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貽業：懷念導師洪煥椿教授

匆匆十年過去了。我清楚記得1989年4月間的一天，當我在電話里知道了先生的噩耗時，雖然思想上已有了準備，但仍頹然長時間呆坐在沙發上。屋外庭院里春意闌珊，窗外雨潺潺。為什么如此美好的世界竟留不住這樣一個好人：我的恩師，著名明清史、方志學和目錄學專家，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和人民教師獎章獲得者洪煥椿教授。先生身患惡癥已經許多年了，憑著他的頑強、執著的事業精神，一次一次同死亡博斗，一次一次地戰勝死亡，堅毅地活了下來，大家都認為這是他的傲然不屈的崇高精神顯示出的生命力量。這次是他第三次走進手術室了，我們仍然祈祐他能夠度過厄運。然而，這一次我們是失算了。

50年代我還是大學生，先生是我“中古史”的授業導師。那時他正當華年，意氣風發，每節課講下來，他酣暢淋漓，汗襦浸濕，我們則在興奮中接受了無數新鮮知識，身心受到了一次次學術的感染和升華；接著便是開列一系列的參考資料和工具書目錄，重要的還印發講義讓我們閱讀；考試試題則琳瑯滿目，決不含糊，不過這回汗襦浸濕的則是我們這群學子了。現在回想，當年我們打下的古史基礎，同南京大學擁有一批學術扎實、事業心強如先生這樣的教師有著莫大關系。時間久了，漸漸從高班學生和青年教師中知道，先生是浙江瑞安人，家學深厚，外祖父乃是清代著名經學家、方志學家和文字學家孫詒讓先生，先生自幼就接受了古史和古書校釋等學業薰陶，史學功底淵博實在。先生沒有上過大學，1942年開始在浙江圖書館工作，不久，憑學力才識當上了浙江圖書館研究輔導部主任，開始專攻方志學和目錄學。發表了《宋元四明六志及其版本》、《孫籀公(詒讓號籀顧)年譜三編合校錄》,在史學界，特別是方志學界嶄露頭角。抗戰勝利，他的舅父孫延創出任浙江通志館總纂，先生則聘為該館分纂，潛心方志學研究。撰寫了《浙江通志纂修源流》、《杭州地理掌故》、《兩浙書林清話》、《黃宗羲著書考》、《清代浙江通志考異》等專作，奠定了他在我國方志學界的地位。

新中國甫立，他應王式教授之聘赴南京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院系調整，又被調往南京大學歷史系執教，并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史，尤對明清史、方志學著力最勤。他可以被認作江浙兩省解放后最早從事于地方志研究并卓有成績的學者。

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扛鼎大作《浙江地方志考錄》,此書共收錄浙江各類方志包括已佚和現存的共1800多種，應有盡有。因而當時在中國方志學界特別引人注目。浙江同江蘇一樣，是我國文化基礎比較深厚的地區，早在東漢時就有《越絕書》問世，它不僅是浙江也是我國現存最古的志書之一。降及魏晉，浙江方志體例漸臻完備，有《會稽記》、《吳興記》等名篇。隋唐宋元，浙江經濟發達，志書著述分門別類，門類之多，范圍之廣，可謂空前。明清兩代，浙江地區更是呈現編史修志熱潮，繁榮興旺。江浙兩地方志十分之八九皆編印于此期，并出現了許多博學之士，將方志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從體例、結構、方式、程序都有深刻研究，寫史與修志結合了起來，方志學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獨具一格的一塊瑰寶。先生把浙江作為具體實例，研究解剖，總結經驗心得，以便宏觀把握中國方志學的總動脈。20多年以后，1984年，先生又根據新出現的資料，結合他的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研究工作，繼續完善，不斷充實材料，增加近200部方志，重新分類，逐條改寫，完成了新的《浙江方志考》,洋洋灑灑60余萬字，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史學和方志學界評論，這是一部重頭方志學著作。它詳盡考索了浙江通志及各府縣志的纂修源流，條述各府縣歷代修志情況及存廢經過，一些有價值的方志都作了提要，乃至涉及后世學者評介。對現存志書詳細著錄版本源流，重要刻本、影印本、鈔本、稿本，都一一注明皮藏地點，甚至連流失海外的孤本、秘本也一并附載說明。志書中的訛誤不實之處，亦都擇要予以考訂和修正。除府縣志外還收錄了浙江鄉鎮、山水、海防、游覽、風土和文獻各志。這樣的工作不僅在浙江是首次，即在全中國也是罕見的。它給我們治方志學者帶來莫大的方便，為方志學提供了新的樣板和范本。先生后來在江蘇工作，也把他治方志學的嚴謹精神惠及到我們江蘇，并培養了一批江蘇方志學者。1986年，先生被推薦為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委員，省里急需培養一批新時期的方志工作者，舉辦了一期培訓班，請他出面主持并任主講教師。這時他已在病中，從病榻中把我召去，囑我幫他代勞部分工作。在病中他還分別撰寫了《方志源流及江蘇方志述略》和《方志學理論的發展和江蘇著名方志學家》,由我代他演講。我自己也選講了幾個題目。每次授課回來，他總要詳細詢問教學情況和學員的思想活動，并叮囑我要如何改進教學方法以適應學員的需要等等。這樣負責認真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也鞭策了我往后的工作。今天，我們江蘇同全國兄弟省市相比擁有一批較為精銳的方志隊伍，這同許多像先生一樣的前輩們多少年的苦心經營、精心栽培是分不開的。

先生的學識淵博，在明清商業經濟研究等學科上也卓有成績。曾先后主編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續編)》、《明清資本主義研究論文集》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先生在西方學術界也是知名的，記得菲律甫·庫恩主持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時，有一次來中國，特別要我陪同他去探望先生，在先生窄小簡陋的工作室里總算滿足了這位西方學者的愿望。

先生對我更是鐘愛扶持的，我曾經離開史學隊伍一段時間，1978年撥亂反正以后，南京大學歷史系領導茅家琦教授、瞿季木教授調我回校工作，先生也是支持的。雖然我的專業方向根據需要有了變換，但是回憶洪師對我的厚澤我沒齒不忘。值此十年之祭，謹以小文作為一瓣心香，獻奠于恩師之前。

來源：《江蘇地方志》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