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拍,一幅尺幅并不算大的《轉經圖》舉槌不到三分鐘,叫價就越過千萬元線,最終定格在1173萬。場內有人輕聲感嘆:“這不是當年那位剃過度、號慧禪的史國良嗎?”一句話,把在場收藏家的好奇心全部挑起——一個當過和尚的人,怎么又成了天價畫家,這里面發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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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往回撥19年。1995年初秋,美國西來寺的鐘聲敲過凌晨四點,山門外的青石地面已經排起長隊,戒子們匍匐一步一叩首。排在最末的那位高個子新戒眼里布滿血絲,他就是史國良。此前,他曾在加拿大溫哥華辦個展,也曾因車禍躺在急救室里流淚給遠在北京的岳母打電話。情緒跌到谷底時,他遇到星云法師——“依你這副骨相,做個出家人更自在。”一句隨口點撥,他居然當了真。家里妻子劉玉梅哭鬧無果,只能帶著10歲的兒子史村留在西雅圖打工維持生計。
其實再往前,史國良的履歷足夠亮眼。1973年,他考進北京第三師范美術班,常常騎著二八大杠從五道口蹬到門頭溝寫生。為了估算路程,他把十五首歌倒背如流——唱完《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差不多就該拐進山口。1978年恢復高考第一年,他順利讀到央美研究生。年紀最小,又長得俊朗,課余舞會上常被起哄。那年冬天,他鼓起勇氣請系書記的女兒劉玉梅跳舞,姑娘笑著答應。短短兩年,兩人情定,卻因宿舍緊張差點辦不成婚。解放軍藝術學院領導干脆用走廊隔出一道板墻,涂了白灰就算“新房”,朋友來賀喜,大家圍著那張單人床樂得直拍大腿,說這叫“走廊里的愛情”。
1981年,兒子降生,取名史村。妻子在單位上班,家里里外全包,只留丈夫埋頭畫畫。1988年,《刻經》在蒙特卡洛獲獎,媒體把史國良捧成“西藏風情第一人”。也就是那時,他賣掉得獎作品,換了機票和幾千美元,獨自闖加拿大。他以為海外遍地黃金,卻先在唐人街洗盤子,再遭遇車禍。深夜病房,他哽咽著對電話那頭的岳母說:“媽,我撐不下去了。”妻子第二天就帶著孩子飛到溫哥華,白天端盤子,晚上給丈夫打下手撐起畫室。幾年苦熬,史國良總算被卑詩大學亞洲中心相中,開始有固定收入,還買下一棟面朝海灣的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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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稍一寬裕,精神反而失落。西方畫廊要他按照市場口味批量“生產”,靈感被消耗得干干凈凈。一次素描示范結束,一位臺灣居士把他領去見星云法師。聊了一小時,他被一句“你本應屬佛門”擊中,索性剃度。1995年受戒的那段日子,他才發現僧團紀律嚴苛——睡眠不足六小時、晚課后不許隨意談笑、甚至連畫人物都被認為“沾塵”。壓抑到極點,他決定回國。
1997年,身披灰袍的慧禪法師回到柏林禪寺掛單,閑時跑西藏寫生。高原的干凈空氣讓他的筆觸重新鮮活,《轉經圖》就是在那一年畫下的初稿。靠賣畫,他把收入悉數捐給慈善項目,自己仍住禪房鋪板床。念頭看似淡了,牽掛卻越來越重——西雅圖那邊,兒子進入叛逆期。電話里,少年忍不住吼道:“你怎么不死在山里!”短短十個字,比鞭子抽得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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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劉玉梅帶著16歲的史村回國,直奔柏林禪寺。女人把箱子往地上一放,只說一句:“孩子需要你。”史村戴著耳機,牛仔褲上故意剪了兩個洞,眼神里滿是疏離。史國良站在廊下,一時無言。接下來的日子,他拉著兒子去川西采風,去青海湖搭帳篷,耐著性子講線條和光影。少年表面冷漠,其實早已聽進心里。
2006年,史村赴美讀大學,父子和解的信號漸漸清晰。劉玉梅這回沒有留下,而是對史國良說:“回來吧,咱們都老了。”四年思量,他脫下僧衣,辦理了還俗手續。2010年9月,一紙證明生效,慧禪又變回史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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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俗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創作和公益:在西藏寫生、在川北義賣、給美術院校當客座教授。那張2000年重繪的《轉經圖》被帶到拍賣會,才有了開篇那場轟動。有人問他:“佛法沒修成,回到紅塵算不算失敗?”史國良笑笑:“畫里修心,也能照見自己。”一句輕描淡寫,把幾十年起伏都化進顏料里。
他的人生像拉鋸:家庭與理想、紅塵與清凈、名利與自尊,不斷撕扯又不斷縫合。最終,畫架前的他還是最自在。拍賣槌聲落下那瞬間,眾人只看到天價,卻未必懂得背后的荒涼與甘甜。如今再提這段往事,熟悉的人常嘆一句:好在他是畫家,不是圣人,否則少了多少好畫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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