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8300萬美元購回紙質書，全球教育風向或逆轉

曾經全球領先的教育數字化先鋒瑞典，在經歷了長達二十年的數字化實驗和持續的學生成績下滑后，于2023年發起了一場國家級的政策反轉，大幅削減低齡階段的屏幕依賴，斥資上億美元買回紙質教科書。這場轉向正在引發全球連鎖反應：從歐洲到美國國會山，從家長請愿到神經科學實驗室，一場關于屏幕與大腦的重新審視正在展開。

2026年4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西郊。

據《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報道，賓州最富裕、學術排名最高的公立學區之一，下梅里恩學區（Lower Merion School District）的一位母親向學校提交了一份簡單的請求：讓她的孩子在課堂上使用紙質課本和鉛筆，而不是學校統一配發的Chromebook筆記本電腦。

學區的回復簡短而堅定：退出設備，等于退出課程。

這不是故意刁難。畢竟從課堂作業到考試評估，從教師布置的閱讀任務到學生的隨堂筆記，這所學校的整套教學流程都已嵌入Google的數字平臺，五年級到七年級使用Chromebook，八年級以上則配發MacBook。紙和筆，在這里已經不是默認選項。

約200名家長隨后在一份在線請愿書上簽了名，要求學校提供退出“一人一機（1:1）”項目的權利。但學區的立場沒有改變：課程是圍繞屏幕搭建的，退出設備就意味著退出教學本身。

但此時的地球另一端，一個比美國更早、更徹底擁抱教育數字化的國家瑞典，卻做了一件方向完全相反的事。

不是限制幾臺設備，也不是在某幾所學校試點，而是在國家層面，大幅降低低齡階段對屏幕的依賴，把紙質教科書和手寫重新放回課堂的核心位置。

從“數字化先鋒”到“紙筆復興”

據BBC報道，筆記本電腦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成為瑞典課堂的主流配置，紙質教科書被大幅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屏幕和數字教材。尤其是在2012年（瑞典數字化委員會成立）和2017年（國家數字化戰略發布）進入系統性推進階段。這么做的目的很明確：讓學生為數字世界的生活做好準備。瑞典長期將數字能力視為教育體系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是全球教育數字化的標桿。

但BBC的一句話概括了接下來發生的事：“它似乎適得其反了（It seems to have backfired）。”

瑞典的閱讀水平，曾在2000年位居歐洲最佳之列，此后開始持續下滑。于是2023年，瑞典政府宣布了一場政策“急轉彎”。

據Undark雜志的深度報道，瑞典政府宣布學校將回歸基礎（back to basics），重新強調閱讀和書寫技能，尤其是在低年級階段。此前被邊緣化的紙質書被重新引入課堂，學生開始重新學習用鉛筆或鋼筆在紙上寫字。政府還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中小學手機禁令。

這場轉向的規模，用財政數字來衡量最為直觀。據Undark雜志報道，僅上一個財政年度，瑞典教育部就撥出約8300萬美元用于采購教科書和教師指南。在一個只有約1100萬人口的國家，目標是讓每個學生在每門課程上都擁有一本紙質教材，另外約5400萬美元則用于購買學生課外讀物。

一些支持者認為積極反饋已經開始出現。據BBC報道，部分教師反映，學生們開始主動要求更多的紙質書和紙筆學習，理由是他們發現自己“學得更快，記得更牢”。瑞典還發起了面向10歲學生的全國閱讀挑戰，讀書最多的班級可以獲得獎勵。

但瑞典官方的表態是審慎的。政府強調，數字技術并沒有被徹底從學校移除。瑞典政府2024年的一份政策說明指出，數字工具“只應在那些能促進而非妨礙學生學習的年齡段引入教學”。數字素養仍然是高年級階段的重要目標。

林奈大學教師教育研究者琳達·費爾特（Linda F?lth）的判斷更為精準。她在接受Undark的郵件采訪時寫道，這一決策的背后是“對數字化推進過程是否基于證據的質疑”。她指出：“瑞典曾將自己定位為數字化教育的領跑者，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屏幕時間、注意力分散、深度閱讀能力減退以及手寫等基礎技能的侵蝕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擔憂。”

她給出了一個被此后多方引用的表述：“目標是校準而非逆轉。”（The goal is recalibration rather than reversal.）

瑞典教育和研究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在向Undark發送的聲明中也呼應了這一立場：“瑞典政府認為數字化從根本上是重要的和有益的，但數字工具在學校中的使用必須審慎和有思考地進行。”

為什么要改變

瑞典的決定不是拍腦袋做出的，它有數據支撐。

據Undark報道，在2000年至2012年間，瑞典學生在PISA標準化測試中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持續下滑。2012年至2018年出現了一段回升期，但到2022年又再次走低。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PIRLS）的數據則提供了另一個切面：瑞典四年級學生的平均閱讀成績從2016年的555分降至2021年的544分。

雖然瑞典的數字化國家戰略在2012年之后才正式大規模啟動，但瑞典地方市政當局的設備配發和數字教材采用則早在200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擴散，因此我們能夠看到成績下滑與數字化推進在時間上是交疊的。

只是在系統性的數字化推進過程中，瑞典學生的閱讀成績也出現過回升，所以客觀地說，PISA測試并不能作為單一因果證據，將之斷然全歸咎于教育數字化恐怕不夠嚴謹。正如Undark的報道對此措辭審慎：“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成績下降中有多少可以歸因于數字化。”

經合組織（OECD）的PISA 2022報告則提供了一個更復雜的故事。

在OECD國家中，約65%的初高中學生表示至少在部分數學課上因自己使用數字設備而分心；59%的學生報告受到其他同學使用數字設備的干擾。后者帶來的代價是可量化的：受到干擾的學生數學成績比幾乎不受干擾的學生低約15分，相當于大約四分之三個學年的學習差距。在校內休閑使用數字設備方面，差距更明顯：每天休閑使用不超過1小時的學生，數學成績比每天使用5到7小時（極端分布數值）的學生高出49分。

但報告同時指出，有意識地將技術整合進教學的學校，其學生表現往往更好；每天使用數字設備學習1到5小時的學生，通常比純紙筆學習的同齡人得分更高。換言之，OECD的結論不是“數字設備損害學習”，而是“分心和失控的休閑使用損害學習，而審慎的教學整合可能帶來積極效果”。

2026年1月，另一個引發廣泛討論的聲音登上了美國參議院。

神經科學家、教育研究者賈里德·庫尼·霍瓦斯（Jared Cooney Horvath）曾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判斷：Z世代，即大約在1997年至2012年間出生、伴隨數字技術長大的一代人，是現代歷史上第一代在認知測量上表現低于上一代人的群體。

在提交給美國參議院的書面證詞中，他分析稱：在整個20世紀，認知表現隨著教育普及而逐代提升；但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趨勢在許多西方國家停滯并逆轉。他認為，區別當今課堂與前幾代人課堂的一個主要結構性變化，是教育科技的快速且大體上未經監管的擴張，屏幕替代了以人際互動為核心的學習過程，造成了“人類認知發展方式與數字平臺工程設計之間的結構性錯配”。

這個判斷之所以引發關注，在于它觸及了一個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趨勢。在20世紀期間，人們發現每一代人在標準化智力測試上的得分，平均都高于上一代人。這個現象也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并被認為與營養改善、教育普及、信息環境豐富化等因素有關。

但近幾十年，部分研究顯示這一趨勢在某些地區已經停滯或逆轉，年輕一代的智商分值開始出現下降趨勢，被稱為“反弗林效應”。

需要指出的是，“反弗林效應”在學術界并非新話題，也有研究表明這一趨勢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比Z世代更早的世代，其背后的驅動因素也不止數字設備一項。因此盡管如霍瓦斯所言，屏幕確實在改變課堂的交互方式，但將認知下降單純歸因于教育科技，而忽略家庭社會經濟變化、睡眠模式、心理健康等同樣在發生劇變的變量，其實并不嚴謹。

不過正如霍瓦斯自己所強調的，他的立場是“支持謹慎對待（技術），而非反對技術”（pro-rigor, not anti-tech）。他真正呼吁的，是在缺乏獨立證據的情況下，停止大規模激勵學校采用未經驗證的教育科技產品。

圖源：Pixabay

據Bloomberg Opinion報道，2024年美國在筆記本電腦、平板和其他教育科技上花了300億美元，是教科書支出的10倍。而在大致同一時期，瑞典撥出約8300萬美元，做了方向相反的事：買回紙質書。300億美元與8300萬美元這兩個數字的對照，折射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判斷。

我們的大腦喜歡什么

討論要不要孩子們重新拿起紙筆的同時，我們應該探討下與其直接相關的問題：當一個人用手在紙上寫字，和用手指敲擊鍵盤時，大腦里分別發生了什么？

挪威科技大學（NTNU）的奧德麗·范德米爾（Audrey van der Meer）教授和她的同事魯德·范德維爾（Ruud van der Weel）教授給出了一個清晰的答案。

他們的團隊使用高密度腦電圖（EEG，256個傳感器）記錄了36名大學生分別手寫和打字時的腦部電活動。他們在2024年1月發表于《心理學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結果顯示：手寫時大腦產生的連接模式遠比打字時更廣泛、更復雜，尤其集中在與記憶編碼和新信息學習密切相關的頂葉和中央腦區。

簡單來說：手寫調動了大腦更大范圍的“合作網絡”，而打字只激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研究者用“編碼效應”來解釋這種差異背后的可能機制：手寫更慢、更費力，書寫每一個字母都涉及精細運動控制和視覺反饋的協調，這個過程可能促使大腦進行更深層的加工，從而有利于將信息編入記憶。當然，神經活動差異與課堂學習效果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但這些結果為手寫可能帶來認知優勢提供了機制層面的線索。

2025年，意大利學者馬拉諾（Giuseppe Marano）等人在Life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綜合性的神經影像學分析，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發現：手寫激活了負責精細運動協調、空間感知和記憶鞏固的多個腦區，包括運動前區、頂葉皮層、小腦和海馬體。相比之下，鍵盤打字依賴于更有限的運動通路，認知參與程度更淺。

書寫與打字背后的神經科學對比 | 圖源：Life

這種差異對于幼兒可能尤為關鍵。

2025年發表在《實驗兒童心理學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讓50名尚處前閱讀階段的幼兒園大班兒童（平均年齡約5.4歲）分別通過手寫和打字學習陌生字母和偽詞。結果顯示，無論是在認識單詞、書寫單詞還是拼讀單詞方面，手寫組的表現都顯著優于打字組。研究者的結論是：在識字教育的初始階段，用鍵盤替代鉛筆需要格外謹慎。

不只是瑞典

瑞典不是唯一一個按下暫停鍵的國家。在校園手機管理方面，多國已率先采取行動。

法國早在2018年就對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校園手機使用作出嚴格限制。

2025年2月，丹麥宣布修法，將在其綜合學校體系（folkeskole，覆蓋約7至16歲學生）全面禁止手機和私人電子設備的使用。丹麥政府的這一決定來自一個專門任命的“福祉委員會”的建議，該委員會甚至建議13歲以下的兒童不應擁有智能手機。

愛爾蘭也在跟進推動全國性的課堂手機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校園手機管理與課堂教學數字化是兩個相關但不完全重合的議題：前者針對的是學生的私人設備，后者涉及的是學校配發的教學工具和課程設計。但兩者共同指向了一個問題：教育系統正在重新審視數字技術在校園中的邊界。

這一全球性的審視浪潮，也正在向世界上更大的教育科技市場傳導。

眾所周知，科技行業長期以來一直在推動教育領域更多地使用數字學習工具，一些公司也將自己定位為教育的“變革者”。

比如在美國，教育科技行業的根基深厚得多。

1980年代，蘋果公司率先推動電腦進入學校。2011年，Google推出Chromebook，憑借極低的價格和免費的云端教育平臺，迅速占領了美國K-12市場。EdWeek研究中心對學區負責人的調查顯示，截至2021年3月，90%的受訪學區已為每位初高中生提供了設備，超過80%的學區對小學生也做了同樣的安排。

在此基礎上，一波新的推力正在到來。Google、Microsoft和OpenAI正在敦促學校教授人工智能“素養”。據Pew研究中心2026年2月的調查，54%的美國青少年已使用AI聊天機器人獲取學業幫助。

當硅谷在催促學校擁抱電子設備、擁抱AI的時候，來自美國內部的另一股逆向力量也在同步壯大。

2026年3月18日，猶他州州長簽署了HB 273法案（“課堂技術修正案”），要求該州建立并執行分年級的課堂技術使用框架。法案的規定相當具體：對K-3年級學生，不得要求一人一機配置，學校設備不得讓學生帶回家，作業不得要求使用互聯網或數字技術。對4到6年級，則要求在數字教學和教師主導的紙質教學之間實現平衡。這部法律將于2026年7月1日起生效。

猶他州也并非美國的孤例。截至2026年4月，至少16個州已引入立法來評估或限制課堂教育科技的使用。緬因州4月簽署了覆蓋整個學校日的手機禁令，馬里蘭州的“無手機學校法案”（Phone-Free Schools Act）3月通過了眾議院。

家長的行動則更為直接。據NBC新聞報道，美國各地的家長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互相教授如何退出學校配發的筆記本電腦和設備，回歸紙質教科書和紙筆。他們編制了“退出工具包”，指導家長如何向學區正式提出申請。家長們援引的依據之一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表明，紙質閱讀在信息保持力上優于屏幕閱讀。

誰在推動，誰在抵抗

既然已經出現了這么多值得警惕的數據、研究和政策信號，為什么一些發達國家的教育數字化仍然在快速推進？

美利堅大學語言學榮休教授納奧米·巴倫（Naomi Baron）給出了一個直率的解釋。她認為美國不太可能向瑞典取經，原因之一是利益驅動：“商業教科書出版商一直在大力推動數字化材料，主要出于財務原因，普遍忽視了對比紙質和數字閱讀在理解力等方面的研究。”

對出版商而言，推動學校轉向數字訂閱模式，意味著更高的利潤率和更穩定的收入流；對學區而言，不再為每個學生購買每門課的紙質課本，短期內確實能壓縮教材預算。巴倫指出的正是這個雙重財務動機：出版商和學區各自有各自的“省錢”理由，而在這個過程中，紙質閱讀在理解力上可能優于屏幕閱讀的研究證據，被雙方共同忽略了。

圣約瑟夫山大學的讀寫顧問、兼職教授帕姆·卡斯特納（Pam Kastner）在LinkedIn上寫道：“技術是工具，不是老師。”在她看來，閱讀的認知架構是為紙質而生的。數字工具可以輔助教學，但不應替代教學的基礎。

圖源：Pixabay

當然，事情的另一面也需要呈現。

瑞典人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林奈大學的費爾特在Undark的報道中寫道：“目標不是拒絕數字化。”她強調，更準確的說法是，在學生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審慎地、有選擇地、按順序地使用技術。先讓基礎的閱讀和書寫技能扎穩根基，再引入數字工具。

中國家庭的現實

把目光拉回中國。

據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公布的監測數據，2022年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1.9%，近視呈現出明顯的低齡化和重度化趨勢。國家衛健委2024年5月發布的《近視防治指南（2024年版）》將過多和不科學使用電子產品列為近視發生發展的環境因素之一。此外，國家衛健委《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核心知識十條》建議：0～3歲嬰幼兒不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等視屏類電子產品；中小學生非學習目的使用電子屏幕，單次時長不宜超過15分鐘。

但顯然，當大量學校的作業通過APP布置和提交，當電子課本和在線課程已經嵌入日常學習，15分鐘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景。

中國經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課實踐。在那段時間里，屏幕不是選擇，而是唯一的教學通道。家長們普遍反映，孩子的專注力和長時間閱讀的耐力在網課之后明顯下降。但與瑞典不同的是，中國目前尚缺少全國性的長期公開追蹤數據，來系統量化網課對專注力和深度閱讀能力的影響。

對很多中國家長來說，屏幕與教育之間的張力不是一個宏觀政策議題，而是每天晚上都在重復的日常拉鋸。

教育部明確要求中小學作業原則上應采用紙質形式，不得強制學生使用APP或購買平板。但在實際操作中，大量學校仍通過釘釘、微信群或各類教育APP布置和通知作業，課后輔導視頻、英語跟讀打卡、在線測試等數字化環節已經滲透進日常教學。即便孩子不需要在平板上“做”作業，屏幕也早已嵌入了作業的“周邊”，包括查資料、看講解視頻、完成線上打卡。

而設備一旦到手，下一秒往往就是短視頻、游戲和社交軟件的入口。鎖屏、限時、爭吵，然后第二天重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