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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6日,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的康世恩和部長李聚奎,懷著緊張又激動的心情走進勤政殿。
坐在他們對面的,是毛主席、周總理和少奇同志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出人意料的是,一場本應按部就班的工作匯報,卻在剛一開場就被毛主席一句話打斷了。
也正是偉人的這句話,改變了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命運,也折射出毛主席獨特的為政風格與領導智慧。
要理解這場匯報背后的深意,要先從1956年的時代大背景說起。
這一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如何走的問題,成為擺在毛主席等人面前的一道難題。
當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暴露出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諸多弊端。這讓毛主席敏銳地意識到不能照抄蘇聯的老路,新中國必須走出自己的建設道路。
于是,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毛主席啟動了一項規模空前的調查研究——用一個半月時間集中聽取國務院34個部、委、辦、局的工作匯報,周總理和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也經常參加。
這場大調研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摸清家底,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日后聞名于世的《論十大關系》,正是在這一輪集中調研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石油工業部的匯報,就是這34場匯報中的一場,也是最令人難忘的一場。
匯報時間定在2月26日,康世恩為此做了大量準備。當時,他剛帶領石油工業部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學習5個月,1956年春節前夕才回國。李聚奎告訴他,按規定匯報應由部長親自談,不準帶副手和秘書,但由于自己到石油部才幾個月,組織上破例允許康世恩一同參加。
康世恩深知這次匯報的分量,他聽說有些部門已經匯報過了,就立即打電話向水電部劉瀾波、國家建委孫志遠等人“取經”。
劉瀾波告訴他,毛主席問得特別細,甚至問他“電力是怎么發出來的”;孫志遠則提醒他從石油怎么生成、是什么礦藏、怎么勘探開采,一直到石油發展戰略,全都要準備。
不過,石油地質勘探康世恩還比較熟悉,但煉油方面有些技術細節卻拿不準,于是就跑到煉油研究院請專家來“補課”,一直到2月中旬,康世恩終于寫好了一份詳盡的匯報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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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這天,康世恩和李聚奎按照通知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現場坐著的全是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鄧小平、陳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大人物”。周總理向毛主席介紹了康世恩,主席親切地問了他的籍貫和經歷,氣氛還算輕松。
康世恩坐下來,緊接著就按照自己精心準備的提綱一字一句念了起來。不成想才剛念完一小段,毛主席就抬手打斷了他。康世恩后來在回憶中清晰記得毛主席的原話:
說完后,毛主席直接把匯報提綱推到一邊,開始了發問。這是毛主席鮮明的個人風格,他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
在他看來,照本宣科式的匯報有兩大致命缺陷:一是套話多、實話少,經過層層修改和包裝的書面材料,往往失去了原汁原味;二是有心敷衍的人,念完稿子就交差了,根本看不出他對工作的真實理解和思考。
他曾強調,匯報要做到讓對方“聽了不致忘記”,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指名道姓,否則等于無用。此外,他還說過一句更為直接的話:“我就愛聽沒有準備的匯報。”
當然,毛主席并不是要聽“無準備”的匯報,他是要通過口頭問答,檢驗匯報人員對業務的真正把握程度,從中發現真問題。
提綱被放到了一邊,一場高強度的學術對話也隨即展開。毛主席提問之細、深、廣,讓做了幾個月準備的康世恩都感到有些“招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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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首先追問的是基礎理論。他問康世恩地質年代是怎么劃分的,根據是什么,康世恩的回答是主要依據地球不同發展時期的古生物化石標本。
毛主席點點頭,立即又追問一句“為什么叫第三紀、白堊紀、侏羅紀呢”,康世恩解釋說這是按照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地名和地層剖面來命名的,比如白堊紀的名字來自英國,侏羅紀源于歐洲的侏羅山,震旦紀則是以中國南口為代表性地點。
地質年代只是開胃菜,毛主席馬上將話題轉向了石油的“根”,即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康世恩介紹了國際上有機生成說和無機生成說兩大學說,面對毛主席“贊成哪一種”的追問,康世恩毫不含糊地回答贊成有機生成學說。
毛主席又繼續深挖:有機物為什么又會變成石油呢?康世恩詳細講解了石油生成所需的特定溫度、壓力等環境條件,強調這個過程要經歷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年才能完成。
問完生成,又問地質規律。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極具專業性的問題: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氣,有氣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康世恩都一一作答。
接下來毛主席問到了勘探技術的關鍵,即什么是構造、怎么找油等等。康世恩干脆拿起紙筆,邊畫邊講,直觀地展示了各種儲油構造的形態和原理。講到興奮處,毛主席又追問原油煉制工藝、汽油分類標準以及分號的原因。
當問及汽油的分子式時,康世恩直接在紙上寫出了汽油、煤油、柴油的化學分子式,毛主席認真地逐一看過;當講到柴油的含蠟量決定凝固點,寒帶地區需使用低凝固點柴油以防凍結時,毛主席立刻聯想到中國的實際國防需求,鄭重地補充道:“這非常重要,中國嚴寒地帶不少。”
之后,毛主席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構想——要在中國尋找像“架起來的樓房”一樣的多層儲層大油田。這是他聽完康世恩介紹蘇聯巴庫油田擁有數十層儲層的開發經驗后產生的想法,因為多油層油田比單油層開發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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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匯報持續了近3個小時,毛主席從最基本的地質知識一直問到國家石油發展戰略。康世恩后來動情地回憶道:
不過,1956年的中國石油工業可以說是“一窮二白”。當時國際上“中國貧油論”甚囂塵上,美國出版的石油統計資料中,甚至把中國列入含油遠景最差的國家之列。
國內形勢同樣嚴峻。1959年全國石油產品銷售量為504.9萬噸,其中自產205萬噸,自給率僅為40.6%。朱德曾對康世恩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匯報即將結束時,毛主席對康世恩和李聚奎說出一句語重心長的話:
一句“樹立點希望”是期待,更是巨大的信任。毛主席也當場明確表態:要為石油工業增加投資、增配干部,在全國各地要多打探井。從勤政殿走向戈壁灘,中國石油的春天要來了。
這次匯報后不到兩個月的1956年4月19日,康世恩率領蘇聯專家和石油部工作組趕赴新疆克拉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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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瑪依一號井雖然在1955年11月噴出工業油流,但圍繞克拉瑪依是不是大油田,石油部內部和中外專家之間爭論激烈。有的蘇聯專家認為,這里含油層出露地表,石油已經揮發逸散,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再加上4月23日試油時,本來有油氣顯示的四號井噴出來的卻是水,更讓在場人員壓力山大。康世恩卻展現出非凡的定力,他寬慰在場職工說:
有意思的是,僅僅幾個小時過后,四號井竟奇跡般地“由水變油”,黑色的原油如泉水般涌出。鉆探負責人馬驥祥高興得忘乎所以,圍著井口轉來轉去,連康世恩臨走時交代的“有好消息立刻報告”都忘到了腦后。
康世恩抓住時機果斷提出“撒大網、捕大魚”的戰略方針,他力排眾議,決定在克拉瑪依地區3900平方公里的廣大范圍內,部署10條鉆井大剖面,進行區域綜合勘探。這是新中國石油勘探史上首次用鉆頭來“整體解剖”一個大盆地。
到1956年9月,23口探井噴出工業油流,探明含油面積130平方公里,新中國第一個自主勘探開發的大油田就此誕生了。
從勤政殿的“本本”到戈壁灘的“油流”不足一年時間,但這段往事留給我們今天的啟示是多維的。
首先,它折射出毛主席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口頭匯報比念稿子強,因為實話多、套話少,能防止虛與委蛇。聽匯報時,他一貫提倡暢所欲言,反對看眼色行事,還特意強調“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它彰顯了毛主席深入調研、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實事求是態度。他從地質年代劃分問到勘探技術細節,從石油生成學說問到煉制分子式,問題之細、之深、之專堪稱一次嚴謹的學術答辯。他曾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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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它展現出毛主席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正是那次匯報之后,他為石油工業定下了“革命加拼命”的基調,提出了尋找“架起來的樓房”式大油田的方向,還果斷拍板增加投入、配強力量。幾年后,具有多層儲層的大慶油田橫空出世。
1963年12月,中國已經能夠挺起脊梁向世界莊嚴宣告:我國需要的石油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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