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敵”阿莫迪

2026年春天，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突然變成了硅谷討厭鬼。

黃仁勛就差直接點名阿莫迪了，猛烈批評那些不斷預言AI將大規模消滅工作的CEO是患上了“上帝情結”：一旦成了CEO，就很容易以為自己什么都知道。奧特曼說阿莫迪用“恐懼”做營銷，楊立昆干脆說他不懂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就業。

就連媒體也開始追問：一個不停警告世界末日的AI大佬，為什么自己還不停下？

阿莫迪得罪人，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他道德感太高而情商又太低。

微妙的是，他確實長期相信AI風險，也確實把這種信念變成了Anthropic最鋒利的商業武器。

這家從OpenAI出走后成立的公司，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打著“AI安全”旗號的研究型團隊。Claude Code成了企業AI市場最兇猛的產品之一，年化收入跑到數十億美元級別。更夸張的是，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Anthropic在私募二級市場的估值已突破1萬億美元。

當一個人一邊站在道德高地上提醒所有人慢一點，一邊又在賽場中央下注，而且越下注越大，他就很難不變成靶子。

01

全民公敵

阿莫迪正在成為AI行業里最讓人不爽的人。

最新一個開火的人，是黃仁勛。

在一檔播客里，黃仁勛把那些動輒預言AI將造成大規模失業、甚至帶來人類滅絕風險的科技CEO，稱作患上了“上帝情結”。

他的大意是，一旦坐到CEO的位置上，人就很容易開始以為自己什么都懂。可關于AI的公共討論，應該回到事實，而不是被夸張的末日敘事牽著走。

這番話沒有點名，但很難不讓人想到阿莫迪。

而這已經不是黃仁勛第一次被阿莫迪的AI風險敘事惹到。

阿莫迪一直支持更嚴格的芯片出口管制，還專門寫過長文呼吁加強限制。今年在達沃斯論壇上，他把向中國出口先進AI芯片，類比成“賣核武器”。

黃仁勛當然不會接受這個說法。

在另一檔播客里，黃仁勛被問到這個類比時，直接說這實屬“荒唐”。他認為，把AI芯片和核武器相提并論，是一個很差，也不合邏輯的類比。

如果說黃仁勛的反擊，來自英偉達和Anthropic在芯片政策上的直接利益沖突，那么OpenAI的攻擊就更像是老對手之間的正面交鋒。

在一次播客對談中，奧特曼稱Anthropic正在用“恐懼”做營銷。

他用了一個頗為刻薄的比喻：這就像有人說，我們造了一顆炸彈，馬上要扔到你頭上，然后我們可以賣你一個一億美元的防空洞。

這句話很明顯指向Anthropic剛剛發布的Claude Mythos Preview。按照Anthropic自己的說法，這個網絡安全模型能力太強，暫時不會對公眾開放，而是先放進一個名為“玻璃之翼”的項目里，為合作機構做防御性安全工作。

來自OpenAI的“攻擊”還不止這一次，4月13日，The Verge披露了OpenAI首席營收官丹妮絲·德雷瑟（Denise Dresser）發給員工的一份四頁內部備忘錄。備忘錄主題是如何贏下企業AI市場，但其中專門拿出一段討論Anthropic，幾乎是在逐條拆對手的臺。

其中寫道，Anthropic的故事建立在“恐懼、限制，以及少數精英應該控制AI的觀念”之上。

她還說，Anthropic過度依賴代碼場景，算力儲備不足，并質疑其年化收入說法，稱Anthropic把與亞馬遜、谷歌的收入分成按總額計入，導致其300億美元年化收入被高估了大約80億美元。

阿莫迪和奧特曼是老冤家，OpenAI和Anthropic是直接競爭對手；黃仁勛的芯片生意，也直接被阿莫迪的政策主張波及。他們的反擊看起來都有跡可循。

但這還沒完。

楊立昆（Yann LeCun）也在X上公開懟過阿莫迪。這一次，爭議來自AI對就業的影響。

2025年，阿莫迪接受Axios采訪時說，AI可能在未來一到五年內消滅一半初級白領崗位，并把失業率推高到10%到20%。他還說，AI公司和監管機構不能繼續粉飾、不能把即將到來的沖擊說得太輕。

針對阿莫迪關于就業的判斷，楊立昆在X上說：“達里奧是錯的”“他對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一無所知”。他甚至說，這類問題應該多聽經濟學家的，而不是AI圈的任何人的，包括楊立昆自己在內。

就連輿論也開始出現一些質疑的聲音。

僅就來自知名媒體的評論舉例：《泰晤士報》質疑警告世界末日的AI大佬為什么自己不停下來，TechCrunch則點出，Anthropic限制Mythos開放，表面是保護互聯網安全，但這種選擇性開放也可能幫助它鎖住大企業客戶、阻止小公司通過蒸餾復制能力，從而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

很明顯，阿莫迪帶領著Anthropic，占領了某種道德高地。但越是站在高地上，就越成為了被攻擊的靶子。

問題在于，僅僅是因為阿莫迪太有原則、太堅持“安全”，不惜得罪人，所以才被反過來攻擊嗎？

阿莫迪越是用力地當“道德標兵”，他身上的一個道德悖論就越刺眼——他站在賽場中央，一邊下注，一邊提醒所有人這場比賽可能有毒。

這實在太別扭了。

02

“安全大王”的來時路

備忘錄里，OpenAI首席營收官丹妮絲提到了一個詞：“精英”。

這確實是阿莫迪身上最醒目的標簽之一。

他那場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對決，也幾乎成了他聲望的巔峰——面對美國戰爭部的要求，Anthropic拒絕放寬Claude的使用邊界，堅持不允許其被用于大規模監控，也不允許用于沒有人類參與決策的完全自主武器。

阿莫迪當時說，他們“出于良心不能答應”這個要求。那一刻，公眾的歡呼里，多少帶著一種久違的釋放，硅谷精英終于又一次站出來，對更大的權力說了“不”。

要搞懂這個“安全大王”從何而來，還是得往回看他的來路。

阿莫迪1983年出生在舊金山。父親是意大利裔皮革匠，來自托斯卡納，長期受健康問題困擾，在阿莫迪年輕時去世；母親是出生于芝加哥的猶太裔美國人，曾做圖書館項目經理。

阿莫迪從小就是標準的理科尖子生。他讀的是舊金山最有名的公立精英高中之一，2000年入選美國物理奧林匹克隊。上大學后，他先進了加州理工學院——也就是美國最頂尖的理工科名校之一，后來轉到斯坦福，拿到物理學本科，最后又去普林斯頓讀完了生物物理博士。

他是物理、神經科學、AI研究多維融合的技術型人物，這也決定了他的復雜視角。

2014年，吳恩達把阿莫迪招進百度在硅谷的人工智能實驗室，參與語音識別系統的研究。后來他成為Deep Speech 2論文作者之一，這套系統主打端到端語音識別，覆蓋英語和普通話，也試圖用更大規模的數據、算力和訓練重走傳統語音識別流程。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阿莫迪開始形成對“規模化”的早期直覺。他后來在訪談中回憶，當時發現，當模型更大、數據更多、訓練時間更長時，效果會持續變好。對他來說，后來貫穿GPT、Claude這一代大模型的Scaling信仰，在百度做語音識別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也是一個重要角色。她同樣從OpenAI出走，兄妹倆共同創辦Anthropic。

兄妹倆形成雙核結構。阿莫迪更像技術路線和安全敘事的代表，丹妮拉則更多承擔公司運營、組織建設和商業推進。Anthropic今天這種奇特氣質——一邊像安全研究機構，一邊又是高速融資、高速擴張的AI公司——很大程度上就來自這組搭檔。

這種家族紐帶也給Anthropic帶來一種特別的穩定感，使這家公司更像一個從舊組織里分裂出來的小團體，帶著強烈的自我認同，認為自己要用另一種方式做AI。

2020年底，OpenAI發布了一篇非常客氣的組織更新，宣布時任研究副總裁阿莫迪即將離開。文章感謝他近五年的貢獻，提到他參與GPT-2、GPT-3，并與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等人共同設定研究方向。

最微妙的是，OpenAI還寫道，阿莫迪和幾位同事計劃開啟一個新項目，這個項目“可能會更少關注產品開發，更多關注研究”。而其他大部分篇幅，用來表明OpenAI自己在安全領域的決心。

多年后，當Anthropic和OpenAI的矛盾公開化之后，人們回溯當年的友好“分手”，不難看出雙方對于AI能力增長和安全邊界應該如何排序，早已存在分歧。

幾個月后，Anthropic成立。此后，安全從阿莫迪的個人立場，慢慢變成了這家公司的骨架。

它有RSP，也就是《負責任擴展政策》（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用ASL等級給不同能力階段的模型設置風險要求，有點像AI版的生物安全等級；它通過一套“憲法”原則引導模型行為；它還持續投入可解釋性研究，試圖打開模型黑箱。

阿莫迪當然在利用“安全”，但前提是，他也確實長期相信安全。從OpenAI出走，到創立Anthropic，再到RSP、AI“憲法”、可解釋性、模型風險分級、國防合同邊界，他的行為頗具長期一致性。

這也是阿莫迪復雜的地方。

他身上有一種很強的精英自信——我看見了更大的風險，所以我有資格提醒所有人慢一點、嚴一點、怕一點。可同樣是這種自信，讓他顯得居高臨下。

而當阿莫迪開始經營一家商業公司，當“道德”遇上商業，精妙的平衡更加難以維持。

03

當“安全”變成公司主線

“安全”既是Anthropic的生意，也是篩選機制。

Anthropic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從一開始就是一群人從OpenAI出走后組建的新組織，出走的理由里有技術路線，也有安全理念，還有對“誰應該定義AI未來”的分歧。

所以文化在Anthropic顯得格外重要，更像一套操作系統。

阿莫迪是一個帶著研究員氣質的組織設計者。他曾在訪談里說，自己大概三分之一，甚至40%的時間，都花在確保Anthropic的文化是好的上。

Anthropic表面上總在講謹慎、克制、邊界，但內部并不是一種溫吞水文化。相反，Anthropic公司內部有一種類似個人公開筆記本的Slack頻道，員工會在里面寫自己的想法、工作進展，甚至直接和阿莫迪展開辯論。

可以想見，不管是Anthropic的準入門檻還是內部文化的不斷塑造與碰撞，都形成了對人才的某種篩選機制。

過去一年，Meta為了補強AI團隊，到處揮舞支票本挖人。AI行業的人才價格被抬到夸張程度，頂尖研究員和工程師幾乎變成了自由市場上的超級球星。面對這種挖角，一些公司本能地“跟價”，至少是明確地表示要提高員工薪酬，先把人留下來再說。

阿莫迪沒有這么做。他公開解釋過，Anthropic不會因為外部公司給某個人開了天價offer，就立刻打破自己的薪酬原則。他說，如果扎克伯格像扔飛鏢一樣隨機擊中某個人的名字，那并不意味著這個人就應該比旁邊同樣優秀的同事多拿十倍。

更有意思的是，阿莫迪表示，有些Anthropic員工面對Meta的挖角，甚至連扎克伯格都不愿意聊。這句話里當然有炫耀的成分。但它真正想傳遞的是Anthropic員工的“共識”是存在且牢固的。

阿莫迪必須讓員工相信，Anthropic不是另一家只想跑得更快的AI公司；同時，他又必須帶著這家公司真的跑得足夠快。否則，安全敘事再漂亮，也只會變成賽場邊上的道德評論。

“安全”作為生意，成績斐然。

Anthropic從一開始就天然吸引那些對可靠性、可控性要求更高的客戶。Claude剛推出時就強調可靠性、可預測性和可引導性，早期合作伙伴就是Notion、Quora、DuckDuckGo、Juni Learning這類知識生產、搜索、教育和工作流工具。

Anthropic賣的不是“最便宜的模型”。企業、政府、代碼、金融、醫療、教育、公共部門——這些客戶更在意穩定性、合規性、安全邊界和長期責任。價格上也能看出來，Claude并不是低價路線。Claude Opus 4.7的價格是每百萬輸入tokens 5美元、輸出25美元；Claude Sonnet 4.6是輸入3美元、輸出15美元。相比之下，xAI的Grok 4.20是輸入2美元、輸出6美元，明顯更激進；OpenAI的GPT-5.5則是輸入5美元、輸出30美元，和Claude Opus處在同一高價區間。

Reuters此前也報道，Anthropic擁有超過30萬商業和企業客戶，這些客戶貢獻約80%的收入。企業客戶按用量付費，留存更穩定，擴張空間也更大，一旦進入代碼、辦公流、云平臺和政府系統，收入就不是普通訂閱產品能比的。

與之相比，OpenAI靠ChatGPT在C端打出了最大的聲量，也確實把大眾用戶教育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C端用戶多，不等于收入結構最好。

OpenAI自己最新說法是，企業收入已經超過總收入的40%，并希望到2026年底追平消費端。換句話說，即便是OpenAI，也正在拼命往企業市場努力。

Anthropic和美國戰爭部DoW的合作更是典型例證，很長一段時間里，Anthropic都是DoW在“機密領域”唯一合作的AI公司。Claude被用于情報分析、建模與仿真、作戰規劃、網絡行動等任務。

順著這個思路，回看Anthropic與DoW之間的激烈“斗爭”，足見阿莫迪將安全作為生意的功力——通過對“大規模監控”“自主武器”底線的強調，即便丟了與DoW之間的合作，卻讓Anthropic的公眾知名度與“可靠度”更上一個臺階，在資本市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青睞。

Anthropic的年化收入從2025年底的90億美元，沖到2026年4月的300億美元量級；今年2月，它以3800億美元估值完成300億美元融資，隨后Google又計劃最高向其投入400億美元。更有報道指出，其在二級市場的估值已經達到了1.1萬億美元的規模。

安全聽起來像一種克制，但在Anthropic它最后變成了一種更高級的商業語言。

但這套治理術當然有它危險的一面。

當一家公司把“安全”變成組織信仰，它就會天然獲得一種道德優越感，也更容易把競爭對手襯托成不負責任的人，把商業選擇包裝成價值選擇。

這也是為什么Anthropic越成功，阿莫迪越讓人不舒服。

04

“安全”的兩面

如果僅僅將阿莫迪看作一個因為有理想有底線但情商低、因此總是說大實話得罪人的“理工男”，未免有點天真。

《華爾街日報》曾有一篇文章，回溯阿莫迪和奧特曼之間的10年恩怨。

阿莫迪在OpenAI的故事遠不是一句“安全理念分歧”能解釋。

2018年，馬斯克退出后，阿莫迪同意留下的條件是布羅克曼（聯創之一）和蘇茨克維不得掌權——他先談的是權力分配，而非技術路線。

隨后在關鍵的模型項目里，他和妹妹丹妮拉聯手，把想加入的布羅克曼擋在門外，理由之一是某位核心研究員“不想與之共事”。這位研究員事后形容自己被高管當成“代理人武器”，可見阿莫迪非常懂得借人結盟。

隨著GPT-2/3走紅，他對功勞歸屬和曝光度愈發敏感：不滿布羅克曼在播客里“搶風頭”，發現奧特曼和布羅克曼準備去見奧巴馬卻沒帶自己，更是當場發火。

次年他要求升任研究副總裁，奧特曼同意，并在董事會郵件中附帶一句“阿莫迪承諾不再貶低他不認可的項目”，儼然一項停火條款。

這些細節說明，安全是阿莫迪的信條，也是一把鋒利的組織武器。他會談條件、爭項目、搶奪話語權，把“風險”話術用來界定誰能留在核心。

最終離開OpenAI創辦Anthropic，與其說是理想出走，不如說是內部奪權失利后，將戰場外移。

當他掌舵Anthropic之后，情況變得更加復雜。Anthropic不再是研究室里的理想實驗場，而是一艘高速增長的商業戰艦。這個時候，安全就從純原則，變成了實打實的產品賣點。

Anthropic越是高調強調AI風險，越能凸顯自己的存在必要；越是點名別人跑得太快，越能把自己包裝成企業、政府和監管者最可靠的伙伴。

它的敘事天然帶著一種道德比較，即選Claude，不只是挑了個模型，也是在選擇一條更負責、更可控的路線。

對競爭對手來說，這就很煩人了。你賣產品也就罷了，還順手把別人襯得像不負責任的賭徒。安全成了差異化護城河，也成了營銷利器。企業客戶愿意為“安心”多付錢，政府部門也更容易把敏感項目交給“最安全”的那一家。

在這個過程中，安全也同時變成了一種政治籌碼。

Axios報道，2026年第一季度，Anthropic聯邦游說支出達到160萬美元，超過OpenAI的100萬美元，也創下自身最高紀錄；此前它還宣布向一個主打AI透明度和安全護欄的兩黨倡議組織投入2000萬美元，并計劃擴充政策團隊、在華盛頓設立長期辦公室。

說白了，阿莫迪已經在爭奪AI時代的游戲規則。

阿莫迪的復雜性，正在于這兩件事可能同時成立：他確實相信AI安全，也確實把AI安全變成了Anthropic最鋒利的商業武器。安全既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權力杠桿。

原則和利益并非簡單對立，而是互相喂養、互相強化。正是這種真假交織的狀態，才讓他既被捧為“安全大王”，又被一些人視為精明的操盤手。

Anthropic越會解釋風險，越有機會定義風險；越有機會定義風險，越能把自己放進AI時代的規則中心。

這是屬于阿莫迪的“安全魔法”，而“全民公敵”，就是玩魔法的必備副作用。

也許他甘之如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