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廢了投票權保護，理由是美國變好了，一天不到被打臉

最高法院在“路易斯安那州訴卡萊案”中的裁決，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美國的政治領導人會自行做出公正之舉。可這一前提，早已被證明空洞無物。

6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項裁決。表面上看，這項裁決基于這樣一種判斷：美國已經發生了足夠大的變化，以至于《投票權法》提供的保護已不再必要。沒有人應該天真到相信這一點。

1901年，也就是我曾祖父出生的那一年，喬治·亨利·懷特最后一次在第56屆美國國會發表講話。他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眾議員，也是整個國會中唯一一名黑人議員。

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所代表的州通過了立法，使他根本不可能再次當選。重建時代此前早已被逆轉。掌權者一步步收縮、拖延，最終抹去了多種族民主的承諾，而這一承諾，原本是聯邦軍士兵和獲得自由的黑人共同以鮮血換來的。

懷特的告別并不是認輸，而更像是一則預言。他說：“主席先生，這也許是黑人暫時告別美國國會，但我要說，他終將像鳳凰一樣，有一天重新崛起，再次歸來。”他說對了。只是，這一切用了64年，經歷了塞爾瑪那座橋上的游行，也經歷了一位總統簽署1965年《投票權法》。

但懷特所說的鳳凰之所以能夠重生，并不是因為掌權者值得信任，而是因為我們的前輩迫使美國違背自身慣性采取行動。《投票權法》不是施舍，而是64年持續抗爭的結果，是逼迫這個國家兌現那些它原本并不打算履行的承諾。

到了周三，最高法院拆除了這道約束。

在“路易斯安那州訴卡萊案”中，法院并沒有在形式上廢除《投票權法》第2條。法條仍然存在，但它還能發揮的作用已所剩無幾。若撇開那些程序性措辭，這項裁決實際上建立在一個單一前提上：美國已經改變到足以讓這些保護措施失去必要性。阿利托大法官寫道，“全國各地，尤其是南方，已經發生了社會變化”。

約翰·羅伯茨自從在羅納德·里根政府司法部任職時起，就一直在提出這一論點。這是他們立場的核心，也理應受到審視。

2012年至2022年間，白人選民與非白人選民之間的投票率差距持續擴大，到2022年已達到18個百分點。而在那些曾受《投票權法》第5條保護的縣，這一差距擴大的速度幾乎是其他地區的兩倍。

路易斯安那州從未在一個黑人不占多數的選區中選出過黑人國會議員，一次也沒有。最高法院這次摧毀的機制，幾乎是該州黑人政治代表得以存在的唯一原因。法院收起了雨傘，卻宣布暴風雨已經過去。可暴風雨并沒有收到這個通知。

法院實際上作出了一種判斷：除非有立法者親自留下承認自己懷有偏見的“供詞”，否則選區劃分就是合憲的。這樣一來，唯一有資格界定種族歧視行為的人，反而成了實施歧視的人。

國會在1982年就意識到了這種荒謬，因此立法者把“結果導向”的標準寫入法律。歧視從不會自己張揚出來。以“主觀意圖”作為標準，不過是懦弱者的遮羞布。

羅伯茨多年前就已設下這個陷阱：在“魯喬訴共同事業案”中，他裁定，出于黨派利益的選區操縱不屬于聯邦法院審查范圍。如今，任何稀釋黑人投票力量的選區地圖，都可以躲在“黨派策略”背后，法院也無從介入。更荒謬的是，法院甚至制造出一種更扭曲的邏輯：為了保護黑人選民而劃區，反倒成了種族歧視；抹去他們的政治力量，卻不是。

法院所依賴的那個前提——美國是可以被信任的——連一天都沒撐過去。裁決作出后數小時內，佛羅里達州就通過了新的國會選區地圖，其設計目的就是為共和黨額外拿下4個席位。

路易斯安那州則宣布推遲本州初選——當時郵寄選票已經發到選民手中，提前投票也近在眼前——以便立法者重新劃線，取消《投票權法》原本要求保留的黑人占多數選區。

代價不會只是抽象的。下一次總統選舉到來前，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中多達30％的成員可能失去席位。共和黨還可能在南方各州抹去民主黨目前掌握的近200個州議會席位，而美國一半黑人就生活在那里。

選區操縱不會止步于國會，它還會蔓延至州議會、縣委員會、學區董事會，乃至黑人社區自1965年以來逐級建立起政治力量的各層級政府。在那些歷史上投票歧視最為暴烈的州，黑人國會代表席位甚至可能很快徹底消失。

民主黨或許仍可能在11月贏得眾議院或參議院多數，但在這項裁決之后，這并不能證明什么。除非該黨把這視為一場更長期民權斗爭的開端，著手恢復《投票權法》，否則這不過是這個國家再熟悉不過的一幕：用“進步的表象”替代真正的進步。

11月的選舉，也不會減緩他們借這項裁決已經開始推進的事情。在我的家鄉俄亥俄州，國土安全部人員已突然出現在縣級選舉辦公室，要求調取選民記錄和登記數據。

有記錄顯示，政府效率部門人員依據一項秘密協議，與外部否認選舉結果的人士合作，分析選民名冊，試圖在特定州推翻選舉結果。司法部民權司70％的律師已經離職——政府在裁決公布前就將他們清理出局。

把這些變化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保護被削弱，執法被削弱，施加在選舉機制上的壓力則越來越大。

特朗普是近一代人以來，第一位在《投票權法》保護并不完整的情況下當選的總統。而周三的裁決確保，他不會是最后一位。

此刻有一種特別深重、深入骨頭的疲憊，我必須把它說出來：那是一種對不斷重復的疲憊。每一代好不容易為自己爭取到一點進步的美國黑人，都會眼看著下一代繼承同樣的斗爭，只不過換上了新的、更加體面的法律術語。我們并不是站在前輩勝利的基礎上繼續前行；我們又一次不得不把一生耗費在捍衛和重建這些成果上。

這是一種驚人的時間浪費。

喬治·亨利·懷特當年對第56屆國會說，鳳凰終將升起。它確實升起了，但不是因為美國愿意如此，而是因為人們用64年時間逼迫它如此。《投票權法》正是這樣的產物：它不是禮物，不是讓步，而是我們的前輩強加給這個若無約束便不會行正道的國家的一道限制。

在這件事上，我不相信美國。我想我大概永遠也不會相信。相比之下，我更想問的是：面對一個從來不會主動做正確之事的國家，我們準備采取什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