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打開“出口”的人

原標題：那個打開“出口”的人

□ 鄭佳萍

圖為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民法院東關人民法庭法官丁國芳（左二）為當事人做調解工作。 鄭佳萍 攝

走出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民法院東關人民法庭調解室，徐某握著法官丁國芳的手，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只是重重地握了幾下。秦某和張某跟在后頭，一前一后走出了大門，沒有再爭吵，腳步明顯輕快了許多。

就在幾個小時前，這三位當事人還拍著桌子互不相讓。誰也沒想到，一樁標的額5萬元的民間借貸糾紛，竟糾纏了整整九年。

2017年2月，被告秦某向原告徐某出具了一張5萬元的借條。但秦某堅稱自己從未收到錢，只是應前妻張某的要求簽了字，實際借款人是張某。張某也承認，自己借了錢做海產品生意，陸續還了2.2萬元，后來生意做不下去，剩下的實在拿不出來了。

可徐某認為錢就是借給秦某的，借條上白紙黑字。從2018年起，他一次次催討，對方一次次敷衍。九年過去，本金加利息，他認為自己該拿回8萬多元。老人年過六旬，在調解室里眼眶泛紅：“我不是非要這點錢，我是咽不下這口氣。”

秦某反應更激烈。他和張某幾年前離了婚，獨自帶著孩子，經濟拮據。如今前妻的麻煩找上門，他覺得自己被算計了。調解室里，他幾次拍桌站起：“法院要是判我還錢，我就豁出去了！”

張某始終低著頭，偶爾抬頭，眼神里是躲閃和疲憊。她承認欠錢，但靠打零工維生，實在拿不出更多錢。

“這個案子，駐庭調解員調解了兩次，我在庭前也調解了一次，都沒成功。”丁國芳心里清楚，一判了之容易，但這九年積攢的怨氣如果不化解，矛盾只會越結越深。

研究案卷時，她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個關鍵詞：徐某——要說法，要尊嚴；秦某——怕被拖累，怕輸；張某——認賬，但無力還款。“他們內心的愿望其實是一樣的，都希望被看見、被理解。”丁國芳思考道。

調解那天，丁國芳沒有急著講法條。她挪了挪椅子，靠近了他們：“今天咱們不急著談錢，先聊聊這些年你們是怎么過來的。”

沉默了幾秒，徐某先開了口。他說起2017年借錢時的情景，說起那上百個催債電話，每一次都被“明天還”的空話搪塞過去。

秦某聽著，臉上的憤怒漸漸變得復雜。他接過話，說起離婚后的日子——早出晚歸打工，孩子作業沒人輔導，他是又當爹又當媽。他越說越大聲：“她借錢虧本，憑什么把我拖下水？”

張某一直沒抬頭。丁國芳輕聲問：“你有什么想說的嗎？”她慢慢抬起頭，眼眶紅了，聲音很低：“法官，我知道我錯了。這筆錢是我借的，是我沒還上……我也在還，可是真的還不起那么多……”

她說著，眼淚掉下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是一份還款記錄。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最多的一筆5000元，最少的一筆300元。她說，每次還錢都讓徐某打了收條，這些條子她全壓在枕頭底下。

丁國芳把那張紙遞給了徐某。老人戴上老花鏡，一行一行看了很久。看完，他沒有說話，但眼神變了——不再是執拗和怨氣，而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或許是不忍，或許是理解。

沉默了許久的秦某開口了，聲音明顯低了下來：“她欠的錢，跟我確實沒關系。可我簽字了，我也有責任。”他看向徐某：“徐叔，我不是不想還，我是真的拿不出那么多。”

“那一刻，我知道，心門開了。”丁國芳回憶道。

接下來的兩個多小時，調解順利了許多。最終，三方談妥了方案：秦某每月拿出3000元，張某每月拿出1250元，直到還夠徐某的本金。徐某放棄了利息，只說了一句：“我不要利息了，只要你們說話算話。”

協議簽完，已是中午12點多。

“這些‘多一次’的傾聽與堅持，讓他們終于把憋了九年的話說了出來——徐某的委屈被人聽見了，秦某的憤怒被人看見了，張某的無力被人理解了。”丁國芳后來在辦案札記中這樣寫道。

在她看來，這個案子標的額雖小，但意義很大。它讓她更加堅信，司法的力量不僅在于裁判的權威，更在于修復的溫度。那些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人，需要的不僅是一個“說法”，更是一個“出口”。而法官，能夠成為那個打開“出口”的人。（鄭佳萍）

（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