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經不起有心人去翻的，毛主席在1963年

就指出“文藝界15年來基本不執行黨的政策，跌到修正主義邊緣”，甚至一度批判當時的文藝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仔細了解下，我才發現什么叫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一九六三年那幾句批評，落下來很重。

毛主席說文藝部門像“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聽著刺耳，卻不是一時興起的氣話。再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文藝界整風報告批語里講，一些協會和刊物十五年來基本不執行黨的政策，不接近工農兵，不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已經滑到修正主義邊緣。

兩段話隔著一年，連起來看，像翻出一筆舊賬。

賬從哪里起？往前推，楊家嶺那盞燈早就亮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在楊家嶺舉行。會不是擺樣子的，一個月里開了三次，黨員、非黨員幾十個人發言，爭論也熱。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文藝工作者從敵占區、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帶來了筆、劇本、畫筆、歌聲，也帶來了城市里的習慣和知識分子的脾氣。

人到了根據地，心未必就到了群眾中間。

毛主席看得很準，這層紙不捅破，文藝就容易在熱鬧里打滑。

他說革命有兩條戰線，一條是軍事戰線，一條是文化戰線。拿槍的隊伍當然要緊，沒有槍，山河守不住；可只靠槍，也不能把人的心擰成一股繩。

五四以來，新文化已經成了一支隊伍，壓縮了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的地盤。十年內戰時期，革命文藝有發展，方向上同革命戰爭一致，實際工作卻常常隔著一道墻。

作家寫作家，知識分子看知識分子，真正的工農兵在作品里像遠處一排影子，有形，沒熱氣。

毛主席把最難聽也最要緊的話挑明：文藝到底為誰服務？答案不是空口號。

工人，是領導革命的階級；農民，是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是革命戰爭的主力；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也是能夠長期合作的同盟者。

這四類人合在一起，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文藝若只在少數人的酸甜苦辣里轉圈，把個人情緒抹得滿紙都是，群眾反倒站在門外，那方向就偏了。

偏在哪里？里那句話很形象，有些作品寫工農兵，衣服是勞動人民的衣服，臉卻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臉。說得不客氣，卻很扎實。因為作者沒真正接近群眾，沒研究群眾，沒幾個知心朋友。

沒和農民蹲過地頭，沒聽戰士夜里磨腳布，沒看過根據地里一頓飯怎樣省著吃，筆下的人就容易像借來的，擺在那里，能看，不能活。

這不等于知識分子不能寫。毛主席從沒把事情說窄。

寫知識分子可以，關鍵看立場。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立場上寫，能寫出人的轉變，也能寫出時代的疼痛。若只是站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那里，把作品變成自憐、自賞、自我表演，讀者看久了會發悶。

革命文藝不是擴大熟人圈，也不是把幾間書齋寫得更精致，它要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一邊。這個轉身不輕巧，里說，可能要十年八年。眼睛換位置，本來就慢。

文藝從哪里來？這題更像一盆冷水。有人愛往書架上找答案，古代的、外國的、名家的，拿來就用，仿佛沾點古香古色就高級。毛主席不反對學，不反對繼承優秀遺產，也不反對批判吸收有益經驗。可書本不是源頭，只是水流。源頭在人民生活里，在火熱斗爭里，在粗糙、帶汗味、甚至有點硌手的現實里。那里才有取之不盡的，最生動，最豐富，也最不好糊弄。

照搬古人，硬學外國，看似雅，骨子里有偷懶的影子。

因為模仿不必走進泥土，不必在群眾身邊坐冷板凳，也不必被生活嗆一臉灰。作品可能漂亮，卻沒有根。真正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要到工農兵群眾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各種人、各種階級、各種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

離開這一步，勞動就沒有對象，只會成魯迅提醒過的那種空頭文學家、空頭藝術家。

五月二十三日，座談會收束。一個月的爭論，把問題攤開，也把方向擰緊。毛主席說，延安文藝界還有作風不正的東西，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都需要嚴肅整風。

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要求全黨研究《講話》，糾正錯誤認識，克服思想、工作、作品里的偏向，讓文藝服務人民解放事業。這份決定不是貼在墻上的漂亮紙，而是要讓寫作者把手里的筆重新掂一掂，別輕飄飄地滑過去。

再看六十年代那幾句重話，就不顯得突兀了。

它們像舊鐘又響一次，提醒人別把群眾忘在門外。文藝若老盯著宮殿、才子、佳人、外國舊書架，人民生活就會變成背景板。

歷史相似，不是年代會簡單重演，而是人的毛病常常換件衣服回來。

楊家嶺那盞燈還在紙頁深處晃著，燈下那句話很笨也很重：筆要往哪里落，腳先往哪里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