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作者：蔣豐 來源：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
4月28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香港大學接受名譽教授稱號，并以“世界秩序變局下的中日關系展望”為題發表演講。這場看似學術意味濃厚的活動，卻因其直白而鋒利的政治表達，在區域輿論場激起不小波瀾。尤其是在當下中日關系仍處于微妙修復階段之際，這樣的聲音，更顯耐人尋味。
據媒體報道，鳩山由紀夫在演講中將矛頭直接指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稱其為“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這一判斷，并非簡單的情緒表達，而是延續了其一貫的“東亞共同體”思路——在他看來，美國主導的單極或準單極體系，正在加劇全球分裂，而非提供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鳩山由紀夫并沒有止步于批評美國。他進一步提出，中日兩國不應繼續維持緊張，而應在一定程度上“協力抑制美國的傲慢”。這個表述，雖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卻直擊現實困局：在地緣政治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中日關系究竟是繼續被動嵌入大國對抗結構，還是尋求某種自主調節空間，已經成為擺在兩國面前的現實課題。
與此同時，鳩山由紀夫還點名批評現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關“臺灣有事”的表態，認為這種言論不僅加劇地區緊張，也偏離了日本長期以來“不支持臺灣獨立”的基本立場。他強調，日本應在這一問題上“表態更加明確”。這一觀點，在日本國內政壇核心無疑屬于少數派聲音，但卻折射出日本內部對安全政策走向的分歧。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此次發聲，既是一位“卸任政治家”的個人表達，也是一種被邊緣化理念的再度嘗試。他所代表的，是日本政治中一條曾經存在、但如今日漸式微的路線——強調亞洲合作、主張外交自主、警惕過度依附美國。然而，在現實政治結構中，這一路線不得不讓位于更強調同盟、強化軍事安全的主流邏輯。
問題也正在這里。日本當下的安全與外交敘事，越來越圍繞“威脅認知”展開，從“臺灣有事”到防衛政策調整，其邏輯核心是強化與美國的協同。而鳩山由紀夫的發言，則試圖反向推動一種“緩和邏輯”。兩種路徑的分歧，實際上正是日本未來方向選擇的縮影。
從更廣的地緣政治視角來看，鳩山由紀夫的言論或許難以立即轉化為政策，但其象征意義不容忽視。在一個多極化加速、規則不斷被重塑的時代，中日兩國如果始終停留在歷史包袱與現實對抗之間，既難以為自身爭取更大空間，也難以為地區穩定提供支撐。
因此，鳩山由紀夫在香港大學的這一番話，與其說是對現實的判斷，不如說是一種對未來可能性的提醒：在大國博弈不斷加劇的今天，亞洲是否能夠形成某種內生的穩定機制，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不在演講之中，卻正在被一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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