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裁判觀點：法院公告后延期開庭，是否需要再次公告送達？

（2016）最高法民申875號

裁判要旨

再審申請人劉聿、銀翔中心經合法傳喚未參加本案第一審庭審活動。第二審程序啟動后，本院依法向再審申請人公告送達訴訟文書，并確定了開庭日期。在決定延期開庭后，因不符合法定條件，人民法院無須再次公告送達。劉聿經合法傳喚仍未參加第二審開庭審理。銀翔中心參加了本案二審庭審活動，在庭審中發表了質證意見，且在庭后向法庭提交了補充代理意見，該代理意見中對53號函發表了辯論意見。故劉聿、銀翔中心以二審未再次公告更改后的開庭時間，剝奪其辯論權利的理由不成立。

在商業活動中，股權轉讓合同糾紛屢見不鮮，今天我們要探討的便是劉聿、銀翔中心與金守紅等人之間的一起復雜的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這起案件涉及多方主體，包括一審被告劉聿、天津市銀翔經濟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銀翔中心），一審原告金守紅，二審被上訴人宗勇，以及原審第三人天津市津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天津市小客車修理廠和天津市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

案件起源于各方圍繞股權轉讓行為及相關合同義務的履行產生分歧。金守紅提起訴訟，旨在依據案涉《股權轉讓框架合同》約定進行余款結算 。此前，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 3 號案件是金守紅提起的確認繼續履行案涉《股權轉讓框架合同》的訴訟，而本案則是在股權轉讓行為完成之后的余款結算訴訟，兩案審理對象不同。但劉聿、銀翔中心認為二審判決推翻了之前相關判決書及裁定的認定，違背了既判力原則的程序規定，這也成為了案件爭議的焦點之一。而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庭審程序的相關問題，尤其是二審中關于開庭時間變更及公告送達的爭議，更是將案件的走向推向了風口浪尖，接下來就讓我們深入剖析這一關鍵爭議點。

一審缺席與二審程序啟動

在一審的關鍵庭審環節，劉聿、銀翔中心的缺席顯得格外引人關注。按照法律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應當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并履行相應義務，按時參加庭審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但劉聿、銀翔中心卻經合法傳喚未參加本案第一審庭審活動。缺席庭審可能源于多種原因，或許是對法律程序的不重視，或許是對案件存在誤解，又或許是因客觀條件限制難以到庭，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這一缺席行為無疑對一審訴訟進程產生了影響，也使得案件在一審階段就埋下了一些潛在爭議的伏筆。

當一審判決作出后，案件進入二審程序。二審程序對于糾正一審可能存在的錯誤、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此時，法院依法履行職責，向再審申請人劉聿、銀翔中心公告送達訴訟文書。公告送達是在受送達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的情況下所采用的一種特殊送達方式，體現了法律程序的嚴謹性和公正性，旨在確保當事人能夠知曉訴訟相關事宜，保障其訴訟權利。法院在公告中明確確定了開庭日期，為二審庭審的順利開展做好前期準備工作，也給予了當事人充足的時間來準備應訴材料，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 。

延期開庭與公告送達爭議

在二審程序推進過程中，一個關鍵的爭議點圍繞著延期開庭與公告送達展開。法院在確定了開庭日期并公告送達后，由于某些原因決定延期開庭。從法律規定層面來看，《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在延期開庭的情況下必須要再次進行公告送達 。一般而言，公告送達的目的在于確保當事人知曉訴訟相關信息，保障其訴訟權利。在本案二審啟動時，法院已經依法向再審申請人劉聿、銀翔中心公告送達了訴訟文書并確定開庭日期，此時公告送達的主要目的已初步達成，當事人已被正式告知訴訟進程。

結合本案具體情形分析，法院決定延期開庭可能是基于多種因素，比如排期沖突、案件相關證據材料準備情況等，但這些因素并不必然導致需要再次公告送達。若延期是因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導致庭審無法正常進行，且這種情況屬于 “其他應當延期的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規范民商事案件延長審限和延期開庭問題的規定》第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的 “其他應當延期的情形”，是指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導致庭審無法正常進行的情形 ），法院在決定延期時，若已通過其他合理方式，如電話、書面通知等告知當事人變更后的時間，在不符合再次公告送達的法定條件下，是無需再次公告的。而在本案中，法院認定不符合再次公告送達的法定條件，所以未再次進行公告送達，從程序合法性角度來說，法院的做法并無不妥。

劉聿、銀翔中心的主張與實際情況

劉聿、銀翔中心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提出，二審在開庭公告發出后更改開庭時間，卻未重新履行公告送達程序，他們認為這是以突襲開庭的方式剝奪了其對天津市規劃局南開區規劃分局《關于對津南長 2002 - 022 號地塊容積率調整申請相關意見的函》（規南發字【2014】53 號，以下簡稱 53 號函）發表辯論意見的權利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庭審程序關乎自身權益的維護，開庭時間的變更若未有效告知，可能會使其無法充分準備應訴材料，進而影響辯論權利的行使，最終對案件結果產生不利影響 。

但實際情況卻與他們的主張大相徑庭。銀翔中心積極參與了本案二審庭審活動，在庭審中充分發揮訴訟權利，對案件相關證據、事實等發表了質證意見。庭審結束后，銀翔中心還主動向法庭提交了補充代理意見，并且在這份補充代理意見中，專門針對 53 號函展開了辯論。這一系列行為表明，銀翔中心在二審中有足夠的機會和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其辯論權利并未受到剝奪。

反觀劉聿，經合法傳喚仍未參加第二審開庭審理。多次缺席庭審，這使得劉聿不僅在一審中放棄了諸多訴訟權利，在二審中同樣失去了為自己辯護、闡述觀點、提交證據反駁對方主張的機會。法律規定當事人有參加庭審、行使辯論權等權利，但同時也要求當事人積極行使這些權利，劉聿的消極應對行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自身權利的主動放棄 。

法院觀點與法律依據剖析

法院在審理這起案件時，對劉聿、銀翔中心提出的二審未再次公告更改后的開庭時間，剝奪其辯論權利這一主張進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分析。法院秉持著公正、嚴謹的態度，從多個角度對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定進行梳理，最終認定其主張不成立 。

從法律規定的層面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賦予了當事人辯論權利，同時也對保障這一權利的行使以及相關訴訟程序作出明確規定。在判斷是否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時，有著嚴格的認定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的解釋》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原審開庭過程中有不允許當事人發表辯論意見的；應當開庭審理而未開庭審理的；違反法律規定送達起訴狀副本或者上訴狀副本，致使當事人無法行使辯論權利的；違法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其他情形，應當認定為民事訴訟法中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 。

回歸到本案中，在二審程序里，法院在啟動時已依法向劉聿、銀翔中心公告送達訴訟文書并確定開庭日期，這一行為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95 條關于公告送達的規定 ，從送達程序的合法性上看，法院已完成初步的告知義務。當決定延期開庭時，因不符合需要再次公告送達的法定條件，法院未再次公告。若將法院的行為對照上述剝奪辯論權利的認定標準，法院既沒有不允許當事人發表辯論意見，也不存在應當開庭未開庭審理的情況，在送達訴訟文書方面，首次公告送達已保障當事人知曉訴訟進程，延期開庭也未違反送達相關法律規定，所以從法律依據角度，法院的行為未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

再結合銀翔中心實際參與庭審并充分行使辯論權的事實來看，進一步印證了法院認定的合理性。銀翔中心在二審庭審中積極參與，發表質證意見，庭后還提交補充代理意見對 53 號函展開辯論，這表明其在整個二審程序中，辯論權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與行使，也側面反映出劉聿、銀翔中心主張二審剝奪其辯論權利缺乏事實依據 。而劉聿經合法傳喚仍未參加二審開庭審理，是對自身訴訟權利的放棄，并非法院剝奪其權利 。法院正是基于對法律規定的準確理解與適用，以及對案件實際情況的全面考量，作出了公正的判斷，維護了法律程序的正當性與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