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先生逝世一周年｜郭永秉：廿載番思舊日影

裘錫圭先生遠行整整一年了。黯然銷魂，唯別而已，沒有合適的情緒和狀態(tài)來寫悼念文章。作為裘先生身邊工作過整整十二年的學術助手，應當憶念和記錄的事情、話語太多，談上若干天也許都毫無問題，但思緒難以沉淀，落筆難之又難。年來每當路過書馨公寓門口，感嘆“人亡余故宅”時，總覺得再不寫一點文字，于情于理都難以說得過去。在紀念先師朱維錚先生九十周年誕辰的回憶文章最后，我說：“死乃無法避免的人之常分，可每每想起這些敢批評、敢說話，敢于特立獨行、眼不容沙的復旦老人，一個個漸漸地遠去，心中的哀愁與憂傷，總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涌上心頭。一世有一世之風操，世事永在變改，不能逐流的，大致都會感其苦痛。”寫這篇回憶，同樣是百感交集。

實事求是

應該是在2004年，我在延安飯店第一次謁見渴慕已久、拜讀過能找到他所有論著的裘錫圭先生，迄今已逾二十載。那次，傅杰師告訴我，裘先生調動復旦的事情尚在波折之中（他是為一批孟定生舊藏甲骨的鑒定論證而來到上海的），這令我心情頗覺沮喪，但是能同裘先生獲得第一次請教的機會，仍然讓我感到興奮。現(xiàn)在路過延安飯店便浮現(xiàn)出裘先生在房間里靜靜地聽我絮叨講述毛公鼎銘文釋讀的一條小札的場景，似乎就發(fā)生在昨天一般。那天，一直到機場送別的路上，裘先生還不斷地給我指點：“我當時這么講，我也不敢保證一定對，但是你的想法斷斷不能成立”——我的小札記正是同裘先生的一個具體意見進行商榷的。那天，他在我的《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扉頁上寫下“實事求是 與永秉同志共勉”幾個字。裘先生那時目力尚可，字寫得不大。也許是看到一個年輕人對他的書和論文看得還算認真，也算有點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裘先生2005年來到復旦之后，我還在讀歷史學系的博士生期間，就被裘先生點名擔任助手的工作。

2006年初的一個冬日，裘先生把我叫到他802的朝南小房間，在透過玻璃窗灑下的融融暖陽中，細談選修古文字學課程的期末論文中的問題。在我的學術生涯中，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時刻。好像從此之后徹底開竅，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是好的學術研究，什么文章不能夠寫或者盡量不寫。為此我有一周左右的時間，情緒不振，連每天追的《武林外傳》都看不進去了。經(jīng)過不斷反思，確實頗有奪胎換骨的重生之感。裘先生當天那句話我以前提及，那就是：做學術最重要的是不能騙別人也不能騙自己，而以不騙自己尤難做到。

實事求是、不騙人不自欺的學問，就是求真的學問。裘先生本科授業(yè)的老師譚其驤先生，1987年為鄒逸麟先生題字有云：“治學為求真，別無他求。得真必有用，違真終無用。”其間精神是相通的。最近裘先生的高足鄔可晶教授有文章指出，裘先生對時下竟蔚為熱門的“古典學”本有嚴格學術定義，“這一界定，使得‘中國古典學’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至于淪為虛名或成為某些人牟利逐名的工具”（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26年第2期），我注意此文在網(wǎng)上刊發(fā)時，被許多讀者劃了重點線。如果“求真”在研究工作中已不重要甚至變得十分危險，“他求”和“學隨術變”卻生意無窮，學者如何持身，就是一個長期要面對的艱難課題。這個老問題，連孔門文學高弟子夏都不易把握，因為他的時代同樣變得很快。也難怪司馬遷要在《史記·禮書》中喟嘆：“仲尼沒后，受業(yè)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右起：裘錫圭、李學勤、郭永秉，2009年6月13日，劉樂賢攝。

贈我以言

裘先生曾對我說過，我的手機號碼是他能背出的唯一一個除了家里電話之外的號碼，因為幾乎每天都會聯(lián)系，有時一天不止三五通電話，他不用手機，都是用座機直接按數(shù)字鍵撥打。所以裘先生看到我身上的問題從來都是直言相告。因當年工作中的幼稚失指，裘先生嚴肅地拿孔子的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當面批評過我。2021年回到中文系工作后，出版小書《金石有聲》，裘先生雖幾近目盲，收到書還是很高興，并由師母記錄了一封口授短札，向我轉達了類似意思，信中鼓勵我要“減少不必要的紛擾，取得較多時間來做自己感興趣的學問”。

這些話，我至今不敢稍忘，因為都包含了裘先生用一生總結的處世經(jīng)驗。一個人一輩子有一點安安心心的日子讀書做學問有多珍貴，經(jīng)歷過“波瀾壯闊”歷史的裘先生，比我清楚得多。我為能一直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問，而衷心感激裘先生的點撥和寬宥。

我的小書《〈老子〉通識》2022年出版后也呈送給裘先生，書中關于“寵辱若驚”“道可道”等章問題的看法與裘先生不同，與其說是商榷，不如講是對裘先生的致敬。我對《老子》的興趣和思考，沒有裘先生文章的啟發(fā)是不會產生的；沒有跟著裘先生讀書做研究項目的經(jīng)歷，也不可能答應陳引馳老師寫這本通識小冊子。裘先生曾對我說：“任何一篇東西，只要認真去搞，一定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對《老子》的探索，也是裘先生這句話給予的信心，可惜我沒再能聽到裘先生的批評，也許，他是很失望的吧。

前幾天，“未曾讀”公號發(fā)布了《裘錫圭學術文集續(xù)編》的目錄，這本厚厚的《續(xù)編》終于在裘先生去世后一年面世。想起此書中《〈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序》《〈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序》原是我受命屬草，裘先生改定并以他名義發(fā)表的，不由令人傷情。當時尚并不清楚所謂“《銘圖》”圖像、數(shù)據(jù)等材料的真正來源，承蒙史語所陳昭容老師2016年相告實情，我深覺后悔當時沒有建議裘先生推掉這篇序。有一次開會間隙聊天提及此事，裘先生笑言：“這篇我以后的論文集肯定不會收，你收不收隨你。”我當然馬上表示我的書肯定更不會收。這次《續(xù)編》出版，向與聞編務的鄔可晶教授確認，才知目錄是裘先生親自審定過的。決定收錄這篇，而且獨自承擔文責，裘先生肯定還是有他的考慮的吧，我卻也無從詢請了。

復旦中文系研究生語言文字方法論的基礎課上，我給同學們分享過好幾次閱讀學習裘先生論著的體會。2023年，我斗膽向裘先生表示，想要在他九十壽辰到來時，寫一篇《學術文集》學習體會的述論文章。裘先生給我發(fā)來了微信語音，說他不反對這么做，但是特別提了兩點要求，“第一絕不能提祝壽，第二是實事求是、不要有溢美之詞”。遺憾此文2025年未能順利寫出，裘先生5月過世，也再無從面呈求正了。我只能努力認真拜讀《續(xù)編》，更加全面透徹地了解裘先生晚年學術，爭取寫出更全面、平情的述論來。

做大項目

裘先生來復旦后親自主持并完成的科研項目，主要是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戰(zhàn)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和《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編纂。這兩個項目我全程參與，且都擔任項目組和編纂小組秘書。

以裘先生的性格，他絕對不是一個圍著“項目”轉的人，每天有埋頭讀書、讀論文、寫作的日課，要研究自己真正關心、感興趣的問題都來不及，一般不會把項目推進的思維放在第一位。其實，這正是成為舊時代第一流學者的第一要務。在我的印象當中，這兩個項目雖然平素都沒有放下過，但都是到了不能再推延的時候，才真正開始認真地、排除萬難去一心從事的。馬王堆帛書的重新整理，不知不覺地延續(xù)了七八個年頭，說實話，一開始我們都沒有意識到工作的緊迫性，是徐俊先生來下了“最后通牒”才讓編纂小組真正把定稿和出版放到工作日程上的。這一過程，徐先生《謹記裘錫圭先生的教誨》有詳盡敘述，此處不贅。

馬王堆帛書的這次重新整理，我配合裘先生做《老子》甲乙本的工作，在定稿發(fā)排的關頭，裘先生的甲本釋文注釋是最后寫定的。中華書局責編石玉先生當時給出了最后期限，逾期則就絕對趕不上在馬王堆漢墓發(fā)掘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前出版。石玉先生的回憶文章《為伊消得人憔悴》提及：“本書主編、《老子》整理者裘錫圭先生，年逾古稀，視力很不好，但為了使全書能如期推出，在其他篇目陸續(xù)定稿后，他每天堅持長時間覆檢資料和伏案寫作。為了能看清字跡，他將稿紙墊高至與視線幾乎平行的位置，寫字時，眼睛快要貼在了稿紙上。如此高強度的工作，裘先生雖力不能支，但并沒有降低要求，他認為，既然北大簡等資料已經(jīng)公布，如果不將這些最新材料吸收進來，將會削弱全書質量，無法向學界交代。因為視力原因，裘先生撰稿時不能使用電腦，而是直接寫在大八開的稿紙上。他每寫完一條校注，都會反復斟酌，一改再改，直至滿意為止。”所以，裘先生的甲本釋文注釋根據(jù)最新圖版寫定、調整注碼、與乙本釋文注釋協(xié)調等一系列細致而復雜的工作完成，才能交出版社最后發(fā)排，可以說是全書撰寫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這項工作我記得跟裘先生的很多事情一樣，都是捱到了期限的前一天，我史無前例（也無后例）地幫裘先生趕了一個通宵，把稿子電子版按時發(fā)給了石先生。第二天裘先生打電話問我是不是趕上交卷，得到肯定答復后，他蹦出一句讓我意外的“你太偉大了！”我能感受到裘先生在電話那頭如釋重負的開心，但年輕人熬一個通宵算得了什么，真正偉大的難道不是裘先生自己！

大約2013年左右，有一批流散楚簡面世，后裘先生聞知，覺得如果可靠，可以試試能否落到復旦來整理，大家也都很贊同，請示校領導也都支持，可是由于種種原因事情最終未能如愿，同事們都覺遺憾。裘先生看法則和大家不完全一樣，他表示盜掘的材料總有各種瑕疵和問題，不接自亦有不接的好處，他拿孔子的話安慰我們：“天之未喪斯文，一定還會有更適合我們的更好材料出來的。”可嘆，天果喪斯文！再也沒有一批新材料能有幸運由裘先生這樣的學者來主持整理了。

裘先生到復旦，為了單位科研隊伍的發(fā)展，為了得到學校的重視，在七八十歲高齡承擔項目，很多朋友當時就說，以前裘先生在北大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回過頭去想，當時的學術大環(huán)境已經(jīng)是處在向今日情勢轉折的關頭，裘先生這樣的學術權威，實也是不得不去適應的了。當年戰(zhàn)國文字項目和馬王堆簡帛整理，與我們的主要研究興趣基本合拍，同時又有裘先生總體設計和把關指導，為最合適的人選分配最合適的工作，以學術為唯一指歸，做出來的總還是有價值的成果，年輕人也能從中得到鍛煉和選拔，事實證明這樣的科研項目是值得做的。

在項目制和C刊、頭銜考評制為“科研”核心的今天，以數(shù)字統(tǒng)攝一切，乏人關心事實，工作導向不可避免地異化，要做出真正有積淀的好學術，多無異于癡人說夢。在人人都侈談AI+文科發(fā)展、甚至把大學教育的主要內容界定為AI的今天，常會出現(xiàn)一些邏輯上無法自圓的怪事——譬如宣稱要大力探索人工智能引領學科范式轉型，又號稱某學問為AI所無法替代。既曰期待它引領范式，焉知無法替代？不過，如果當硅基幻想誘導出來的“朱利安·湯普森團隊”的“頂刊成果”可以被引用發(fā)揮，并成為引領學科范式轉型的典范，那么反而證明，碳基老實笨重的閱讀與涵泳，必仍是無可取代的。現(xiàn)在一想到當年跟裘先生開工作例會，開著開著就變成學術討論、離題千里地在紙上比畫的日子，全然如在夢中一般。

一生不用電腦、勤做筆記、獨立思考，裘先生這樣第一流的大學者，AI到底引領出了幾個？我對此很懷疑。

2013年2月3日裘錫圭先生在家中練字，郭永秉攝

疾病與死

2016年2月24日，裘先生在八十一歲高齡，確診罹患膀胱癌。我仍舊清晰記得那天晚上在橋上騎車回家得知此消息時的失魂落魄與悲從中來，那天乍暖還寒，我騎車的手套竟因為接電話而丟了一只。

生、老、病、死，確是人所不能抵抗的規(guī)律，可是要面對接受它，以及預感到將要由之帶來的生活工作上的震動，就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巨大空虛感——我總以為裘先生會一直健康、平靜地在801的工作室看書、寫作，可以隨時過去請益問學，單位會永遠有這樣一個主心骨，但病魔，把這種幼稚的幻想徹底打破了。直到今日，這種幻滅之感，還是很真切地能夠回憶起來。

裘先生自己對病的態(tài)度比我們年輕人則要坦然、有計劃得多。他對死生一向淡然、豁達，很早就同我提過死后不留骨灰的意愿（他父母親的骨灰也都沒有保留）。入院之后手術前，他召集單位的部分年輕人，在病榻邊上囑咐了一些學術研究課題的計劃和給各人的分工，氣氛雖然凝重，卻并無悲戚之感。后來他曾對我感嘆當年說到的許多工作，大家多沒有認真去完成；對我個人而言，裘先生擬定大綱與思路的新版《文字學》和若干規(guī)劃好的學術文章，都沒有按照他的意愿認真去寫，辜負裘先生把他的文字學傳給我的期許，最終什么成果都沒有結出，只留下了無盡的愧疚。

2017年8月25日，臺灣師范大學吳匡先生以百歲高齡仙逝，吳先生雖是英語系的教授，不以古文字學名家，但與蔡哲茂先生合寫了不少頗為重要的古文字文章，也與裘先生有過往來。裘先生得信后讓我給蔡先生去信，詢問孑然一身的吳先生最后什么時候停止學術思考的，文章是寫到什么時候停止不寫的。很顯然，裘先生是要給晚年的自己規(guī)劃學術工作的進度。“活著干，死了算”的口頭禪，他是這樣做的，不是玩笑。

從裘先生得病、手術之后，我慢慢意識到，裘先生的許多話不能只靠口說、憑記憶筆錄，還應該留存錄音。他在手術后出院不久的5月9日下午，約我和鄔可晶二人去家中長談了一次學問；13日又約我去家中談《文字學》稿及相關問題，晚上又來電談《文字學》稿；19日來電談有關學術問題；8月曾來電長談楔形文字問題（與文字起源問題相關），這些談話錄音保存到今日，正好十年了。這些聲音在記錄于電子工具后，我就再也不曾打開過，裘先生離開一年，我才有勇氣把這些音頻點開，重溫當年的教誨，略作筆記，彌足珍貴，倍覺溫暖、有力。十年來，由大及小的一切變化，就是歷史運命，“五十而知天命”，當時不懂得，現(xiàn)在慢慢能理解孔子所言不虛。

2016年5月9日，鄔可晶（左）、郭永秉（中）在裘錫圭先生家中問學，董巖攝

裘先生歸道山后三日，當屆畢業(yè)生請我題寫臨別贈語，沉浸在傷感之中，想不出別的話，便抄了一段《顏氏家訓·風操》的話相贈：“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手，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最后一次見到裘先生，是去養(yǎng)老院看望，除去問了一句汪祖康的博士論文選題，沒有談及學術問題，感覺裘先生一生勞心費神，真的已經(jīng)疲倦了，吐字極緩，幫他抬肘起身，人輕得很，當時悵惘不已。住在一樓的師母，因嚴重阿爾茨海默癥雖已忘懷了大多數(shù)事情、錯置了時空，卻還一如既往記得跟我吐槽她不喜歡上海人，告訴我“老裘的書已經(jīng)被送上山去了”，眼目雖云爛然，心下卻不由一顫。全不曾料想到，裘先生真的很快就離我們而去，到天上讀書寫文章了。惟念及裘先生許多未竟之事、憾恨之志，終無達成之日，實實令人無限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