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 心有回響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縱論現代中國的人、文、事，張新穎聚焦的卻是蘊藏其中的情。在《有情：現代中國的這些人、文、事》一書里，作者并未被術語或理論綁架，而是以人心照見人心，以真誠的靈魂呼應真誠的靈魂為前提。很多學術巨擘或文化名人均在他筆端留下充滿個性的一面，他們或從容恬淡、或思緒連綿、或堅守自我、或銳意進取、或鄉愁濃郁。

　　若無細致入微的生活細節，情便失去依托與支撐，或者說，情也就沒有源頭。生活細節乃升騰人間煙火氣的前提，張新穎進入筆端人物的現實肌理中，如同見證者的存在。這些人并不只生活在學術象牙塔里，而是與滾滾紅塵中的所有人一樣，有憂愁郁結，有歡笑釋懷，有振臂高呼，也有黯然神傷。因此，作者筆端提煉的情感并不單一，而是多元、復雜、幽微甚至是難以概括的存在。但是，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過于美，或者說，正是那些充滿積極向上的力量，助推人在逆境中勇毅前行的情感。

　　1938年9月，胡風在離開武漢去往重慶前，來到居住過將近一年的小屋清理雜物。屋里，艾青贈送的白瓷膽瓶仍在，決意不帶走它的胡風，到院子里采了一朵盛開的花，插在里面。對此，張新穎如此評價：“我們卻不大能夠想到，一個將要逃難的人，在敵機的轟炸如一日三餐的情況下，采一朵花插在朋友送的瓷膽瓶里。即使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仍然不能證明人內心的荒蕪。”粗獷中有細膩，倉皇中有愛意，戰爭的肆意破壞與生命的脆弱中有美的頑強挺立。尋常閑暇時，插花賞花不難；四處奔走時，誰的心中還容得下花的位置？

　　書中諸多細節，均與書籍有關。在昆明時，錢穆一周中兩天到城里授課，其余五天在山中寺里著述。課堂上不得不講話，否則無法授課；寺中五日，他一句話不說，飯菜由窗口遞進，換洗衣服從窗口遞出。如此持續許久，他寫出赫赫有名的《國史大綱》。那一段潛心撰寫的日子，周遭的靜謐與內心的激蕩是如何并行不悖交織在一起的？不論何時，巫寧坤行囊中有始終不曾舍棄的兩本書：一是英文版《哈姆雷特》，一是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杜甫詩選》。很顯然，這兩部書實為他的精神支柱。靜夜里或別的獨處時光中，它們也許正是溫暖的火炬。

　　這部書里，沈從文是占據最多篇幅的有情之人，關于他的很多細節更令人難忘。如果忘卻這些點滴，想必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1969年下放前，沈從文在家整理東西，屋里亂得很。妻子張兆和與二姐張允和來看他，允和要走的時候被他叫住，只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說道，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三姐，乃沈從文對妻子的稱呼，兆和于家中姐妹中排行老三。“接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一個小孩子。”面對這段當年熱切追求得來的愛情，他一直心懷赤子情意。年輕時如此，年老時亦如此。對感情如此，對文學或歷史同樣如此。一位文化站站長寫信給沈從文，向他請教羅漢圖的問題。沈先生回復對方，這方面知識不多，只能憑記憶所及隨手寫來。結果隨手一寫，竟然三大張稿紙，毛筆豎寫，一格一字，密密麻麻。隨手一寫，哪里是隨意輕松之事？

　　除作者身份外，張新穎另一重要身份是——講故事的人。或者說，雙重身份的合二為一，才讓文字擁有溫度。對故事中人來講，張新穎固然是后來人，卻憑著一份盡力用心的體貼，讓文本貼合著林徽因、李健吾、沈從文等人的生命軌跡悄然前行，并因此讓自己成為他們的同道中人。既為同道，那么張新穎亦是有情之人。須得有情，方能挖掘出他筆下人物的有情。勾勒他們的有情之心，描摹他們的有情之狀，展示他們的有情之舉。

　　張新穎筆下的有情之人，憑著這樣的牽連或者那樣的關系，組合成現代史上璀璨、深邃、無垠的星空。其實，這不是他的有意為之，而是一路走來恰如其分的相遇。恰如張新穎在序言中所寫——“收在這本小書里的篇什，因時因事而寫，卻非一時一事短暫興趣的產物，編在一起，或許更容易看出一種長久浸潤其間的個人心緒和感情。”或者說，竟是在張新穎的“召集”下，他們的諸多情絲聚合一處，構成關乎情感的獨特場域。對普通讀者來講，其著述的高度與深度，多少存有隔閡。可是，這關乎有情流淌或有愛傳遞的眾多點滴，恰恰可以給他們帶來震撼或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