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銀信：《給阿嬤的情書》中的僑批、女性與文化記憶

南洋銀信既是跨越山海的匯款與家書，也是聯結海外華僑與原鄉社會的重要情感紐帶。作為珍貴的歷史遺存，它們不僅記錄著華僑家庭的生計往來，更是串聯起“一家兩國”的日常生活與綿延不斷的親緣牽掛，沉淀出代代相傳的家族記憶。潮語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正是這樣一部以南洋銀信（又稱“僑批”）為線索串聯起來的移民故事。影片通過淑柔與南枝之間的僑批書寫，呈現出留守原鄉與海外女性的多重處境與細膩情感，展現她們在家庭維系與日常勞作中的堅韌、擔當與無聲付出。

《給阿嬤的情書》海報之一，以信件為元素

可以說，影片以僑批為載體，向我們呈現了長期以來在移民研究中被忽視的女性聲音，這種獨特的性別化敘事進一步推動了華僑史的情感轉向，呼應了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后殖民理論：底層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文章將從情感、文化記憶和性別三個維度，分析女性作為移民社會的底層，是如何在僑批這一媒介作用下“被看見”，且在影片和導演的敘事策略下“被賦權”（empower）。

一、“離而不散”：僑批中的日常聯結與情感轉向

近代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大量男性勞工遠赴南洋等地謀生，其父母、妻子與子女多留守故鄉，由此形成一種地理空間分離卻關系持續的跨國家庭結構。僑批正是指海外華人移民通過民間渠道寄回僑鄉、附帶家書或簡短留言的匯款。關于僑批的研究，早期多集中于僑匯體系與僑批業的運作機制。進入21世紀，隨著僑批資料的持續發掘、整理與出版，更多學者開始關注僑批中的華僑書信，關注其文化價值、海外華人社會與祖籍國的互動關系。正是這些書信文本，使我們得以進入普通移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從而更具體地理解華人移民與故土之間復雜而持續的聯系。另一方面，隨著跨國主義研究的興起，學者開始關注移民如何在遷入地與原鄉之間維持著社會聯系與情感紐帶。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僑批成為連接兩地的重要媒介：它既承擔經濟往來的功能，也維系著日常溝通與情感聯結，使分處兩地的家庭得以在長期分離中保持“離而不散”的關系。

在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這種通過書信展開的情感聯結被具體化、可視化。僑批中所承載的，不只是簡單的信息傳遞，更是連綿不斷的情感流動：既有父親焦急而直接的呼告：“見信切切，贖回吾女”，也有愛人間含蓄而悠長的思念：“行至江心，明月正好，抑制不住對你的思念。”這些文字原本散落于私人書寫之中，而經由影像的轉譯，使得多年后的我們仍舊清晰地感知到這些濃烈的情感。

電影劇照

在筆者自己的研究中，此類情感的具像化可在《麥保爾捐贈僑批檔案（二）》中收錄的黃坤保家庭的僑批窺見一二。

“拜別慈顏，倏經數載，思念殊深。欣悉玉體康泰為慰……茲逢郵局之便，寄之港幣五十元。”寥寥數語表達的是初到新加坡的兒子對母親的思念。僑批在這里，既是報平安、寄家用的日常安排，也是對母親深切卻克制的牽掛。

圖1 黃坤保僑批 來源：《麥保爾捐贈僑批檔案（二）》

圖1 黃坤保僑批 來源：《麥保爾捐贈僑批檔案（二）》

正如電影中所呈現的，僑批的書寫往往并非完全出自寄信人親筆，而是借助“寫批人”完成。這些寫批人不僅具備良好的書寫能力，也善于傾聽，將寄信人的口語表達轉化為相對規范的書面文本。也正因如此，同一寄信人寄出的僑批，有時文辭工整、近乎書面，有時又夾雜方言與口語，呈現出不同的語言風格。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其中所承載的情感卻始終真切而濃重。

與從南洋寄回國的僑批相對的，是從原鄉寄往南洋的“回批”。在現有的博物館僑批的保存中，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從海外寄回的僑批，大抵是因為其保存在國內僑眷手中，更容易被研究者收集。而回批往往散落在海外，大多由私人家庭保管，很多已經遺失。因此，關于某一家族或家庭保存完整的、“有來有回”的僑批書信是較少見的。這一史料的局限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歷史學者對僑批的利用，因為學者往往只能通過一方寄回的僑批來講述一個信息不全的故事，這也使我們對僑批的理解長期偏向“單向”的情感表達。恰恰是學術界的“無能為力”，讓影像敘事顯得尤為迫切。導演和團隊通過在原鄉和東南亞兩邊搜羅一手資料，口述采訪等形式，成功彌補了歷史學家的缺憾。換言之，導演通過整合原鄉與海外的資料，在影片中呈現了南枝與淑柔如何以一來一往的書信為紐帶，構建起情感的雙向流動。跨國情感的維系，往往便依托于這樣的往復過程。不斷累積與加深。寄出的思念，需要得到回應才會更為綿長和持久。

二、從咸豬肉到木棉花：僑批的物質性與文化記憶

作為一種特殊的跨國通信形式，僑批的首要功能即在于匯款，以維系原鄉家庭的基本生計。在跨國家庭結構中，主要勞動力移居海外，家庭經濟來源隨之轉移至僑批所附款項。海外華僑將勞動所得定期寄回，用于贍養父母、供養妻兒以及維持日常開支，僑批由此成為支撐家庭運轉的關鍵渠道。陳達在對閩粵僑鄉的調查中指出，華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正是南洋匯款：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間，華僑家庭平均每月所得南洋匯款為53.9元，占家庭總收入的81.4%。可見僑批在支撐華僑家庭經濟開支中的重要性。

除現金匯寄外，海外移民還常隨批寄送各類物品回鄉，這就是僑批的物質形態。《給阿嬤的情書》片尾的一幕曾令許多觀眾動容：南枝問淑柔“給你寄的豬肉收到了嗎”，“收到了，好吃”，“好吃我就再給你寄”。幾句平常的對話，卻勾勒出跨越海洋的牽掛。影片中，南枝不僅寄去咸豬肉，還寄回一輛自行車，在物資相對匱乏的年代，這些來自南洋的物品無疑屬于難得的“洋貨”。從漲肚的藥方，到價格不菲的自行車，影片所呈現的這些具體而可感的物件，也讓跨國流動不再只是抽象的金錢往來，而是落實到日常的方方面面。

從現存僑批資料來看，華僑寄送回鄉的物品種類頗為豐富，既包括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品與日用品，也包含具有南洋特色的物品。食品類中，除腌制肉類、罐頭、餅干等較為耐儲存的食物外，還有胡椒、咖啡、糖等南洋特產，日用品方面，則常見針線、肥皂、布料、成衣等，這些物品可能往往比本地產品更為精致或耐用，還有如金耳環、金手鐲等更為昂貴的物品。

這些跨海而來的物資，實際上參與了原鄉社會的日常運作。一方面，它們直接緩解了家庭的生計壓力，使留守在鄉的父母與妻兒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這些物品也在無形中改變著僑鄉社會的物質面貌。例如，南洋寄回的咖啡與餅干成為待客時的新式食品。可以說，這些物資不僅是家庭內部的資源流動，也構成了跨區域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使南洋經驗以具體可見的方式嵌入原鄉生活之中。

近年來學界逐漸將目光從單純的經濟史或制度史研究，轉向對僑批及其所承載的日常生活與情感經驗的細致考察。有許多家族有成批的僑批，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家族的集體記憶與家貌家風。例如陳遺恩家族的僑批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后代教育乃至女性后代教育的高度重視，信中，陳應傳極力鼓勵其妹妹繼續求學，支持她去讀女子師范學校。除了從精神上支持她繼續深造外，還從物質上進行鼓勵:“真：很久沒有談話過，現在接了信，知道你有讀書，兄是多么歡喜啊，先生叫什么？學生多少人？你讀第幾冊？同級多少人？希望你以后要努力讀，勿再和先前一樣貪玩，將來若是時局安定，兄有能力一定給你受高深教育，好自己求自立，免依靠別人，現在寄二元給你買文具用，若是成績能在七十五分以上我再獎你。”

這些物品的意義并不止于其實用價值。正如影片中木生隨信附上的木棉花干，它們同樣承載著細膩而具體的情感表達。有的華僑會隨信附上幾粒南洋胡椒、一朵干茉莉花，甚至一小包咖啡粉，也有人特意挑選某種食品或物件，使物品成為情感的媒介，它們不僅傳遞味道與氣息，也傳遞記憶與關系。在長期分離的情況下，這種“以物寄情”的方式，使抽象的思念得以具體化。

僑批所保存的并不只是個人記憶，而是一種依托家庭關系延續下來的共同記憶。哈布瓦赫談到集體記憶時，強調記憶并不會脫離具體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它總是在家庭、親屬、地方社群等社會框架中被反復喚起。對于跨國家庭而言，僑批、匯款和隨批物件正是這種社會框架的具體媒介：它們讓遠在南洋的生活、留守原鄉的等待，以及兩地之間的牽掛，能夠在一代又一代的保存和講述中延續下來。

而這些跨海而來的物品，也與一封封僑批一道，沉淀為家族內部可以被反復回憶與講述的共同經驗，逐漸構成跨越代際的集體記憶。它們既是某一歷史時刻的生活痕跡，也是家庭成員彼此聯結的具體憑證：被保存下來的信件、用過的物件，都會在日后的講述中不斷被喚起，使“南洋”不再只是一個遙遠的地理空間，而成為嵌入家族記憶之中的一部分。從這一意義上看，無論是隨批寄送的咸豬肉、咖啡與布料，還是被反復翻閱的信紙本身，都不只是單純的“物”或“文本”，而是在長期流動與積累中，轉化為承載記憶與關系的媒介。它們既見證了個體的遷移與家庭的維系，也為我們后來者理解那段跨越海洋的生活經驗，提供了可以觸摸與感知的入口。

三、“被看見”的阿嬤們：女性作為僑批的書寫者

盡管僑鄉社會中的女性往往承擔著照料家庭、撫養子女、侍奉長輩等大量具體事務，但她們的聲音卻長期被遮蔽在華僑歷史敘事之外。在傳統僑鄉社會中，僑批不僅是經濟往來的媒介，也延續著原有的倫理與父權秩序。學者杜式敏在研究《潮汕僑批萃編》第一輯所收錄的493封僑批時發現，從收批人的身份與性別來看，僑批多以家中男性長輩為主要對象，女性所占比例極低。即便女性作為收批人，也存在明顯的等級差異：祖母在，則不寄母親；母親在，則不寄妻子。相比之下，兒孫、侄兒等男性后輩，有時反而比妻子更享有“收批”的權利。

更重要的是，即便女性出現在僑批內容之中，其形象也往往被限定在“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之內。海外移民在信中仍體現出傳統的“男尊女卑”等觀點，把女性定位為以依附、被動、服從為基本特征的傳統婦女角色。他們經常在批中反復叮囑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必須謹遵傳統倫理道德。這種書寫方式，也使女性長期處于僑批敘事的邊緣。

也正因此，《給阿嬤的情書》的意義顯得尤為特別。影片并未延續傳統僑批中以男性移民為中心的敘事邏輯，而是將鏡頭與書寫主體轉向淑柔與南枝兩位女性。她們不再只是“被提及的人”或等待消息的僑眷，而是真正進入書信往來的中心位置。影片通過她們之間持續的僑批互動，展現女性如何在異國或原鄉堅韌獨立的生活，也讓那些原本被壓抑、被忽略的女性經驗重新浮現出來。

事實上，現存僑批資料中并不乏女性參與書寫的痕跡，只是由于數量相對有限，加之長期以來研究視角多聚焦男性移民，這些女性聲音往往處于邊緣位置。例如，在潮州清暉樓僑批文化館中，就保存有女性作為寄批主體的僑批：

義雙親大人金安：

敬啟者，久未率候，抱疚良深。維祝大人玉體平安，諸事如意為頌為祝！茲奉上大洋五元，到時查收，以為茶果之敬，務希哂納。是荷。聞國內多事X（日本）軍侵凌，聞之痛心！但愿吉保佑，國土平安，使人民免涂炭之苦也。

專此。敬請

金安不一

女鄭阿蓮七月初十日敬言

圖2 鄭阿蓮僑批 來源：潮州清暉樓僑批文化館

這封信中既有女兒對雙親身體安康的牽掛，也有寄送錢款的實際行動，同時，還流露出對國家局勢的憂慮與關切。在“聞之痛心”“愿國土平安”這樣的字句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位身處海外的普通女性對于戰爭與故土命運的情感投射。她所關心的，不僅是家庭內部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動蕩時代中的國家處境。寥寥數語之間，既包含跨越海洋的親情，也折射出戰亂年代海外華人的家國情懷。

這些零散而珍貴的女性僑批，也提醒我們：女性并非只是僑批中的被動接受者或等待者。無論是在原鄉操持家庭、書寫回批，還是在外謀生、主動寄批，她們始終深度參與著跨國家庭關系的運作。而《阿嬤的情書》所做的，正是將這些長期隱沒于僑批背后的女性經驗重新呈現出來。影片沒有停留于男性移民“下南洋”的傳統敘事，而是把目光轉向那些曾被忽略的女性——她們如何牽掛、如何在漫長歲月中獨自承擔家庭責任，又或者如何在異國他鄉獨自打拼，又如何通過一封封書信維系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結。那些原本散落于僑批紙頁之間、細微而微弱的女性聲音，也因此被重新放大，從私人記憶走向公共視野，成為理解華僑歷史與跨國家庭經驗不可忽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