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卡蒂：中國成為全球治理的新增長點

當西方社會在創新停滯與保守氛圍中逐漸失去對未來的想象力時，一位英國學者卻將目光投向中國。他不是去尋找現成的答案，而是試圖辨識出一條超越西方現代性困局的真實出路。

■安東尼·卡蒂（Anthony Carty）劉雨微/供圖

安東尼·卡蒂（Anthony Carty）于1947年出生于北愛爾蘭，是“批判國際法”進路的代表性學者。他長期深耕國際法理論、國際法哲學與國際法史，主編《牛津國際法書目》《國際法史期刊》，著有《國際法的衰落》《國際法哲學》等作品。這位備受西方學術界敬重的學者，學術足跡遍布歐、亞、美三大洲，從愛爾蘭都柏林、英國劍橋，到中國香港與北京，亦曾執教于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德比大學，德國馬克斯·普朗克歐洲法律思想史研究所、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在多元學術語境中積淀深厚底蘊。為考證南海歷史主權，他更是走遍英、美、法三國檔案館，于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探尋真相，讓學術研究成為守護歷史的堅實力量。

今天，他更愿意與中國讀者一起探討幾個不那么容易回答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為何讓西方陷入價值虛無與創新乏力？它又是如何掏空全球南方自主發展空間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能否超越西方范式，為動蕩的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思路？文明對話從理念走向實踐，東西方之間還能否找到共同秩序的哲學根基？近日，本報記者專訪卡蒂教授，超越單向解讀，于追問中尋求共識，就此展開一場關于現代性、文明責任與未來秩序的深度探討。

01

以文明對話破解困局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過去十幾年里，您的學術軌跡與中國多所高校緊密交織在一起，能否請您聊聊這段與中國學術界的不解之緣？

卡蒂：我與中國學術界的淵源始于2009年。那年我從英國來到中國香港，擔任香港大學法學院包玉剛爵士公法講座教授，自此開啟與中國的學術交流。在香港期間，我開始從事南海相關國際法問題研究，并先后赴英國、法國、美國，查閱了19世紀以來有關南海諸島的大量官方歷史檔案。從中梳理出的史實，清晰而一致地表明：南海諸島確屬中國。2011年，應中國海洋學會以及中國南海研究院的邀請，我出席了在北京和?？谂e辦的論壇并發表演講，從歷史與法律角度分析了南海爭端，為區域和平提供了學術見解。

■《統治者的道德和責任：作為世界秩序的正義法治原則在歐洲和中國的起源》

■《國際法的衰落》

香港任期結束后，我先后受邀在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任教，今年夏天還將赴復旦大學開設講座。我的中文雖不夠流利，但在中國內地已生活十余年。除了研究國際關系法的哲學根基與歷史演變，我還長期專注于歐洲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危機方面的學術研究。在學術交流中，我注重從東西方哲學傳統出發，探究國際法認知演變的內在邏輯，并推動不同文明視角下的學術互鑒：一方面向中國學者闡釋國際法所植根的西方背景及其研究趨勢；另一方面，與中國同行合作，探討中國在構建新型國際法過程中可能作出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學術視野始終在不同文明與學科的交匯處展開。更可貴的是，您不僅帶來了西方學術的深厚積累，更以十余年扎根中國的實踐，展現出跨文化理解與學術互鑒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

卡蒂：謝謝。我堅信中國在國際法領域將有更大的作為。特別是中國提出的文明對話理念，及其對現代性與西方迥然不同的理解，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來，中國推動了一系列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倡議，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發展迅速的金磚合作機制。通過這些平臺，中國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團結，為南南貿易的擴大和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提供了更多機遇。當然，文明交流互鑒最根本的層面，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聯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剛才您提到文明對話與國際法的關系，想請您進一步談談當前國際法發展的現狀？

卡蒂：主流國際法有一個基本特征，但許多人并未充分意識到：國際法并不創造國家，也不保障國家的存續權。它的作用是為已然存在的國家制定規則。換言之，國際法本身并不賦予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也無法為其提供實質性的安全保障。那么，現實情況又如何呢？如果一個國家缺乏清晰的自我認同，周邊國家往往會趁虛而入，填補這一權力真空。而某些大國則更為主動，傾向于助長他國的脆弱性，甚至對那些本身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也要施加影響。

作為一名國際法學者，我有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向世界展現出一種整體性、非歧視性的國家能力建設模式，這也是不同民族之間實現團結的前提條件。每個國家坐到談判桌前，首先應當對自身定位和發展道路有清晰的認知。而回應文明對話這一命題，正是各國實現這一認知的重要路徑。

2018年，我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法歷史與理論教授雅·奈曼（Janne Nijman）合編了《統治者的道德和責任：作為世界秩序的正義法治原則在歐洲和中國的起源》一書，試圖從歷史角度探尋不同文明對秩序與責任的思考。中國與西方對國際秩序的理解，究竟是根本對立的，還是仍有尋求共同基礎的可能？本書反對那種簡單地將中西方國際思想視為本質對立的看法，通過歷史分析表明，我們完全可以發展出一種跨文化、彼此共享的國際哲學。說到底，國際秩序的根基在于尊重與相互承認的實踐，也就是統治者自身的倫理與德行。

02

現代化中國與文明成熟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明交流互鑒這一視角，正在為學術研究打開新的思路。研究中世紀史的當代學界越來越多地關注西方、阿拉伯世界、中國、印度之間通過陸海貿易網絡形成的互動，而不是將其簡單概括為“黑暗時代”。這種視角的轉換，也反映了全球南方學者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理解當下的自身處境，進而回應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所提出的普遍性問題。在您看來，中國與西方對現代性的理解究竟有哪些不同？

卡蒂：西方的現代性觀念，將人置于至高無上、不受任何限制的位置，它帶來了個體孤立與社會疏離的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展現出一種不同的路徑，它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我注意到，像民本思想、和諧理念、道德觀念，以及儒家思想中家國一體的認同感，這些數千年來積淀的文化傳統，被系統地整合進當代中國的發展理念之中，最終凝聚成一種集體意志。在我看來，這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

這種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有機結合的現代性觀念，與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推動集體發展的同時，也給相當一部分個體帶來了孤立感與不安全感，這在某種程度上并不總是有利于共同體的長期繁榮。此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同。新自由主義往往將經濟發展孤立起來，而中國的理念則強調經濟發展與人民在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生態等各個層面的有機統一?？傮w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更為廣闊的前景。我現在更能理解，中國為何能夠向世界提供一種更加成熟、穩定、平和與冷靜的大局觀。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提到“兩個結合”讓中國的現代轉型道路越走越寬，也帶來了穩定性和確定性。那么，西方社會對“兩個結合”的了解程度如何？這種理解上的差距，您認為會產生什么影響？

卡蒂：在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十分有限，只知道中國突然變得更強大了。作為一個正在從根本上撼動西方世界的經濟大國，中國的國家組織能力強大，科技水平也更發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重慶等大城市已成為富足、時尚和生活品質優越的代名詞。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不僅受教育程度顯著提升，生活也愈發富足安康，這種大規模的發展成就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都未曾出現。正因如此，西方社會陷入了一種普遍震驚與茫然之中。要彌合中西之間的認知落差，我們需要回歸國際關系的基本邏輯進行審視。中國正試圖讓處于恐慌之中的西方冷靜下來，敦促他們著眼長遠，并闡述一種共同安全、互利共贏的概念。

國際關系首先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但要深入理解國家行為，還必須認識到民族——作為文化、歷史和認同的共同體——對國家身份與外交政策的深刻塑造。因此，我們既要關注國家間的制度性互動，也要深入理解不同國家的獨特歷史文化傳統與合理安全關切。中國尤其堅持以相互尊重為基本遵循，重視并妥善回應各國的安全焦慮。西方也需要深入理解全球安全倡議的內涵，以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的視角，彌合認知差異。

03

加大教育投入 提升民眾獲得感

《中國社會科學報》：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在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始終保持加速發展態勢，發展成效顯著。有研究顯示，中國在自然指數、高被引科學家等核心學術指標上已躋身世界前列，不少高校正在穩步追趕西方頂尖院校，部分院校的科研能力甚至已經實現了超越。這一成就的背后離不開中國學者持續而高強度的研究投入，這種高質量研究與高效的轉化，與中國當前的發展軌跡之間是如何銜接的？

卡蒂：這一銜接背后反映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英美及其追隨者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之間的根本差異。在中國，國家的核心責任之一，是通過持續加大教育投入，不斷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因為教育被明確定位為公共產品，提供優質教育本就是國家的天然公共責任。當人民在精神文化與思想認知上變得更加富足，將反過來為國家發展注入不竭動力，推動國家走向繁榮富強。正是這一核心理念，使中國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這不是“一夜暴富”的偶然奇跡，而是“厚積薄發”的必然結果。中國之所以能在科技領域逐步形成優勢，其核心在于其發展始終以經驗積累、物質支撐和實踐導向為根基，更在于政府具備充足的實力與長遠的眼光，愿意持續投入教育領域，當前的教育資金投入比歐洲更具前瞻性。

反觀英美國家，其把教育異化為一種可交易的商品，個人需通過付費購買教育資源，以此提升自己的收入預期。教育機構的運營主要依賴學生繳納的學費。這套市場化邏輯帶來了一系列弊端：學生往往要背負長達數年的沉重債務，大量出身普通的年輕人被擋在高等教育體系之外，失去了發展機會。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的基礎領域，如化學、工程等，因市場短期需求不足、盈利空間有限，相關學科逐漸萎縮，甚至出現整個院系被關停的情況。我注意到，在美國，私立捐贈者和企業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大學的發展議程，導致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受到影響；而在英國，一旦海外留學生數量出現下滑，大學便會陷入資金緊缺的困境，進而大規模裁撤教授崗位，嚴重沖擊學術生態。當然，我們也應客觀看待，中國的高等教育理念與發展模式也有待改進的地方。我非常享受在中國和歐洲兩地生活的經歷，這讓我得以近距離觀察并體會不同的教育視角，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知識生產結果。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中國這樣既重視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又追求現代創新的國家，知識生產的底色其實與傳統知識觀深度關聯。在您看來，中國傳統的知識觀有著怎樣的核心特質？這種特質又讓當下的知識生產面臨著怎樣的內在課題與探索方向？

卡蒂：我有一個關于知識生產的理論。在中國傳統中，知識觀更偏向一種滋養、支持和富有同情心的取向，即以關懷和理解為基調去看待世界，而非以尖銳的批評或對抗性的姿態介入。這種思維方式強調平衡與和諧，而非沖突與分裂。也正因如此，如何在尊重傳統的同時為批評性思考留出空間，是一個值得持續探索的課題。在這種傳統中深深根植著溫和以及更人道的文明理想。

04

西方現代性的自我動搖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與西方同行的對話中，如何向他們介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中國的發展思路？

卡蒂：得益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高校舉辦的會議，我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了新的感悟。有意思的是，使我受益最深的解讀并非主要來自中國學者，而是來自那些理解中國文化的歐洲學者。他們能夠深刻地闡釋其中的內涵，并將其轉化為西方能夠理解的思維框架。

當我反觀西方的哲學思想與理論創新時，最深的感悟在于認識到，西方現代性在多個層面的自我動搖。其一是未能預見到中國如此迅速地崛起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其二是對自身傳統和權威感的背棄，導致他們對是非對錯已經沒有明確的道德標準。對此，法國年鑒學派傳人、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同時也是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工程師埃馬紐埃爾·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著作《西方的失敗》中，對西方面臨的真正危險作出了極為精準的描述。

《中國社會科學報》：托德在2024年接受《費加羅報》專訪時，進一步深化了《西方的失敗》中的核心觀點，他提出西方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新教倫理瓦解后的必然結果。從美國工業能力的衰退、工程教育的式微，到更深層的新教精神內核崩潰，這些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筆。托德將這一系列研究視為對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當代延續與理論拓展，您如何看待他的這一學術觀點？

卡蒂：讓我在這一基礎上，補充一些西方現代性的理論立場。西方正走向所謂“總體性愿景”的終結——那些曾為個體生命提供存在主義答案的宏大敘事已然崩塌。對個體而言，生命充滿不確定性，任何超越個體生命周期的價值愿景都變得毫無意義。這種激進的不可知論，最終帶來的是全社會層面的精神消沉。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這種由內而外的“價值虛無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深度融合并轉化為意識形態向外輸出時，是否也在重塑全球南方的命運軌跡？

卡蒂：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政治模式的強行輸出，是當前全球南方發展處境艱難的重要根源。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構性不公仍在持續固化。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其經濟發展仍局限于向西方出口糧食、原材料的初級產業模式。一旦有國家試圖擺脫這一格局，便會面臨經濟制裁甚至軍事干預的直接威脅。自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其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賦予了美國前所未有的不對稱金融優勢，同時也使全球南方國家在美國貨幣政策的頻繁變動、SWIFT支付系統被武器化時，顯得格外脆弱。

但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本身。這套意識形態構成了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內核。托德認為，這套體系背后的主要推手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寡頭集團。這些群體早已脫離新教倫理的約束，奉行純粹的虛無主義，將資本的無限擴張、財富數字的持續增長，當作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熱衷于推動市場放松監管，其后果是福利國家體制的逐步瓦解——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公共領域被不斷掏空。而更深遠的影響，則是民族身份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服務于資本全球擴張的全球主義敘事。

05

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托德在后續媒體采訪中，始終試圖擺脫西方社會情緒化的道德審判，以理性視角分析地緣政治，還曾以法國年鑒學派傳人——導師是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身份辯護，稱其從家庭結構多樣性研究中學會接受世界的多樣性。西方仍有托德這樣保持批判性、試圖推動新思想的學者。但總體而言，歐洲在理論或方法論上的創新似乎走進了死胡同。一個理論要想保持三四十年不衰確實很難，一旦與現實脫軌，就會逐漸喪失活力。您作為長期關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學者，是否也觀察到這種學術創新的停滯？這是否影響了歐洲對當下世界變局的理解和應對？

卡蒂：我同意。歐洲創新匱乏在科技領域尤其明顯。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創新環境更友好，歐洲的創新環境則趨于保守，存在一定程度的創新惰性，并伴隨兩極分化和日益嚴重的教條主義。隨著“取消文化”和左右翼對立的加劇，學術性的公共辯論已淪為人身攻擊?？偟膩碚f，盡管巴黎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意大利和德國次之，英國則很少——但整體的氛圍是處于恐慌的狀態。這種氛圍讓從容、長遠的思考陷入癱瘓。我不知道這將走向何方。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到的“從容、長遠的思考”的缺失，是否正是當前世界秩序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國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中，能否為世界提供一種不同的發展思路？

卡蒂：多次參加中國學術會議的經歷告訴我，中國人內心渴望幸福，而這份幸福被理解為一種和諧——與人和諧相處、與自然和諧共生、與世界和諧發展。我一直對中國在21世紀全球格局中將要扮演的引領角色抱有濃厚興趣。在多次會議上，我常聽到來自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國的學者也表達了明確的期待：他們希望中國能為這個紛亂的世界帶來治理新思路，為全人類共同發展開辟新路徑、創造新機遇。而這，正是當下世界最迫切的需求。

世界急需一位睿智沉穩、兼具長遠視野，且能摒棄一時沖動、秉持理性應對的引領者。中國已經意識到，全球力量格局已發生深刻且根本的變化。也正是基于自身的實力與擔當，中國正主動肩負起一份國際責任：面向西方，始終以溝通對話的方式增進理解、化解分歧；面向南方，始終以共促發展的理念凝聚共識、攜手同行，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并肩奔赴共同繁榮。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趙琪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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