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成年皇帝幾乎都是雙性戀，個個身邊養男寵，作為歷史流傳下來

一個叫司馬遷的人做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

他把皇宮里人人知道、人人不敢說的事，一字一句寫進了正史。

這本書叫《史記》，這一卷叫《佞幸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卷。從漢高祖劉邦寫起，一路寫到漢武帝劉徹，整整五代皇帝，每一代身邊都有一個或幾個受到特殊寵幸的男人。

司馬遷沒有遮遮掩掩。他在開篇就寫清楚了："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不只是女人靠姿色邀寵，宮廷里的男人，也有這樣的人。

這句話寫出來，放進正史，流傳兩千年。

后來班固寫《漢書》，專門設立了《佞幸傳》，把西漢后期的寵臣故事繼續接著寫，一個都沒落下。兩本正史，前后呼應，記錄了一個延續兩百年的宮廷現象。

這不是野史，不是傳聞，不是坊間八卦。這是中國歷史上兩位最頂級的史學家，用筆墨定在歷史里的事實。

那么問題來了——西漢的皇帝們，究竟和這些男人之間，發生了什么？這些人是怎么進入皇帝視野的？他們擁有過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們的命運，最終走向何處？

要讀懂這段歷史，得從頭說起。

史料溯源——兩千年前的史官，留下了一本什么樣的賬

先把時間撥回到西漢。

西漢建立于公元前202年，亡于公元8年，前后延續兩百多年，歷經十二位皇帝。這十二位皇帝里，除了幼年即位的漢平帝劉衎，以及后來曇花一現的更始帝劉玄，其余十位，均在史書中留下了寵幸男臣的明確記錄。

這個數字，不是后人穿鑿附會，是司馬遷和班固親手寫下來的。

《史記·佞幸列傳》是這段歷史最原始的一手文獻。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寫成此書，彼時那些皇帝的故事，離他并不遙遠，有些甚至是他親歷的當代史。他寫韓嫣，寫鄧通，筆觸直接，毫不回避。后人有學者感慨，司馬遷把皇宮里"人人皆知、但人人不能說的事情"用文字記錄下來，這份膽量，在整個中國史學史上都是罕見的。

"佞幸"這個詞，在古漢語里需要解釋一下。"佞"是善于用言辭討好人，"幸"是被君主特別寵愛的意思。合在一起，指的是靠著姿色、諂媚、殷勤，得到皇帝格外偏愛的臣子。這個詞，從一開始就不是什么好詞，司馬遷用它來給這批人立傳，本身就帶著批評的意味。

但問題是，司馬遷批評的，不只是這些寵臣，也包括寵幸他們的皇帝。

《佞幸列傳》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辛辣的反諷。"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種田種得再好，不如碰上好年景；做官做得再好，不如遇到合適的機遇。言下之意：這些寵臣，靠的不是才能，靠的是運氣，靠的是長了一張讓皇帝喜歡的臉。

史學界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對于這些帝王與寵臣之間關系的定性，有一個重要的學術共識：準確的表述不是"同性戀"，而是"雙性戀"。因為這些皇帝無一例外，同時擁有大量后宮嬪妃，也留下了各自的子嗣。他們一方面妻妾成群，另一方面對某些男臣情有獨鐘。這是一種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權力與情感相互交織的復雜關系，不能簡單地套用現代概念來理解。

還有一點必須說清楚：這些寵臣的出身，差距極大。有的是宦官，比如籍孺、閎孺、趙同、北宮伯子；有的是士人，比如鄧通、韓嫣；有的是音樂家，比如李延年；有的是官宦子弟，比如張放、董賢。他們進入皇帝視野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條共同的線索——長相出眾，善于察言觀色，且無一例外，最終都卷入了政治漩渦。

這條線索，貫穿西漢兩百年。

早期脈絡——從劉邦到漢武帝，寵臣現象如何一步步根植宮廷

漢高帝十一年（前 196 年），英布造反了。

英布是漢初三大異姓王之一，手握重兵，這一反，事情相當大。前線軍情十萬火急，長安城里的大臣們急得團團轉，一個接一個往皇宮跑，想找皇帝商量對策。

但是，沒有一個人見到了劉邦。

宮門緊閉，皇帝稱病，內侍們守在外面，說皇上病重，不見任何人。

這一關，一關就是好幾天。

大臣們急到什么程度？人稱"莽將"的樊噲，這個當年鴻門宴上能面不改色喝血吃肉的男人，實在憋不住了。他一腳踢開宮門，硬闖進去。

進去之后，他看見了什么？

劉邦躺在一個叫籍孺的人大腿上，安安靜靜，眼睛閉著。英布造反的消息，在這里仿佛成了另一個世界的事情。

樊噲當場發作，當著劉邦的面，把籍孺比作趙高，說皇上您這樣下去，跟當年秦朝滅亡沒什么兩樣。劉邦這才如夢初醒，收拾心情，重新開始處理國事。

這段故事記在《史記》里，是西漢第一例有明確史料記載的寵臣干擾政務事件。籍孺的名字，就這樣進了正史，成為西漢寵臣的第一個姓名。

劉邦的兒子漢惠帝劉盈，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身邊的人叫閎孺。

劉盈這個人，性格軟弱，在他母親呂后的強勢碾壓下活得很壓抑。但他對閎孺，卻格外依賴。閎孺受寵之深，到了什么程度？滿朝文武想見皇帝一面，都得先通過他疏通關系。而更荒誕的是，宮里的侍衛和官員，開始爭相模仿閎孺的打扮——什么帽子、什么腰帶、臉上抹什么粉，全部照單全收，《史記》里用了一句話描述這種奇景："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護衛皇宮的武官們，爭著打扮成男寵的模樣。這場面，荒誕里透著一股子真實。

漢文帝劉恒時期，寵臣現象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因為出現了鄧通。

鄧通這個人，沒什么才能，《史記》直接寫他"無伎能"。他會干的，就是撐船，是個"黃頭郎"，宮廷里最低等的劃船小吏。

但有一天，漢文帝做了一個夢。

夢里，他想飛上天，怎么也飛不起來，最后是一個戴黃帽、衣襟系在背后的小吏，從后面推了他一把，他才飛了上去。文帝醒來，印象深刻，立刻派人全宮搜尋，按夢里的特征找人。

結果找到的，就是鄧通。衣服的系法，和夢里一模一樣。更要命的是，"鄧通"兩個字，和"登通"諧音，寓意仕途通達，文帝大喜，當場把他留在身邊，從此日漸寵幸。

鄧通得寵之后，文帝的賞賜流水般涌來。官做到了上大夫，金錢賞賜以億計，文帝甚至時常親自去鄧通家玩。

但這還不是最離譜的。

文帝有一次生了毒瘡，膿水不斷，鄧通親口為他吸膿。文帝感動，問他：天下誰最愛朕？鄧通說：當然是太子。文帝于是叫來太子劉啟，讓他也這樣做。劉啟面色大變，勉強湊過去，神情里滿是抗拒。

這一幕，被鄧通看見了，被文帝看見了，更被劉啟記住了。

劉啟記住的，是羞辱，是對比，是恨。這份恨，在他登基后第一時間兌現——他收了鄧通的全部財產，斷了所有接濟，任由這個曾經富可敵國的男人，一步步窮困潦倒，最終餓死。

當年有相士給鄧通看過面相，說他"當貧餓死"。文帝聽了大怒，說"能富通者在我"——我能讓他有錢，你算哪門子命？但命運偏偏應驗了。文帝在的時候，鄧通是天下最有錢的人，"鄧氏錢"流通四方。文帝一死，一切歸零。

這就是西漢寵臣的第一條鐵律：皇帝的恩寵，是寵臣的全部，也是寵臣的枷鎖。

漢武帝劉徹，是西漢歷史上寵臣數量最多的皇帝，前后至少五人。

最早的是韓嫣。韓嫣是韓王信的曾孫，弓高侯的庶孫，劉徹還是膠東王的時候，兩人就在一起學書法，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小。劉徹登基之后，韓嫣的賞賜與當年的鄧通差不多，兩人同起同臥，韓嫣出行時前呼后擁，隨手撒出的金丸，引得沿途百姓跟著撿。

這就是當時民間流傳的說法："若饑寒，逐金丸。"窮苦百姓，靠撿韓嫣的金丸度日。這幾個字，看起來輕巧，實則是一幅荒誕的社會圖景。

韓嫣后來死于皇太后之手——他私自進入后宮，與宮女私通，犯了大忌。皇太后王娡勃然大怒，下令賜死，劉徹求情無效，眼睜睜看著韓嫣伏法。

韓嫣死后，劉徹找到了李延年。李延年出身伶人之家，長相俊美，最會唱歌跳舞。他唱了一首《北方有佳人》，用歌詞把自己的妹妹推薦給劉徹，自己也因此站穩了腳跟。《史記》寫他"與上臥起"，受寵程度絲毫不亞于韓嫣。

從高祖到武帝，五代帝王，寵臣現象沒有中斷過，且越來越成為一種宮廷常態。它不再是某個皇帝的個人偏好，而是嵌入了整個宮廷政治生態里的一塊固定拼圖。寵臣有寵臣的運作邏輯，有寵臣的上位路徑，也有寵臣的覆滅定律。

頂峰時期——漢哀帝與董賢，一場把皇權都搭進去的寵幸

公元前6年，漢哀帝劉欣登基。

這個皇帝，后來留給歷史最深的印記，不是任何政治成就，而是兩個字：斷袖。

在他之前，西漢的皇帝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寵幸男臣，但沒有一個人，把這件事做到漢哀帝這個程度。

事情的起點，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董賢那時候在宮里做傳報時辰的小官，某一天，哀帝在宮道上看見了他。史書上沒有詳細描寫那一刻，只記錄了結果：哀帝覺得此人乖巧聰明，極為可愛，隨即召見，留在身邊。

從這一天起，董賢的人生開始了垂直起飛。

哀帝對他的寵幸，迅速到了讓整個朝廷目瞪口呆的程度。出門同乘一輛車，吃飯同坐一張席，睡覺同蓋一床被。賞賜以旬月為單位往外賞，百萬、千萬，流水一般。京師震動，是《漢書》里直接寫出來的話——不是夸張，是當時的真實反映。

董賢二十二歲那年，漢哀帝做了一件讓滿朝文武集體失語的事：他把執掌國家軍政大權的職位，交給了董賢。

一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靠著皇帝的寵愛，坐上了全國權力結構里僅次于皇帝的位置。這不是提拔，這是把國家機器當成禮物在送。

但這還不是漢哀帝最離譜的操作。

宴會上，哀帝喝多了，說出了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涼了半截的話：他想像堯舜禪位那樣，把皇位傳給董賢。

大臣王閎當場站出來，言辭激烈地反對，說這是把漢家天下當兒戲。哀帝最終沒有說下去，但這句話已經說出口，再也收不回來了。

"斷袖"的故事，發生在這段關系最深處。

有一天白天，兩人午睡。董賢枕著哀帝的衣袖睡著了。哀帝醒來，要起身，但衣袖被壓住了。他沒有叫醒董賢，沒有強行抽出衣袖，而是拔出隨身的佩刀，把自己的衣袖割斷了。

然后輕手輕腳地起來，走開了。

就是這么一個細節，被史官記錄下來，流傳兩千年，成了后世描述同性之間特殊情感的專用詞匯。"斷袖之癖"，典出漢哀帝，史有明載，不是傳說。

董賢家里的一切，都是皇帝置辦的。給他建的宅子，規模可以和皇宮媲美。全國搜羅來的奇珍異寶，源源不斷地往董家送。哀帝甚至在自己的陵墓旁邊，專門給董賢修了一座墓冢，想著死后也能和他相伴。

這已經不是一個皇帝在寵幸一個臣子，這是一個皇帝在用國家資源，供養一段感情。

朝廷里不是沒有人看不下去。大臣們前赴后繼地進諫，說的都是一個意思：這樣下去，國家要出問題。哀帝聽完，點點頭，繼續寵幸董賢。

寵臣與政治之間的張力，在哀帝時代徹底撕裂了。

公元前1年，漢哀帝駕崩，年僅二十六歲。他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子嗣，也沒有任何政治安排。

董賢隨即倒臺。

王太后出手了。她質問董賢：皇上的喪事該怎么辦？董賢一片茫然，這種問題他從來沒想過，也從來沒有人教過他。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站在那里沉默。

王太后把這當成了理由，命王莽將董賢趕出宮。隨后，抄家、清算、徹底清洗。

董賢和妻子，在同一天自殺了。

查抄家產之后，總共折合四十三億錢。這是一筆什么樣的數字？足夠養活當時普通人家幾十萬戶的全年花銷。這些錢，全部來自皇帝的賞賜，全部在一夜之間歸零。

一個靠寵幸飛黃騰達的人，在寵幸的來源消失之后，連站立的資格都沒有。

這是西漢寵臣故事里，最濃墨重彩、也最慘烈的一頁。

歷史的回聲——現象背后的成因與兩千年后的學術反思

讀到這里，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西漢的皇帝們，為什么一代接一代，都走上了這條路？

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歷史給了我們幾條可以追溯的線索。

第一條線索，是先秦以來的社會風氣。

中國歷史上對于同性之愛的記錄，比西漢早得多。春秋戰國時期，"龍陽之好""分桃之情""余桃之譬"，這些典故流傳千年，都出自那個時代。戰國時期的《戰國策》里，明確記錄了用"美男計"來擾亂他國政局的外交手段——"美人計"里的"美人"，包括女子，也包括男子。

到了漢代，這種風氣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在最高權力層得到了強化。原因很簡單：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也擁有無限的選擇空間。女人要多少有多少，男人要多少也有多少，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說不——或者說，有資格說不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大多數時候都說了沒用。

第二條線索，是權力結構的內在邏輯。

司馬遷在《佞幸列傳》里說了一句話，耐人尋味："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說的是鄧通，意思是這人沒什么本事，就是謹慎地討好皇帝。

這句話背后藏著一個殘酷的宮廷現實：皇帝是孤獨的。他被無數規矩、禮儀、利益關系包圍，能夠真正放松的空間極小。那些寵臣，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功能——他們沒有政治野心（至少表面上如此），不爭權，不奪利，只是無條件地圍著皇帝轉。他們的存在，是一種情感出口，也是一種權力的延伸。

但這個邏輯，在現實中總是走向另一個方向。寵臣一旦得寵，就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賞賜累積成財富，財富催生權力，權力引來覬覦，覬覦最終導致覆滅。鄧通如此，韓嫣如此，董賢更是如此。

第三條線索，是西漢后期皇權衰退與生育危機的疊加效應。

這一條，往往被人忽視，卻可能是最值得重視的一條。

學者的研究發現，西漢后期，帝王的生育能力出現了明顯的集體性下降。成帝劉驁無嗣，哀帝劉欣無嗣，平帝劉衎早死亦無后。這三代皇帝，接連斷絕了直系傳承，逼得西漢只能靠外戚主政，最終走向王莽篡漢。

這背后有多重原因：近親婚姻的盛行，是其中一個被學界反復提到的因素。西漢以孝治天下，外戚勢力龐大，皇太后和皇后的娘家，總是想把本家的女兒送進宮，造成"親上加親"式的重親婚姻泛濫。據學者估算，西漢帝室婚姻中，世親占到80%，近親結婚占到40%。古人早就知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但政治的邏輯，壓過了生育的常識。

而皇帝好男寵這件事，也被認為可能是導致生育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這不是道德評判，是歷史研究者從人口學和政治史角度提出的客觀觀察。

三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西漢寵臣現象的歷史背景。

但寵臣故事的核心，始終是人。

漢景帝劉啟，把唯一的寵臣周文仁發配邊疆之后，再也沒有寵幸過其他男人。兩人分隔萬里，書信往來不斷，用文字維系著一種說不清楚是君臣還是知己的情誼。劉啟再也沒有找過第二個周文仁，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表態。

漢宣帝劉詢和張彭祖，是從小認識的朋友，劉詢登基后讓他自由出入宮禁，同乘御駕，給予了最高程度的信任。張彭祖這個人，生平最大的特點是"謹慎"——他不仗勢欺人，不結黨營私，安分守己，最后得以善終。在一群寵臣大多不得善終的西漢宮廷里，張彭祖的結局，是一個異數。

漢成帝劉驁和張放之間，有著整個西漢帝王寵臣故事里最令人感喟的一段情節。

張放被太后逼著貶出京城，成帝日夜思念，反復把他召回，又反復被迫遣走，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兩人分開的日子，成帝靠書信排解，靠想象撐著。后來成帝駕崩，張放在哭泣和思念中，不久也去世了。

史書上記載張放"少年殊麗，性開敏"，記載成帝和他"同臥起"，記載那些一次次的召回與驅逐。但史書里沒有寫的是，那些信里寫了什么，那些重逢的夜晚發生了什么，那些分別的瞬間，兩個人各自的神情是什么樣的。

歷史總是留下最重要的事實，然后把最細膩的情緒，留給后人去想象。

兩千年后，我們如何讀這段歷史

西漢寵臣的故事，從劉邦開始，到王莽推倒整個劉氏江山結束，歷時兩百余年。

這段歷史里，沒有什么人是完全清白的，也沒有什么人是徹底的壞人。皇帝們有情感，寵臣們有訴求，大臣們有利益，太后們有權力。所有人都被困在一套運行了幾百年的宮廷邏輯里，按照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行事。

但歷史從來不只是講故事。

這段歷史留下的核心教訓，是關于權力的。

寵臣之所以能夠興起，根本原因是皇權的高度集中，讓皇帝的個人好惡，可以直接轉化為資源的分配，轉化為官位的授予，轉化為政治格局的改變。沒有制約的權力，讓個人感情可以凌駕于國家運作之上。

而寵臣之所以必然覆滅，根本原因也是權力。皇帝死后，權力轉移，寵臣立刻失去了存在的依憑。他們的富貴是紙糊的房子，皇帝活著的時候金碧輝煌，皇帝一旦駕崩，轟然塌陷。

鄧通餓死了。韓嫣被賜死了。董賢自殺了。

只有謹慎的張彭祖，活到了最后。

司馬遷把這些都寫下來，放進正史，不是為了獵奇，也不是為了給后人提供談資。他寫《佞幸列傳》，就像他寫其他所有列傳一樣，是在用真實發生的事情，逼著讀史的人去思考：權力是什么，人在權力里能做什么，又會失去什么。

兩千年過去了，這個問題，沒有過時。

歷史的價值，不在于它記錄了多少荒誕，而在于它讓荒誕變得可以被理解。

西漢的帝王們寵幸男臣，這件事寫進了正史，流傳兩千年，今天我們讀到它，不該只是覺得"奇"或者"荒唐"。更應該看到的，是在這些寵幸背后，權力如何異化情感，情感如何扭曲政治。

司馬遷把這一切都看見了，然后寫了下來。

這，才是正史真正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