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的能源結構以石油為基礎。它是全球第一大產油國，能夠實現能源自給。起步時相對落后，但已將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從90％降至50％，并不斷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能源結構日益多元。歷史學家尼爾斯·吉爾曼將這場全球主導權之爭概括為“石油國家”與“電力國家”的競爭。
美國擁有距離優勢，兩大洋為其阻擋了敵對強權。另一方則身處強敵環伺之中：陸上鄰國擁有核武器，海上對手又與其競爭者結盟。
但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已經發動了三場大戰，而另一方上一次參戰還要追溯到1979年。有時候，順境帶來的不是教訓，而是扭曲；反倒是困境更能讓人學會應對。
美國依靠地緣政治手段維持霸權，包括制裁、轟炸和入侵。另一方則主要通過地緣經濟手段推動發展，包括投資、貸款和貿易。兩國都以自身利益為驅動，但相比之下，一方的強制色彩更濃。
美國是既有霸權，但近些年來，它也成了全球不穩定的重要制造者。另一方是挑戰者，但它的長期戰略需要穩定環境。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表現出修正主義傾向的，反而是主導性強國；而挑戰現狀的一方，看上去卻更愿意維持現狀。
在這個被顛倒過來的世界里，拉丁美洲該如何定位自己？當大國爭奪主導地位時，其他國家通常有三種選擇：結盟、抵抗，或者保持中立。在西半球，結盟意味著與美國合作；抵抗則意味著與其競爭對手聯手，過去是蘇聯，如今是另一大國；中立則是在兩邊都做生意，但不與任何一方綁定。
每個國家如何選擇，取決于自身偏好和資源。偏好關乎利益計算：每一種選擇，能帶來什么，又會失去什么？資源則在大國施加代價時發揮作用。
因此，冷戰時期，美國推動他國政權更迭，蘇聯則支持針對敵對政府的游擊起義。相比“胡蘿卜”，大國手中的“棍棒”始終更多。
一個拉美國家能否對大國說“不”，取決于三個因素：體量、地理距離和內部凝聚力。體量至關重要。巴西、墨西哥和加拿大在人口和經濟規模上具備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條件。大市場支撐大國家。
距離同樣重要：離某個大國越近，回旋余地就越小。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選擇空間有限，正如歐洲的烏克蘭和亞洲的其他地區一樣，因為美國施加損害的能力幾乎是即時的。相比之下，巴西的騰挪空間更大。
最后，一個社會及其精英階層的內部凝聚力，決定了它能否承受外部代價、避免內部背叛，從而提升國家自主性。
因此，對于那些體量更小、地理上更靠近美國、或內部更為分裂的國家來說，問題已不在于是否結盟，而在于如何結盟。執政者和外交官的能力，能夠改善這種不可避免的依附關系所呈現的條件。
反過來說，如果能力不足，就無法把積極、審慎且經過談判的結盟所可能帶來的利益轉化為現實。
在21世紀這個充滿沖突與動蕩的世界里，拉丁美洲仍是最穩定的地區之一。只要能夠準確判斷機會、妥善管理風險，未來留給這一區域的選擇雖然有限，但仍比那些戰火不斷的地區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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