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理痛批本國，別再忙著打官司了，學學中國的實干精神吧

5月4日，環球網抖音賬號轉載的一段視頻突然爆火，一小時內斬獲數千點贊評論，直接沖上熱搜。

視頻里，德國前總理朔爾茨在哈佛大學論壇上，當著全球學者的面語出驚人，中國是‘工程師之國’，而我們德國，已經淪為‘律師之國’。

同樣是搞基建，為何中國能20年建成全國鐵路網，德國連一條通勤線都修不完？這背后，藏著兩個國家發展模式的深層差異，更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當地時間2026年4月30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舉辦學年閉幕論壇，德國前總理朔爾茨與該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齊布拉特展開公開對話。

誰也沒想到，這場看似普通的學術論壇，會因為朔爾茨的一番話，在中外輿論場掀起軒然大波。

作為一名執業律師出身的政治家，朔爾茨的發言帶著幾分自嘲，卻又字字扎心，我自己就是律師，但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被過度繁瑣的法律程序和官僚體系綁住了手腳。

他直言不諱地拋出核心論斷，中國就像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憑借強悍的實干精神成為“工程師之國”，而德國卻在層層疊疊的規則中，丟失了曾經的工業底色，淪為了“律師之國”。

這段發言經環球網轉載后，迅速在中國社交平臺發酵。有人感慨“中國基建實力終于被國際大佬認可”，也有人好奇“德國到底經歷了什么，會被前總理如此痛批”。

其實，朔爾茨的這番話，從來不是單純的“夸中國、貶本國”，而是一位資深政治家的清醒反思，當一個國家的規則凌駕于發展之上，當程序正義取代實干精神，再深厚的工業底蘊，也會慢慢被消耗殆盡。

而中國之所以能被稱為“工程師之國”，從來不是偶然，而是無數人實干拼搏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朔爾茨的言論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基于他多次訪華的親身體驗，也折射出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治理困境，不止德國，很多歐美國家都存在基建審批繁瑣、建設效率低下的問題，只是德國作為曾經的“工業強國”，這種反差顯得尤為刺眼。

朔爾茨在論壇上的吐槽，戳中了德國基建最尷尬的痛點，我們沒法向民眾解釋，為什么別的國家能用20年建成全國鐵路網，而我們20年連一條通勤線路都修不起來。

這句話，背后是德國基建的系統性困境，更是無數鮮活的案例佐證。

最典型的就是柏林勃蘭登堡機場。這座2006年動工的機場，原計劃2011年啟用，卻因為消防系統缺陷、規劃審批反復、管理混亂等問題，一再延期，最終整整拖了9年，直到2020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成為全球基建“拖延癥”的經典案例。

還有斯圖加特21鐵路項目，2010年開工至今，預算從最初的45億歐元一路飆升，工期屢屢滯后，至今仍未全面建成。

德國媒體也曾痛定思痛地發問，為何我們追不上‘中國速度’？

數據不會說謊：德國高速公路橋梁中，有超過4000座需要維修甚至重建；鐵路網絡的準點率從2018年的73%，逐年下滑到2023年的64%；整個基建領域的投資缺口，據估算高達數千億歐元。

深究根源，這不是德國缺乏技術和資金，而是過度泛濫的法律程序和官僚主義拖了后腿，德國《建筑法》《環境法》賦予公民對幾乎所有建設項目的申訴、訴訟權利，任何一個反對聲音，都能通過法律途徑將項目拖數年。

這種“無限申訴權”，看似是保障公平，實則變成了發展的“絆腳石”，這也是朔爾茨呼吁“在法治框架下提升效率”的核心原因。

反觀中國，朔爾茨口中的“工程師之國”，從來都不是空洞的夸贊，而是實打實的硬實力。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歷時9年建成通車，被英國《衛報》評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跡”。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26公里，從2010年動工到2018年通車，8年實現全線運營。

更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國工程師總量已突破2000萬人，規模位居全球首位。

2024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首次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國家工程師獎”表彰大會，81名個人、50個團隊獲表彰，這份對工程師群體的重視，正是中國實干精神的底氣所在。

朔爾茨曾在2024年4月訪華，首站就去了重慶博世氫動力系統有限公司，親自體驗氫動力模塊裝配后豎起大拇指，當場贊揚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和建設速度。

更早之前，他還以紐約帝國大廈為例對比，帝國大廈用了3年建成，而我們還沒完成一棟排屋的審批，中國人就建成了一座城市。

這些親身感受，讓他對中國“工程師之國”的評價，多了幾分真切與客觀。

其實，朔爾茨將中國稱為“工程師之國”，背后還有一層深層含義，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正是憑借“工程師精神”，靠著強悍的發展意志和將圖紙轉化為現實的效率，才趕超老牌帝國，崛起為世界強國。而如今，德國丟失的，正是這種實干精神。

曾經的德國，也是令世界艷羨的“工程師之國”，奔馳、寶馬等工業巨頭，憑借精湛的技術和高效的生產，風靡全球。

但隨著時間推移，過度繁瑣的法律程序和官僚體系，慢慢稀釋了這種實干基因，一件事，先考慮“是否符合程序”，再考慮“是否能高效落地”，一個項目，先應對無數次申訴和訴訟，再推進建設，效率自然大打折扣。

結合新華網解讀，這種“律師思維”主導的治理模式，最大的問題的是“重程序、輕結果”，看似嚴謹，實則僵化。

而中國的“工程師精神”，核心是“重實干、求實效”，是在規則框架內，最大限度地提升執行效率，是“能落地、能見效”的務實態度，這也是中德發展差距的核心所在。

中國的“工程師之國”底蘊，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2000萬工程師的背后，是國家對教育、對科技的持續投入，是無數人扎根崗位、精益求精的實干，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工程的背后，是無數工程師日夜攻關、攻堅克難的堅持，國家工程師獎的設立，是對實干者的認可，更是對“工程師精神”的傳承。

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基建領域，更滲透在制造業、科技領域，成為中國發展的核心動力。

而德國的困境，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再強大的工業底蘊，再完善的規則體系，若丟失了實干精神，若效率被程序綁架，終究會陷入發展瓶頸。

朔爾茨執政期間，就曾多次承諾推動“德國速度”，試圖改革官僚主義，但復雜的聯邦制決策機制和多元社會利益格局，讓改革舉步維艱，這也說明，治理模式的優化，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需要打破利益壁壘、平衡規則與效率的系統工程。

朔爾茨的這番話，在國內輿論場引發強烈共鳴，但我們不能只沉浸在“被認可”的喜悅中，更要理性看待這份評價。

正如央視新聞所言，“工程師之國”是認可，更是鞭策，中國雖然在基礎設施、制造業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芯片、航空發動機、高端醫療設備等尖端工程領域，仍存在短板，從“工程師大國”邁向“工程師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不能因為一句夸贊就沾沾自喜，更要看到差距，持續投入創新，補齊短板。

同時，我們也要讀懂朔爾茨言論背后的深層警示。他之所以拿中國對比，不是要“照搬中國模式”，而是要提醒西方世界：一旦喪失實干精神，被無節制的法律程序和官僚主義吞噬，再強大的工業底蘊也會走向衰落。

這種警示，對中國同樣適用，我們既要堅守實干精神，也要不斷優化規則體系，平衡效率與公平，避免陷入“重速度、輕質量”的誤區，更要避免重蹈德國“程序綁架效率”的覆轍。

還要注意的是，朔爾茨的發言，也有幾分自我辯護的意味。他執政期間，德國基礎設施建設乏善可陳，這是他政治遺產中最受詬病的短板之一。

他強調“在不突破法治框架下提升效率”，既是對輿論壓力的回應，也是對自己執政理念的延續，只是這份理念，在復雜的德國政治環境中，并未取得明顯成效。

說到底，朔爾茨在哈佛論壇上的這番話，不僅是對德國自身治理困境的坦誠反思，更是全球力量變遷、治理模式對比的生動縮影。

當一位德國前總理用“工程師之國”稱呼中國、用“律師之國”諷刺本國時，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實干精神的國際認可，是兩種發展模式的碰撞，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我們普通人而言，這份啟示也很深刻：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企業發展，實干才是硬道理，過度糾結于“程序”“形式”，只會錯失機遇；唯有腳踏實地、精益求精，才能在時代浪潮中站穩腳跟。

從“工程師之國”的認可，到對自身短板的清醒認知，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不驕不躁、穩步前行”。

而朔爾茨的反思，也給所有國家提了個醒：規則是發展的保障，而非阻礙；實干是崛起的根基，唯有平衡好規則與效率，才能實現長遠發展。這，或許就是這場熱搜背后，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