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欣：憶劉澤華先生二三事

2017年1月20日下午，聽說久病的劉澤華先生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住院，我和李治安兄一起去醫院看他。因為那時候劉先生常住美國，回國時間不定，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他了。劉先生當時的病情已經很重，但他精神仍然很好，對自己的病情坦白又豁達，看得很開。劉先生那天仍然保持著一貫的對學校直至國家、社會各方面的關心。他還念念不忘地反復提到并感謝我們系友、前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為他的治療和能夠住進一中心醫院所做出的努力。為了不影響他休息，我們不久就告辭了。以后一年多忙忙碌碌，雖然也時常聽到他的消息，但再也沒有見過劉先生。2018年5月8日，劉先生在美國駕鶴仙去，驚聞噩耗，悲痛之余，我才想到2017年1月20日竟然是我和劉先生所見的最后一面。時時回想，恍如昨日。

一

我是1982年由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1977級)考入南開隨楊志玖先生學習元史的。入南開以前沒見過劉澤華先生，但在報刊上已看過當時在學界已有很大知名度的劉先生的多篇論文，對他可謂久聞大名。入學后，除了楊先生的課，中國古代史專業我們那一屆必修的有楊翼驤先生的“史學史”、來新夏先生的“古典目錄學”和劉澤華先生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讀研時期上劉先生的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對學子思想的啟迪。當時上他課的同學都知道，劉先生最關注的就是上課時能不能產生思考的“火花”。思考是劉先生一輩子最突出的學術特色，他的自傳《八十自述》的副標題也是“走在思考的路上”。他一生這樣要求自己，也一直這樣期許學生。上過他的課的都不會忘記劉先生用那濃厚的家鄉口音輔以標志性的揚起搖動的右手食指提出的一個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他歡迎學生提問題，因此他的課總讓人感到意猶未盡，課上課下和他交流的同學也格外多。我當時也放肆地提過一些不著調的問題甚至質疑，劉先生反而顯得很高興。從那時開始，我認識劉先生有三十五年了。我讀研時我們的系主任是魏宏運先生。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系主任換成了劉澤華先生，數年中他又成了我的上司。我主治元史，研究內容以制度實證為多，但由于上過劉先生課所留下的影響，畢業后的幾年自己還一直保持著對思想文化方面的興趣，也一度打算將中國古代華夷理論和游牧民族間關系的歷史做一個系統的研究(遺憾的是沒有堅持做下去)。關于華夷理論和實踐的一些想法當時和劉先生及其弟子(也是我讀研的同學)有過討論，期間劉先生主編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中華文化集萃叢書”之《風云篇》,我參與了其中與民族關系有關的七個章節的寫作，更是在這方面有許多向劉先生的請教，那時到劉先生處的次數也就比較多。劉先生一貫歡迎青年教師與他做各方面的交流，據我所知，不管具體從事哪個方向研究的中青年教師，那時許多人都喜歡到劉澤華先生家跟他聊聊。在他家里談論的內容也不一定是本專業，山南海北、天文地理都有，但大家都會感到很輕松，同時仍然會被不時冒出的“火花”所啟發，所以每次從他家出來都會感到收獲多多。我留校時已年近而立，但在我們1977、1978兩級本科畢業為主讀研的1981、1982兩級研究生中，我居然還屬于年齡較小的，故劉先生那些年一見到我就會說“少年來了”,不知道他是否還以這個稱呼叫過其他人。劉先生沒有當面表達過對我的看法。但據我陜西師大一個后來擔任學校行政干部的同學告訴我，一次開會他碰見劉先生，詢問我這個老同學在南開干得怎么樣，劉先生答復說：“希望你們再培養一些這樣的學生給我們?！蓖瑢W告知后，我很感動，劉先生對我這樣一個并非他直系弟子的學生和他心目中的“少年”的這種關愛我一直銘記在心。

二

劉先生是1957級南開大學的學生，雖然他業務上主要師從王玉哲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史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但他一直與楊志玖先生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他一直自稱是楊先生的老學生。從年齡上說，1935年出生的劉先生和1915年出生的楊先生年紀上相差了二十歲。但劉先生說他是老學生中和楊先生交往最多的人之一，他們之間的關系“超過了普通的師生關系，可以說有一種父子之情”,更形成了一種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劉先生1953年不到十九歲就入黨了，進入南開后由于紅專皆突出，一年級時就被學校抽調留校任助教，1965年又被確定作為第三梯隊培養，擬任命為歷史系副主任，但他對老先生們一貫保持著尊崇和虛心。“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先生也受到多次沖擊，境況好轉些后也曾被迫卷入到派別之中，但他沒有挑動過派性，沒有整過任何人。當時歷史系一些造反派青年教師帶頭在南開搶占強分教授住房，一些老先生一生都難以原諒自己曾經的學生做出這種事情。劉先生沒有參與這種行為，還為此多次安慰老教授們。1970年，南開大學按部署搞備戰千里拉練，連五六十歲的老教授也必須跟著徒步行軍。楊志玖先生身體瘦弱，又患有嚴重的腰椎病，實在難以跟上隊伍，劉先生先是放慢步子等他，幫他背行李，后又向領導提出建議讓楊先生坐收容車，楊先生才跟了下來。沒有劉先生的幫助，很難想象楊先生當時怎么熬過這一關。楊先生后來許多家事、心事都愿意找劉先生傾訴。有時身體上有了問題，怎么就醫也要找劉先生咨詢，我就見過這樣的例子。甚至楊先生和師母拌嘴了也會找劉先生去調解。楊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和中研院史語所出身，考證精到，是為學術特長。一次劉先生向他介紹自己在考證基礎上總結的歷史研究中的考實性思考，楊先生非?？隙?，說自己一輩子都在寫考證文章，可是關于考證方法，沒有劉先生總結的這么細致和系統，建議劉先生寫成文章發表。后來劉先生遂與葉振華合作發表了《歷史研究中的考實性認識》一文。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計劃出版一批現代史學大家的論文集，跟楊先生聯系時，謹慎的楊先生覺得自己的論文“分量太少”,開始是婉言謝絕的，是劉先生一直鼓動和勸他，并為人民出版社傳話表達誠意，楊先生才最終同意編輯出版《元史三論》。

“文革”后期，南開大學歷史系為了應對大學開始招生(招工農兵學員)后老教材還不敢用，又沒有合適的新教材的窘況，決定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以劉澤華先生為主編，三易其稿，先是油印后又內部版鉛印，稱《中國古代史稿》(試用教材)(系內師生亦簡稱“黃皮書”),前后經過近七年修訂，到“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以《中國古代史》(上、下)為名出版(師生亦稱為“藍皮書”),這部約一百萬字的教材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大學中國古代史教材。印數多達十幾萬冊，在相當長時間里被許多大學使用，直到世紀交替，許多學生考研還把其作為重要參考書。這套書也在長時期里成為南開史學的標志之一。劉澤華先生擔任此書主編時，職稱上還只是一個助教(因為大學已經很長時間不評定職稱了),之所以被推為教材的主持人，一方面是當時政治要求第一，劉先生早就是歷史系的總支委員和古代史的支部書記，是古代史教研室黨齡最長的。當時的系主任魏宏運等領導也支持劉先生挑頭；另一方面就是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師都參加了編寫，教研室里王玉哲、楊翼驤、楊志玖等老先生和馮爾康、鄭克晟、湯綱、南炳文、傅同欽等老師都對劉先生的主持予以支持。老先生們對劉澤華先生的評價是：他能夠團結人，是個開明的領導。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家才能在“文革”尚未結束，老知識分子們還戰戰兢兢的政治環境中，互相協作，完成了在當時條件下能夠寫出的堪稱高水平的著述。“文革”結束后恢復職稱評定。劉澤華先生是學校第一批由助教破格晉升副教授的三人之一。其原因除了劉先生的學術成果和人望被系、校領導公認，也是系里老先生對劉先生學術、人品各方面有一致的大力推崇。1988年，劉先生任系主任三年屆滿，他表示不想再續任了。楊志玖先生和王玉哲先生分別找劉先生，在他們的極力勸說和系內教授會民意調查一致挽留下，劉先生才同意繼續留任系主任。

三

劉澤華先生在政治思想史領域的學術成果很多是開創性的。他是“文革”后最早對史學政治禁區進行沖擊的學者，所撰《砸碎枷鎖解放史學——評“四人幫”的所謂“史學革命”》、《關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與王連升合作)、《論秦始皇的是非功過》等論文在學界引起很大轟動和討論。之后他的代表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中國的王權主義》《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等，蔚為大觀，在理論上形成了系統的以“王權支配社會”為核心的中國王權主義學說體系，他領導的思想史研究團隊被學界譽為“劉澤華學派”“南開學派”。在宏大完整的理論架構下，劉先生提出了許多給人以振聾發聵之感的思考命題，如“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史家面前無定論”“政治概念大于階級概念”“主奴綜合人格是中國古代最具普遍意義的社會人格”“立公滅私實際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命題”“圣人崇拜適應封建專制政治的需要”,等等。因為劉先生的研究是站在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反思的高度上，他提出的思考觀察點不僅有學術意義，也具有十分鮮明的社會現實意義。無可諱言，中國古代封建王權主義在政治、社會層面的影響，到當代仍然在許多方面可以看到。劉先生作為從事思想史的學者，對許多社會現象也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和尖銳的眼光。一次我在南開大學西南村菜市場買菜，意外地看見劉先生也來了，當時放肆地和他開玩笑：“劉先生，你怎么親自來買菜了?”劉先生聽后并沒有一般的哈哈一笑而過，而是當下立住，思考了一下后又抬起那標志性的右手指搖搖說：“‘親自’這個詞很有政治文化的意義，是王權政治體系中很有意思的一個派生物，我有空考慮以此為題寫一篇文章。”我很感慨，劉先生的思想“火花”真是總在不斷地迸發啊。

劉先生論著的現實性和思想敏銳也為他招來不少非議。從20世紀80年代起，頗有一些政界、學界的人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就我看來，這種看法是一種對劉先生的誤解甚至歪曲。劉先生自己多次向我們強調說，他是真正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他在自己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說：“馬克思主義在我心中”,“在各種主義中，我仍然相信大社會主義中包含著更多的共同價值”。1986年，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成立天津史學會，請劉先生做報告，劉先生其中一段話給我印象極深：“以前都說黨員要無條件服從上級，想的通要執行，想不通打通思想也要執行。人的思想怎么能用外力去‘打通’呢?還有入黨光榮，入不成黨丟臉，退黨更是可恥。入黨似乎成了一種和社會地位、利益相關的事情了。入黨應該是一個思想認同的理性過程，真正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超出利益考慮才應該入黨，也只有這樣的黨員才是馬克思主義者?！蔽艺J為劉澤華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黨員，他的研究、反思以及擔任系領導時的作為一直有他自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底線。套用現在一句時興話，劉先生才是一個“不忘初心”的人。社會上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劉先生不一樣，自然對他的政治評價也就相異了。

作為一位心懷國家和民族，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極深刻研究的歷史學家，劉先生的研究成果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這一點以后的歷史會證明。他的思考和結論也許有些人不贊成，但完全應該放在學術的角度去討論，不能把他的思考硬要和某種政治傾向去聯系。劉先生研究中常常有尖銳和超前的思考，但他在政治上是有自己底線和尺度的，他是一位有批判精神的、真正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