奪”相比，托倫蒂諾倒認為，“買一杯裝在塑料杯里的冰咖啡……是極其自私、不道德、而且會帶來集體性破壞的”。至于這種飲品本身所附帶的某種時髦身份暗示，想必在她看來無關緊要。

換句話說，道德許可的邊界，最終還是沿著這群富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進步派自己認定“酷不酷”的標準來劃定。

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進步派一向擅長用各種花哨說法，重新包裝那些自己也樂在其中的惡習——性交易、色情、掐脖性行為，如今又輪到了偷竊。托倫蒂諾偷檸檬，并不是真的為了向貝索斯豎中指；她偷，只是因為她想要。

那些翻閘機的人，也并不是真的想借此表達對公共交通班次或衛生狀況的不滿——盡管我確實親耳聽過這種說法，而這些問題本來只能靠他們拒絕支付的那筆資金來改善。他們翻閘機，只是因為不想付錢。偷食品雜貨、逃票，這些都是老問題。

新鮮的，是那些人驚人的怯懦：他們連承認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主要是出于自利欲望行事，都做不到。“偷食品雜貨、逃票，這些都是老問題。新鮮的，是那些人驚人的怯懦：他們連承認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主要是出于自利欲望行事，都做不到。”

但即便如此，尤其是在紐約，雜志界名流照樣可以住進克林頓山價值220萬美元的褐石聯排房。要是在陰暗破敗的藝術家群居屋里，靠在果蔬區順手牽羊來“表達不滿”或許還能糊弄過去；可對于年收入六位數的人來說，所謂“五指折扣”就沒那么好辯解了。“有錢人本來就不守規矩，那我為什么要守？”

這些生活優渥的中產階級“小罪犯”，把昂貴的青醬塞進口袋，假裝自己在進行“直接行動”，其中獲得的刺激感，本身就已經夠冒犯了。更何況，來自不同種族或階層的人，因為同樣的行為受到懲罰的概率更高；或者在企業為了彌補損失而漲價時，真正承受后果的也往往是他們。

而那些平日里最執著于特權和身份議題的人，在談到偷竊時，卻 conveniently 忽略了這種后果上的不對稱。

托倫蒂諾偷檸檬；而路易吉·曼焦內則被指控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聯合健康保險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紐約時報》那期播客從討論一種犯罪，直接跳到討論另一種犯罪，并沒有把兩者視為彼此無關的貪婪或暴力行為，而是都框定成“不公體制下不滿情緒的雙重表達”。

節目里沒人公開贊同殺害湯普森，但也看不出多少真正的憂慮。按派克的說法，湯普森是在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性謀殺”——這套說法借自恩格斯，只不過被他生搬硬套了一遍。

有時候，一種論證是否站得住腳，就看它離赤裸裸的事實有多遠。如果你非得把19世紀的死人搬出來，才能解釋為什么朝一個兩個孩子的父親背后開槍也算合理，那你多半早就輸了。

但即便如此，把“微型掠奪”說成是對邪惡體制的一千次正義切割，這套荒唐理論最終只會把人引向私刑和暴民政治。無論是偷還是殺，歸根結底說的都是欲望——對物品的欲望，對鮮血的欲望。只要把它們還原成原本的樣子，這些沖動就遠沒有那么高尚了。

當公共知識分子調動一套套理論，為赤裸裸的懶惰、自私和貪婪辯護時，嚴肅的社會問題也就被稀釋成了一灘軟塌塌的道德相對主義。左翼的倡議能力正在因此被侵蝕。

而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發生未遂槍擊事件之后，再回頭看派克對曼焦內的那些議論，意味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一個坐滿記者的房間，而《紐約時報》播客里的那三個人，無疑也活躍在與之相近的社交圈里。

再說一遍，科爾·托馬斯·艾倫看起來同樣是出于類似曼焦內式的不滿而行動。假如派克、托倫蒂諾和施皮格爾曼當時就在現場，像他們許多同行那樣身處暴力發生的房間里，他們會不會更明確地譴責私刑？

重要的是，不能任由這些自由派清談者把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邊界一點點溶解。那樣的后果，就是一步步滑向政治暴力和反社會冷漠，而這兩種氣息如今正越來越多地彌漫在新聞周期和日常生活中。

所謂“社會暴力”——也就是一些人聲稱那位遇害首席執行官實施過的那種暴力——本質上依賴的是一種犬儒式的學院派含混說辭；而用艾倫上周六計劃實施的那種真實、帶血、令人痙攣的暴力去回應它，最終只會把局面推向混亂。

左翼已經忘了什么叫傷害。他們沉溺于時髦教條，卻忘了語言和傷口不是一回事。兩者風馬牛不相及——當然，托倫蒂諾大概還是會把這兩樣東西都順手塞進自己那深不見底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