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沙記｜無人知曉的反抗：讀露西·考德威爾《五月天》

一沙一世界。

《五月天》收錄于短篇小說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劉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群島圖書，2025年1月版）中

愛爾蘭女作家露西·考德威爾（Lucy Caldwell）的短篇小說《五月天》（Mayday）講述了一個女大學生服下墮胎藥的故事。北愛爾蘭地區的法律在2020年之前不允許墮胎，這位女大學生不僅面臨著法律的風險，同時也在內心深受來自宗教與傳統禁令的煎熬。這部短篇小說以極高的情緒強度擊穿了性別和地域的邊界，讓來自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能從中體會到恐懼、傷痛和羞辱。同時，它也向我們展示了其中最可怕的部分——刻在她無意識中的禁令。

小說開頭，是四月的最后一天。“十天后，包裹終于來了。”她吞下包裹里的藥片后，一段回憶浮上心頭：十一歲，作為新教徒的她去跟天主教徒孩子們一起領圣餐，她因為咀嚼了牧師放到她嘴里的圓餅（某些地方天主教的非正式規定，這個圓餅要含到化開而不能咀嚼），又無法到天主教堂懺悔，被其他孩子說要下地獄。

咽下圓形的東西，然后下地獄——她的無意識偏偏找出了這段記憶讓她看。她早在兒時就被刻下了種種禁令。這些禁令，比法律更直接、更強烈。

后續文段中，媽媽的短信勾起了她的另一段回憶：童年，她去探望奶奶，在奶奶病房甩著頭，展示自己因夏季虱子流行剛剪短的頭發。奶奶的牧師看到后，嚴厲地訓斥了她。那位牧師說：“年輕女士的虛榮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它根深蒂固，而東西一旦長歪，就無法讓它變直了。”

如果以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的理論看待這兩段回憶，它們像是她被刻上禁令時留下的回聲。對于孩子來說，牧師是不容置疑的權威，他占據了“大他者”（Autre）的位置，向她宣讀禁令。它們并非偶然顯現，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它們像在替代什么——替代那條真正困擾著她的、她已經違反的禁令。

我們還可以沿著拉康的思路更進一步。拉康曾說，“無意識就是大他者的話語”。一個人的無意識不是她的私人密室，而像是堆滿了他人雜物的公共空間。

露西·考德威爾，生于1981年，作家、編劇，曾獲得愛爾蘭文學魯尼獎、BBC英國短篇小說獎等

小說中有一段寫到，她隨手翻開《諾頓選集》，被一首敘事詩中的“蕩婦”“換生靈”（一種西歐傳說，精靈、妖魔等偷走人類嬰兒，再留下一個外形相似的替代物）等詞刺傷。“她想，再沒有什么東西是中性的。再也沒有了。”當她被詞刺傷、覺得沒有中性詞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可能會以為是她自己在批評自己，或者說，“她內心的批評者人格”在批評她。但不是這樣的。那個借著各種詞匯批評她的，是大他者的聲音。大他者內在于她卻又不屬于她，是一套先于她而存在、隨著成長進入她內部的秩序。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思考”那些禁令。它們早已寫在她的無意識中，支配著她，隨時運作。由于無意識禁令的存在，她首要的對手不是網絡警察或匿名舉報者，而是大他者。然而，她并沒有在此止步。她內心里說話的聲音不止一個，禁令仍在運作，但至少，在這一刻，她沒有把決定權完全交出去。

小說寫道，第二天，她早早醒來，走到鎮上，“這是五月的第一天。五月天，她想。她記得手冊上說過，你必須連說三遍。五月天，五月天。”連續的三次“五月天”（Mayday）是國際通用的無線電通話遇難求助信號，這個詞同樣被她的無意識揀選出來，她卻沒有向任何人求助。

從鎮上回來，她吃下了剩下的藥。她檢查自己的情緒，發現其中并沒有負罪感和悔恨，有的只是害怕被發現的恐懼、錯誤懷孕的悲哀和壓倒性的解脫感。她暫時克服了那個大他者的聲音，沒有因為自己的反抗而產生負罪感。禁令依然存在，但這一刻，她先手行動了。

藥物不一定能順利完成它的任務。小說的最后，她開始出血。她坐在馬桶上，在心里背誦著網頁上的說明，像是在祈禱，祈禱自己能“成為那些幸運者中的一個”。她不是什么蓋世英雄，不是要做什么驚天偉業，卻不得不在生活中隱秘的角落，為了一件關鍵的小事拼盡全力、賭上運氣。然而，很多時候，真正讓人心碎的，恰恰不是英雄的末路，而是這種無人知曉的反抗。

（懷劍，自由撰稿人，哲學愛好者，關注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