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印象》 第八章 德魯克的承諾

（一）

從認識德魯克的第一天起，我一直稱呼他德魯克博士，他一直叫我邵主席。很多熟人喊他彼得，我不習慣。

在德魯克生命的最后六、七年里，我們有密切的往來與合作，逐漸成為朋友。但我承認，并不是從一開始就了解他，理解他。我對他的學習和理解，隨著時間不斷加深，在他去世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仍然在努力體會他對這個世界的憂心，以及他為社會、組織、個人指出的希望。德魯克對我的信任，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來的。我能感受到，他用了很長時間，對我這個人和我做的事進行觀察，測試。

初次拜訪德魯克之后不久，他就主動提出擔任我的免費咨詢顧問。我們也建立了定期討論的慣例。辦學的事情逐步推進，從雜亂到有序。在這個過程中，德魯克也幫助我們逐漸明確了辦學使命：「使中國的管理者和企業家得到世界上最好的管理知識和管理工具。」也就是說，為發展中的中國社會培養經理人，把最好的管理文化、績效文化帶到中國，使之在中國文化里扎根。

2001年，我拜訪德魯克，冒冒失失地向他提了個請求：是否可以用他的名字冠名我們的學校。我的想法很簡單，把機構跟德魯克的名字聯系起來，肯定能擴大市場影響，提升公信力。德魯克笑了笑，婉拒了。他說：「很感謝你愿意使用我的名字，但我不能答應。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曾經要求用我的名字，在日本創辦技術學院，我沒有同意，我跟他都認識30年了。我跟你認識才兩年，如果答應了你，對他豈不是太不公平了？」

德魯克提到的這位日本朋友，就是翻譯了德魯克全集的上田惇生先生。他是把德魯克著作和學說引入日本的第一人。德魯克曾說，有兩個人對他的著作了解得比他自己還多，一位是馬齊里洛教授，另一位就是上田惇生先生。后來，我在日本見到上田先生，問他德魯克是不是曾經婉拒冠名的請求。上田先生證明確有其事。

既然被拒絕，我也就再未提起此事。

2004年，3M公司跟我們學校建立了合作關系。這是一家有著悠久歷史和創新精神的公司。他們的產品品類很多，從心肺呼吸機的濾罩到實時貼，再到聽診器、芯片熱管理系統。德魯克在《創新與創業精神》里還寫了他們的案例。

3M公司要培養它在中國的中高層管理者，他們非常認同德魯克的理念，所以就找到了我們。我們派去的主講教師，是Dr. Swaim，德魯克早年帶出來的博士生。我們前后為3M開了五個班，每班25人。培訓快結束時，3M的高層問Dr. Swaim，是不是可以代為聯系德魯克，他們想成立一個叫做「3M-德魯克學院」的內部培訓機構。Dr. Swaim正要飛回洛杉磯，答應替他們征求德魯克的意見。

Dr. Swaim 啟程回洛杉磯了。同事提醒我，如果德魯克同意了3M公司的要求，可能會對我們的課程推廣不利。于是我給德魯克發了一封電郵，我希望他在決定之前，能跟我做一次討論。

德魯克很快就回信了，時間是2004年10月28日。以下是郵件原文：

I got this fax from you AFTER I came back from my lunch with Dr. SWAIM during which he did NOT mention the proposed 3M-Drucker Academy in China. If he had done so I would have told him a DEFINITE NO. I do not allow use of my name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3M. IT IS AN ABSOLUTE NO, NO, NO.

I allow the use of my name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al or (reluctantly—and only very rarely)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 would for instance permit a “Bright China Drucker Academy” in China but a 3M-DRUCKER ACADEMY IN CHINA most definitely NOT.

Since Mr. SWAIM did not mention this, I could not give him my NO. I have no number where I can reach him. Will you please do so—thank you.

我收到您發來的這份傳真，是在我與Swaim博士午餐后收到的。在午餐期間，他并未提到擬在中國成立「3M-德魯克學院」的計劃。如果他提到了，我會明確地對此說「不」。我不允許將我的名字與任何像3M這樣的商業組織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絕對的「不、不、不」。

我僅允許我的名字與教育機構或（很勉強地──并且非常少見的情況下）與宗教機構聯系起來。例如，我可以允許在中國建立一個「德魯克學院」，但絕不會允許建立「3M-德魯克學院」。

由于Swaim先生并未提及此事，我無法當面直接對他表達我的「不」。我也沒有他的聯系方式。如果可以，請您代為告知──謝謝。

德魯克在信里明確了不為商業組織冠名的原則。信里那幾處大寫的「NO」，是他一貫的強調方式。對我來說，這封郵件的微妙之處是，德魯克用虛擬語氣的方式提到他會允許在中國以「德魯克學院」的方式使用他的名字。而這正是他在幾年前明確拒絕了的。

很快，我去克萊蒙特看他。見面之后我問，那封郵件里的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著，幾年前你拒絕了的事，現在同意了？德魯克笑著說：「我不知道你現在還想不想用。如果你沒有改變主意，那么這封郵件的意思就是，我同意了。」

他當場寫出兩個可以選擇的名字。有「Drucker Management Center」，還有「Drucker Academy」。我不清楚其中的區別。德魯克說，在德國，「academy」意味著一間正式的學校，而「center」則會讓人聯想到某個機構內部的分支。

2005年初，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簡稱DA）正式在北京成立。

德魯克親筆寫下授權我們使用的學校名稱

從1999年初識德魯克，到2005年成立DA，德魯克跟我們一起工作了五年多。可以說，他熱情地支援我們的事業，也深度參與了我們的事業。這期間，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也依據他的原則測試我們的工作。我想，他終于同意我們用他的名字，肯定不僅是出于私人情分。上田先生、Dr. Swaim都跟他有長期的交情。違背原則的請求，或不適當的提議，他都會拒絕。對于我們的請求，我不知道他是在哪個時間點，或因為哪件事而改變了心意。但我想，或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態度和績效通過了他的測試。他看到了我們的誠意，也認為我們有能力把事情做成。

（二）

能把事業跟德魯克的名字連在一起，這與其說是莫大的榮耀，不如說是沉重的責任。這是一份他和我之間的雙向承諾。

德魯克是一諾千金的人。從答應為我提供咨詢那刻起，他不斷問我有什么事需要他幫忙。很多時候，他對我的幫助讓我想到中國古人的「江湖仗義」。用這個說法形容一位管理學大師，的確不太得體。但我想不出更貼切的說法。德魯克的一些行為方式，已經超出了公事公辦、履行契約的范疇。在凡事照規矩辦的美國人眼里，他的做法大概又會顯得有些「乖戾」。

我們后來引進了德魯克一套14堂課的錄像帶課程。這套課程是他跟一家西班牙的影像公司合作錄制的。那家公司父子兩代老板都跟德魯克有交情。他推薦我去找老板談中國使用權的事。我們當然想盡快把事談成。可那位老板是典型的西班牙人，他正在度假，一個多月都不答覆我們的郵件。德魯克知道后，給這位圣地亞哥·帕洛姆先生發了一封傳真：

Dear Santiago,

Last week—Friday—I spent a day with the people from

BRIGHT CHINA. They mentioned that they had faxed you on June 20 a proposal to use MTS videos of mine ONLINE IN CHINESE. I attach a copy of their fax to you as also a copy of their fax to me sent today (September 6). THEY HAVE NOT HEARD FROM YOU EVEN THOUGH THEY SENT YOU THE FAX SEVERAL TIMES.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Many thanks. The fax number of BRIGHT CHINA in the US is... please fax to Mr. Henry To...By the way, I fully support Bright China’s project—it makes abundant sense.

Please acknowledge that you got this fax and that you are getting in touch with Mr. Henry To at Pan American Bright China in Rolling Hills Estates, California. Just to make sure you have it, here is their US fax number...

Best regards to your parents and all the best wishes,

Peter Drucker

親愛的圣地亞哥：

上周五，我與來自中國的同事們共度了一天。他們提到曾于6月20日給您傳真，建議使用我的MTS影片進行在線中文教學。我附上了他們發給您的傳真副本，以及今天（9月6日）他們發給我的傳真副本。他們表示，即使多次傳送傳真，仍未收到您的回應。請盡快與他們聯系。非常感謝！中國同事在美國的傳真號碼是……請傳真給美國辦公室的Henry To先生……。此外，我完全支持中國同事的這項計劃──這確實非常有意義。

請確認您已收到此傳真，并且您已聯系在加州Rolling Hills Estates的Henry To先生。為了確保您有這個信息，這是他們在美國的傳真號碼……

向您的父母致以問候，并祝一切順利，

彼得·德魯克

這封郵件讓我感動也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德魯克是以長輩的姿態催這位西班牙老板處理我們的事情。要讓一個西班牙人中斷「神圣的假期」，恐怕任何商務理由都不管用。可德魯克的語氣不容商量，還給出了事情的期限。他說「我完全支持中國同事的這項計劃──這確實非常有意義」。這已經不是那種公事公辦式的支持了。

還有一次，我們跟克萊蒙特的德魯克管理研究生學院合作，引進德魯克的七門錄像帶課程。我們付費購買了使用權。但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校方認為我們侵犯了知識產權，并且把事情投訴到德魯克那里。我當然愿意配合校方把事情弄清楚。我們從來沒有侵權的想法，如果無意間有不當的做法，也愿意彌補和改正。可當時我人在北京，沒辦法及時跟進。德魯克在電話那頭說：「這事兒交給我。」

德魯克就在家里召開了會議。參加者有兩位克萊蒙特校方的代表，還有我的管理研修中心的代表，我的助理羅先生。

對方學校首先陳述情況，發表意見。話音剛落，德魯克大聲說：「我了解邵先生和他的管理研修中心。」

緊接著，德魯克拿出一疊材料。他說，「你們也曾經跟別的合作者簽過約，讓他們使用我的成果。可是，有哪一個使用者像邵先生他們這樣認真？」他指著那疊材料：「你們看，這是他們每次上課后的課程評估表格。除了他們，有誰這么做過？我的成果能被這樣使用，這是你們應該珍視的。不要只關心一些瑣細小事。所以，此事到此為止。」

羅先生事后告訴我，整個會議不到30分鐘就結束了，他準備了半天如何應對和答辯，結果根本沒輪到他說話。

盡管受惠于德魯克的仗義執言，我也還是得承認，這是他的又一樁「乖戾」軼事。不論是因為真實的紕漏，還是出于溝通的誤會，對方學校都是照章辦事。大家職責所系，無可厚非。依照美國辦事文化，德魯克那樣簡單論定，肯定不算妥當。那一刻，他不像會議參與者，倒像一位有脾氣的家長。他判斷事情的方式也很不美國：法律和程序的嚴謹反倒成了瑣細小事。

在對這件公案的處置中，我看到了德魯克對我們工作的信任。這份信任，憑借的是他的觀察，而不是法律的證據。出于這份信任，他可以拿出家長式的權威終止公事公辦的程序。除了「仗義」，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更好的字眼解釋他的行為。

（三）

對已經做出的承諾，德魯克不僅「仗義」，而且有情有意。六年多的合作，我有幸見到他很多真情流露的時刻。

辦學初期，我向德魯克提出一個請求，請他給我們的學員錄一段影片，簡單說幾句話。他的勉勵，肯定能讓我們的學生感到鼓舞。他爽快地答應了。

我們按約定時間去他家錄像。上午十點，德魯克已經穿著正裝在客廳等我們。他提前找好錄像團隊，那是一家他合作多年的公司。沙發從客廳挪到書架前面，攝影機和燈光都調好了位置。錄像開始，德魯克拿出事先寫好的稿子，鄭重地念。稿子念一遍只要五分鐘。我們又錄了兩個備用版本。整個過程不到30分鐘就完成了。看過重播，大家都很滿意。只有德魯克說，不行，再錄一遍，我中間有兩處沒看清楚，說得不連貫。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不知重錄了多少遍。每一遍，德魯克都不滿意。他把這件事看得鄭重，不允許有任何瑕疵。

在此，我摘錄德魯克在鏡頭前讀出的其中一小段，從中可見他對未曾謀面的中國學生的殷切期待：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etent managers and entrepreneurs, capable of competing with the world’s best, is surely China’s greatest needs and the key to the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 success. Bright China Management Institute’s making available to China’s executives and entrepreneurs, the best of the world’s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management tools is of vital importance—not only to China but worldwide.

迅速培養能夠與世界頂尖人才競爭的經理人和企業家，是中國最重要的需求之一，也是中國社會和經濟成功的關鍵所在。管理研修中心為中國的管理者和企業家提供世界上最好的管理知識和管理工具，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德魯克為中國學員錄制影片所寫的珍貴手稿

后來，我們把其中的一句截取出來，當作學校的使命：使中國的管理者和企業家能夠得到世界上最好的管理知識和管理工具。

2004年，我們的第一期MBA學員畢業。盡管中途有不少波折，但我們總算白手起家，完成了一次教育實驗。在德魯克的指導下，我們引進老師，購買版權，也開發出了自己的課程。更重要的是，很多學生從這里獲得了最初的管理知識，開啟了自己的實踐之路。第一班畢業生特意為德魯克訂制了禮物，這是一部木雕的書籍，上面刻有所有人的簽名，里面刻有一句話：親愛的彼得?德魯克博士，您給了我們世界上最好的管理知識和工具，我們將回報您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實踐。

我把禮物帶給德魯克。他打開，讀出了這句話，然后站起身來，雙手捧起禮品，連連說：It's very touching! Very very touching!（這真的很讓我感動，真的非常感動！）

我至今還留著當時的照片，他是動了真感情。他是一位哲人，也是一個性情中人。

德魯克與夫人朵麗絲以放大鏡仔細觀看第一屆畢業生刻在木雕書上的簽名

（四）

我之所以選擇「仗義」這樣的詞，還因為我覺得德魯克是這樣一個人：一旦他給予你信任和承諾，他就不只是從工作和實務的角度關心你，他關心的是你這個人。他也不再只是顧問和老師，而是一位會為你打算，替你操心的朋友。

之前，我提到德魯克的一次重要談話。談話的起因，是我一度考慮聘請IMD的徐教授擔任院長，德魯克及時阻止了我。那次討論，他幫我理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管理學，我們的使命是為誰辦學，辦怎樣的學。

那次談話發生在2001年8月31日。德魯克事先已經定好了談話的主題。他說，第一個話題是關于徐教授，我想我已經說清楚了；今天的另一個話題，要比前一個更重要些，那就是我對你的擔憂。

他說：「有兩個現象讓我擔憂。一是你正試圖立刻、同時做那么多事；二是你想完全靠自己做成所有的事。這樣下去，只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你一定會出差錯；二是你會精疲力盡。我知道你精力過人，但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過去的兩年你休息過幾天？和太太一起出外度過幾次假？這會影響你的太太，你的家庭，也會影響你自己。人的大腦負責思考，但高度緊張的工作會影響大腦的思考。」

那天我進門的時候，德魯克的第一句話是：「你看起來很疲勞啊。」而他那天的結論是：「你應該學會休息。」為了說服我休息，他拿出了顧問的權威：「我是一個顧問。顧問的座右銘是：不要像我那樣做，我告訴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他說這話時，與其說是一位顧問，不如說更像一位父兄。

另一次是在2005年春天。那時，德魯克的體力和精神已經無法繼續常規的咨詢了。但只要我去看他，他總是問：「我還能幫你做些什么？」那天，他還是像往常那樣，天馬行空，一談開就收不住口。我怕消耗他太多精力，正待起身告辭，他忽然說：「不要急著走，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他的問題是：「你有沒有考慮過對自己的資產進行分割，看看哪一些該放在你的事業里，哪一些作為私人財產，預備你自己、你的家人使用？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應該盡早考慮這個問題，并盡早開始著手處理。要想做出好的分割，可不像想象當中那么簡單。你需要很多年的時間，用來策劃、安排、測試、修正。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用了十年，才接近完成。所以，你也應該盡早考慮這件事。」

德魯克忽然拋出這個問題，我跟太太都覺得意外。2005年，我50多歲，仍然感到自己有無限精力，可以一路開疆辟土。一個人在雄心勃勃的時候，其實會下意識地屏弊這樣的問題。分配資產，那似乎不是在我這個年紀應該操心的事情。

在回家的車上，太太說，其實她已經想到過這個問題，只是還沒跟我交流，更想不到德魯克會主動提起。

2005年冬天，德魯克去世。2006年，我遭到一些不公。從那時起，我才真正認真考慮事業重心的轉移和資產分割問題。最近十幾年，我的很多精神，都投放在這個主題上。

太太和我很感謝德魯克的忠告。這不是一位辦學顧問必須說的話，也不是任何朋友都能說、敢說的話。德魯克是一位落葉知秋的智者，也像是竭誠相待的父兄。

（五）

德魯克重承諾。他不輕易做出承諾，一旦承諾，便一諾千金。

我因發愿辦學而結識德魯克，他給我的教益和幫助又豈止限于辦學。他所做的一切，可以說遠遠超出了當初的承諾。

2002年4月21日，在預定第二天上午去他家見面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德魯克的郵件。他在郵件里這樣說：

It was with infinite regret that I had to cancel the consulting session we had planned for tomorrow. I have been fighting a low grade ’flu for ten days now; and it is getting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I managed to do my teaching yesterday—Saturday—though I did not feel at all well. But it strained me to the point where I have to cancel everything until I am fully recovered.

Altogether, my dear Chairman Shao, I have had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 can no longer do the consulting sessions with BRIGHT CHINA—I am no longer strong enough. So far I have cut back only on travelling but, otherwise, tried to do my teaching, consulting, writing, lecturing work. I am afraid that I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of my age. I’ll still expect to finish my teaching this term—I have three more Saturday classes. But otherwise I have to say NO to things—I get too tired too fast and don’t really recover fast enough.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forgive me. But let me also say how much I enjoyed working with you and how impressed and excited I am by your plans. And I certainly hope that you will keep me INFORMED as to how your important work is proceeding. But, to my infinite regret, I can no longer take any part in it.

我非常遺憾地不得不取消我們原定于明天的咨詢會議。我已經與流感對抗了十天，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在惡化。雖然昨天（周六）我勉強完成了教學工作，但當時我的身體狀況并不好。這讓我的身體承受了過多壓力，以至于我不得不取消所有安排，直到我完全康復。

總的來說，親愛的邵主席，我不得不下結論，我已無法繼續與你進行咨詢會議了──我不再有足夠的體力了。到目前為止，我只是減少了旅行，但仍試圖完成我的教學、咨詢、寫作和講座工作。然而，我不得不接受年齡帶來的現實。我仍然期望完成這學期的教學工作──還剩下三節周六課程。但除此之外，我不得不對許多事情說「不」──我的精力恢復得太慢，疲倦得太快。我希望您能理解并原諒我。但我還想說，我非常享受與您合作的過程，并對您的計劃感到非常贊賞和興奮。我誠摯地希望您能隨時告知我您重要工作的進展。但令我無限遺憾的是，我無法再參與其中了。

在這封不期而至的信中，德魯克的肺腑之言，頓時在我心中激起滾滾波瀾──我不由得回想起這幾年他伴我走過的每一步，一幕又一幕。其實，自那之后，德魯克仍然盡其所能，給予我慷慨的關心和幫助，雖然不再是以之前那種定期開會的方式。我鄭重地給他寫了下面的回信：

您已經履行了您當年的承諾。您給我們的幫助，讓我們的事業受益匪淺。幾年的時間，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學校，自己的課程，自己的老師，甚至自己的業務模式。我們由衷感謝您。現在，輪到我對您做出承諾了：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都會盡力推廣你的學問和智慧，永不停歇。

是的，這是我對德魯克的承諾。我也會做到像他一樣，一諾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