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后美國放走19名甲級戰犯的歷史警示

5月3日正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在今年的全國兩會外長記者會上，王毅外長鄭重指出，“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這一論斷，精準概括了這場世紀審判的永恒價值。

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壇右翼勢力猖獗，“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就在前些天的2026年春季例行大祭期間，首相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真榊”祭品，并以“自民黨總裁”名義自費供奉“玉串料”（祭祀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城內實更親自前往參拜。由超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則有126名成員集體“拜鬼”，規模創下近年新高。

日本防衛預算連續14年增長，2026財年達約9.04萬億日元的歷史新高，修憲擴軍步伐不斷加速。

如此尖銳的現實迫使我們追問：為何東京審判未能徹底斬斷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根脈？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不在東京市谷的審判庭內，而在大洋彼岸歷屆美國政府的戰略棋盤上。一部東京審判后的日美關系史，清晰勾勒出美國為服務其全球霸權，對日本軍國主義“放水—扶植—縱容”的三部曲。

01 放水

我們在充分肯定東京審判歷史功績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其歷史局限性。由于東京審判的進行過程正值冷戰開啟階段，大量日本戰犯未得到應有懲處，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徹底肅清。這一缺憾，直接源于美國在審判中及審判后基于地緣私利的戰略算計。

首先，對最高戰爭責任者的“法外開恩”埋下禍根。

出于利用天皇權威以低成本統治日本的現實考量，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決定不起訴裕仁天皇。這使得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高精神象征與法定統帥逃脫了法律審判，從根本上削弱了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整體反思，為歷史修正主義留下了最大的“神主牌”。

天皇的戰爭責任被刻意模糊，導致日本社會未能形成對侵略戰爭根源的徹底清算，戰爭責任被狹隘地歸咎于“一小撮軍部分子”，為日后“全體國民都是受害者”的錯誤史觀提供了土壤。這一政治決定，嚴重損害了東京審判的完整性和道義權威。

骯臟交易玷污了正義。

為獨占日本731部隊用活人實驗換來的生物戰數據，美國與部隊長石井四郎等主要戰犯達成秘密協議，以豁免其戰爭罪行為交換全部研究資料。這筆交易，讓反人類罪行的元兇逍遙法外，是對審判正義性的嚴重傷害。

最關鍵的是，對戰犯群體的系統性“寬大處理”保留了反動火種。

東京審判僅起訴了28名甲級戰犯，最終7人處以絞刑。就在東條英機等人伏法的次日——1948年12月24日，麥克阿瑟便下令釋放了包括日后成為首相的岸信介在內的19名甲級戰犯嫌疑人。至1958年4月7日，所有在押甲級戰犯被全部赦免。

對于乙、丙級戰犯，清算同樣草草收場。據統計，除蘇聯外，同盟國在各地設立的法庭共起訴約5700名乙、丙級戰犯，判處死刑984人。但1949年后，在美國主導下，審判進程被叫停，并建立了“宣誓釋放制度”，大量戰犯被提前釋放。至1958年，所有在押戰犯均被赦免或釋放。

這一系列“放水”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大量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不僅逃脫了應有懲罰，更憑借舊有的官僚網絡和軍事經驗，迅速重返并主導了戰后日本的政治、經濟與輿論中樞。

甲級戰犯賀屋興宣（東條英機內閣藏相）于1963年出任池田勇人內閣的法務大臣；原關東軍參謀、乙級戰犯嫌疑人瀨島龍三，成為伊藤忠商事會長和中曾根康弘內閣的智囊，深刻影響日本政商兩界；原日軍第六軍司令官十川次郎，則成為援助蔣介石的秘密軍事顧問團“白團”的核心成員。

三井、三菱、住友等曾與日本軍部深度捆綁、在侵略戰爭中攫取巨額利潤的財閥竟然完全未被清算，其經濟基礎和組織結構得以完整保留，成為戰后日本經濟復興的主力，也與政界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一切“放水”行為，其背后動機并非仁慈，而是冷戰陰云下，美國為將日本迅速打造成反蘇反共的“遠東堡壘”而進行的戰略投機。正義，在此時已為地緣政治讓路。

美國決策者認為，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穩定保守政權和潛在軍事能力的日本，比一個被徹底清算、虛弱不堪的日本，更能服務于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戰略目標。這種短視的實用主義，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埋下了巨大隱患。

02 扶植

冷戰的需要，徹底逆轉了美國的對日政策。從“限制改造”急轉為“全面扶植”，其對象正是那些被“放水”保留的舊精英。

1952年，在美國首肯下，日本政府廢止了“公職追放”令。一夜之間，約18萬曾被清洗的軍國主義分子、右翼政客和官僚得以重返政、軍、財、學界。這道閘門的開啟，標志著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的徹底逆轉，也為“戰犯政治”的復辟鋪平了道路。

1957年，曾被列為甲級戰犯嫌疑人的岸信介登上首相寶座，其內閣中多名閣僚均有不光彩的戰爭經歷，被輿論稱為“戰犯內閣”。美國對此非但沒有反對，反而因其堅定的反共立場而予以默許和支持。岸信介則投桃報李，全力推動修訂《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牢牢綁上美國的反共戰車。

從“待審戰犯”到“反共先鋒”，岸信介的軌跡完美詮釋了美國“扶植”戰略的精髓：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讓位于地緣戰略的實用性。岸信介政權對內壓制進步力量，對外強化對美依附，奠定了戰后日本保守親美政治的基本路線。

軍事上的捆綁更為徹底。在美國主導下，日本以“警察預備隊”“海上保安廳”等名義重建武裝力量，其軍官骨干大量來自舊日軍。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和遍布列島的軍事基地，美國實現了對日本安全的絕對控制，日本則讓渡了國防自主權，成為美國在東亞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種“被保護國”式的安全關系，使得日本在防務上形成對美國的絕對依賴，喪失了獨立的安全判斷能力。

03 縱容

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鄰國和二戰受害國高度關注與警惕的重大安全議題。

那么對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動向，美國難道沒有制約能力嗎？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美國當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甚至是在刻意縱容軍國主義幽靈改頭換面復活。

美國總認為，對日本的“縱容”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憑借《美日安保條約》構建的絕對安全控制、遍布日本的情報網絡以及通過長期滲透形成的深厚政治影響力，美國對日本政壇擁有“管得住”的多種手段。當日本的行為符合遏制中國的需要時，便大開綠燈；一旦日本的行為可能過度刺激地區局勢、引發不可控沖突從而損害美國整體利益時，華盛頓便會悄悄收緊“狗鏈”。

當前的局面是，日本右翼趁著美國放松控制日本和平憲法這一“狗鏈”的歷史時機，開始實現其長期追求的“軍事大國”與“政治大國”夢想。

今年，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右翼政客公然宣稱修憲“時機已到”，力圖將自衛隊明確寫入憲法第九條，完成“法律松綁”的最后一步。自民黨提出的修憲草案核心就是賦予自衛隊“國防軍”地位。

近些年，日本對于推動“再武裝化”已經不再有任何遮掩，不僅軍費暴漲，更明確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實現從“專守防衛”到“主動出擊”的質變。同時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謀求成為軍工大國。

日本確實在按美國人希望的劇本前進，但是美國人也許忘了，縱容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崛起，絕非一項無風險的戰略投資，而是一場可能引火燒身、最終反噬自身的危險賭博。

04 風險

美國自以為能通過收緊或放松“狗鏈”來精準控制日本，卻嚴重低估了3個致命風險：

第一，被“棋子”拖入戰爭的風險。

美國對日本的松綁建立在“日本會完全服從美國戰略指揮”的假設之上。一個擁有獨立進攻能力、且國內右翼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日本，其行動邏輯未必與美國完全同步。

日本右翼勢力已將臺海問題視為“存亡危機事態”，高市早苗甚至公然暗示要軍事介入。一旦日本基于自身誤判或國內政治需要，在釣魚島、臺海等敏感問題上主動采取冒險行動，美國將被迫根據《美日安保條約》履行防衛承諾，被直接拖入一場可能并非其本意、也未必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沖突中。

美國智庫“國防優先”亞洲接觸項目主任金來爾警告，“若高市在臺灣問題上傾向冒險，美國可能被卷入日中博弈”。屆時，美國將不再是冷靜的棋手，而是被“棋子”綁架上戰車的被動參與者。

第二，遭遇歷史復仇主義反噬的風險。

美國樂觀地認為，戰后長期的控制與改造已使日本“脫胎換骨”。日本右翼勢力從未真正接受東京審判的歷史結論，其內心深處對美國的“新仇舊恨”不斷積聚。在他們看來，美國不僅是投下原子彈的敵人，更是戰后長期壓制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殖民者”。日本自衛隊內部“東京審判無效論”思想頗有市場，有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甚至將太平洋戰爭歸咎于“美國精心設下的圈套”。

這種被壓抑的“復仇主義”情緒，在右翼政客煽動和軍事力量膨脹的催化下，一旦找到宣泄口，其矛頭未必只指向鄰國。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已發出警告，若日本持續在臺海問題上加碼，美國或應考慮同日本“有限切割”。這恰恰反映出美國戰略界對“養虎為患”的深層憂慮。

第三，“惡犬”反噬主人的控制力風險。

美國對日本的縱容，正在助長其謀求“對美平權”的野心。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已公開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協定》、建立“亞洲版北約”，甚至謀求“核共享”，意圖將美日關系從“主從”變為“英美式的對等同盟”。這些訴求直接挑戰美軍在日特權地位和行動自由，觸及了美國控制權的核心。

同時，美國為應對大國競爭和自身國防工業壓力，正日益依賴日本的軍工產能（如在日維修美軍艦艇、合作生產導彈）。這種依賴關系一旦深化，將削弱美國對日本的約束杠桿，使日本在同盟內部獲得更大的議價能力和戰略自主空間。屆時，美國可能發現，它親手松綁的，可能是一個逐漸難以駕馭甚至可能反噬的“惡犬”。

美國基于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對日本軍國主義長達80年的“放水—扶植—縱容”政策，已培育出一個具有獨立軍事野心、濃厚歷史修正主義思潮且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新型軍國主義”勢力。

這套算計短期內或許可以繼續為美國提供地緣博弈的籌碼，但從長遠看，它正在亞太地區埋下沖突的引信，并親手將一個可能失控的危險力量釋放回國際舞臺。當日本右翼的“國家正常化”夢想與美國的“印太戰略”產生根本性利益沖突時，當日本不再甘心只做“馬前卒”而欲爭“執棋手”時，今日的縱容者，很可能成為明日最大的受害者。

歷史的教訓殷鑒不遠，為一己之私玩弄歷史幽靈者，終將被歷史的復仇所吞噬。亞太的和平與穩定，絕不能建立在這種危險而虛偽的算計之上。

正如王毅外長所呼吁的，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堅守東京審判所奠定的國際法原則與和平秩序，堅決反對任何為侵略翻案、為軍國主義招魂的行徑。

對于美國為一己霸權而玩弄歷史的危險算計，以及日本右翼伺機而動的政治冒險，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有力抵制和迎頭痛擊。唯有如此，才能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這一審判箴言真正成為不可逾越的紅線，讓和平的陽光永駐人間。

東京審判的遺產，不僅屬于過去，更關乎未來；它不僅是對罪行的審判，更是對和平的誓約。守護這份遺產，是每一個珍視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共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