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新：我與劉澤華先生的最后兩次見面及其他

劉澤華先生是當代中國頂級學者之一。關于學者，我對他最深的印象是真誠、本色。大概與我們多年交往和相知有關，想起他，跳進我腦海的第一幅畫面，不是他的等身著作，嚴密的論述，獨到的見解，而是其人本身，如果講到學術也是首先想到他對學術的態度。二十年前，我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鼓勵外資大量引進，記得他曾寫信與我討論資本的“剝削”問題，大意是在當前情況下，他苦惱于如何理解馬克思提出的剝削問題，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的剝削概念人們并不生疏，對于當下“資本”的活躍和社會作用幾乎無人不知，并且身臨其境，可是極少有人提出劉老師這樣的疑惑。因此，讀到他的來信，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他認真、嚴肅的態度。他的學術態度是，不為潮流所裹挾，更不會人云亦云，一切都要經過他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如同接受某種觀念一定由衷地接受一樣，拋棄也要經過靈魂和邏輯的拷問。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迂腐”的問題，而是他罕見的對世界、對學術、對人生負責任的追求使然。在學術上，他很大膽，很果斷，不敷衍，不茍且，同時也不放過自己，因此才有這樣超越時空的發問。德國人韋伯提出學術研究須“價值無涉”,以求得出可靠的結果，實際上人們通常做不到，而劉澤華頗有這樣的風范。他心目中追求的唯有真理和正義，這是他高貴的品格之一，也是他做出高水準學術成果的根本原因。這里，不談他的學術成果，不談劉澤華學派，不談劉澤華先生如何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留下了一個極富價值的解釋框架，我只談他的學術態度，即學術對劉澤華意味著什么?從與劉澤華先生最后兩次見面談起。

退休后，劉先生攜夫人赴美，大部分時間在那里，與女兒及孫輩共享天倫，當然從來沒有停止思考和工作。起先，他大約每年都回來一次，我們回回都能找到機會餐敘，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后來他回來的頻次少了，身體也出現了一些狀況，特別是他的肝部舊疾，令人擔憂。不久，不好的消息還是傳來了。

2017年初的一天，得知劉先生回國治療肝腹水，已經住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國際部。記得是一個寒冷的上午，我看到他時，感覺病情比預想的嚴重。他病臥在醫院潔白的床單上，面龐清瘦憔悴，雖然見到我時眼光露出喜色，卻幾次都坐不起來，說話吃力，可還是急于說些什么。他接過別人遞過來的筆和紙，顫顫巍巍地寫下幾個字：“思考中斷了!”至今我記得清清楚楚，字體變小了，歪歪扭扭地擠在一起。為什么思考中斷了，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工作，還是別的什么原因，沒有說出來，但是他一副憂郁愁苦的樣子，一下子印到我的腦海里，不能忘記。當時他身體已經相當不好，可是見面不談病情不談身體，而是抱怨不能思考了，可見自由自主的思考對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他的性命更重要!大概意識到已接近生命的終點，所以他要表達出最關切的問題，說出最想說的話。想起劉老師平時特別強調學術中的問題意識，他的學術，就是發現問題，然后全神貫注地思考問題、回答問題。思考是他的生活，甚至是他的全部生活。生命終結了，如何思考；不能自由思考，生命意義何在?這些念頭大概一直在他內心糾結，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的學術思考，是與對真理和真知的追求聯系在一起的，認定了，當然咬定青山不放松，從不跟風，更不朝三暮四。他的問題意識和回答問題的能力，得益于他深厚的學養，也源于他對社會、對國家前途的深切關注。說到底，他的學術植根于祖國的沃土之中，故此其學術影響遠遠超出史學界，也超出了國境。

那次澤華先生回國治療不理想，我總以為是與先生最后一次見面，分別后心有戚戚焉，久久不能釋懷。令人驚喜的是，他的生命力那么頑強，心里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事，上帝又給了一段時光。兩三個月后，翌年早春，從美國西雅圖傳來劉老師在自家侍弄花園的照片，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大家看到無不歡欣鼓舞。話說到了秋季，2017年11月13日，我接到劉先生一封短信：“建新：我回來為輸干細胞，月底先到京，然后去美。有時間見見面，但六、日已有安排。”這次見面是在南開大學西南村，他的家里，我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澤華先生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侃侃而談。張分田學兄的夫人正好也在，還給我們拍了照片。和以往相會差不多，沒有什么寒暄，一見面還是談他思考的問題。記得劉先生談了三個問題，至今還記得。當時他的狀態相當不錯，分手時還送我到門口。這次他談了許多，未曾想這竟是最后一次見面，離他去世時間不到幾個月，也就是說，在駕鶴西行前不久，他仍然在不停地思考問題，思維依然相當清澈。一般說來，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很難超越他置身其間的那個時代。劉澤華先生基本在20世紀50年代接受教育，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大多較為淳樸，充滿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往往循規蹈矩，偏于固化。毫不溢美地說，澤華先生守住了他的理想，卻排拒和蕩滌了教條主義說教，思想異常活躍。這大概受益于他的思考，受益于他在學術生涯中不停地追問和反思，也受益于他真誠的本性，勇于面對不斷變化的生活。平素他常常為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抱著某種“思維定式”不放以致影響正常判斷而憂慮，而澤華先生本人較早擺脫了定式思維，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保持了開放心態。不敢說劉澤華是那一代人中最有思想的歷史學家，但肯定是最有成就、最有智慧、最有社會責任感的歷史學家之一。

最后一次見面，分手時劉先生送我出來，經過他家客廳末端時，劉先生的一幅畫像立刻吸引了我，畫像中的主人，神態深沉而堅毅，相當傳神。對于這幅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劉先生不無滿意，大概畫家表達了他的內心狀態。我們一起在畫像面前駐足良久。誰想到，僅半年后，畫像中的主人竟撒手人寰，離大家而去。兩年后，這幅畫像又矗立在畫像主人的追思會上。為悼念這位思想家，也為劉澤華先生文集的發布，南開大學在這里隆重集會。畫像中主人的神態依然，深沉而堅毅，若有所思，一如那天追思會會場上醒目的題字：“永遠走在思考的路上……”這難道不是劉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嗎?

對于學術他是真誠的，嚴肅的，對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澤華先生同樣是一個清澈見底的人，公正的、可以信靠之人。南開史學有此人，中國史學界有此人，都應為此感到幸運。你可以從他那里得到對某人某事的看法，不一定準確，然而肯定是他真實的想法，并且是獨立的有原則性的判斷。可以他與魏宏運先生的關系為例，我對他們雙方都很熟悉，魏先生是我的老師，是南開史學元老之一，澤華先生與他亦師亦友，又是近鄰。還回到2017年初，澤華先生回國醫療不見效果，只得再次返回美國，聽他家里人說，擔心他長途旅行挺不住，高價預定了商務艙，可見當時身體多么虛弱。可是，臨行前，重病在身的澤華先生，卻堅持上樓當面向魏先生辭別。重情、重義，生命垂危之際仍不忘尊敬，當時我深被澤華先生的行為所感動。他們之間的情誼由來已久，十幾年前，在楊志玖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曾親耳聽到澤華先生訴說，如果當年沒有魏先生再三說服有關人員，遭到署名文章批判的楊先生，難逃‘右派’的厄運。他還說，南開史學有今天的發展，不要忘記那些特殊年代的學術帶頭人，尤其不要忘記鄭天挺、吳廷璆、楊生茂、魏宏運幾位多年的老領導。魏先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作用關鍵，然而只要有一點機會和空間他一定依靠專家推進教學與研究。他對魏先生的尊重溢于言表，接下去，以為一定會聽到劉先生對魏先生進一步褒獎，如思想解放，目光遠大云云。可是，沒有，完全沒有，澤華先生說，總的看魏先生實行的是“中左路線”,他說“中左路線”,近似莊子的“應帝王”即無為而治。這就是劉澤華先生評斷人與事的風格，追求公正，有分寸，有底線，不論對古人還是今人，不論對親近的朋友，還是對陌生人甚至情感上有疏離感的人(作為塵世之人難免有遠近親疏吧),據我所知，他的批評總是有原則、有標準，持之有據，有一分說一分，不溢美，亦不虛惡。劉澤華不是盡善盡美的，但他為人做事的整體風格，有目共睹，難能可貴。說到底，誠實的品格極為重要，還要有智慧，更要有勇氣，實屬不易。“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們總要知曉善惡美丑，真假高下之分吧。

劉先生離開了我們，我覺得很難再遇到像他這樣朋友般的長者、諍友和智者。莎翁戲劇里有這樣一句臺詞：“他是一個堂堂男子，整個兒說起來，我再也見不到像他那樣的人了。”劉澤華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堂堂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