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元榴蓮退款詐騙被拘，法律如何界定惡意退款？

從一起“較真”的維權案說起

2026年5月8日，一則新聞沖上熱搜：河南濮陽一銷售冷凍榴蓮果肉的商家，為了一筆190元的“僅退款”訂單，兩次驅車往返1600公里，花費5000余元，翻遍買家住處附近的垃圾桶尋找證據，最終成功促使山東德州慶云縣公安局認定買家袁某某虛構事實構成詐騙，對其處以行政拘留并責令賠償。

190元的糾紛，卻讓買家付出了行政拘留的代價。這起看似“小題大做”的案件，恰恰撕開了電商時代一個被長期漠視的法律盲區：惡意“僅退款”，法律到底管不管？

本案警方的處理給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管。那么，法律究竟是如何界定“惡意退款”的？它與普通消費糾紛的邊界在哪里？這個問題，值得從刑法第266條說起。

一、刑法第266條：詐騙罪的“構成密碼”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要把這條法律“翻譯”到惡意退款的場景中，需要拆解詐騙罪的四個核心構成要件。這四個要件，像是法律檢驗惡意退款行為的四把“尺子”。

第一把尺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這是最根本的“定性關”。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說白了，就是想白拿，從一開始就沒打算付錢。

在法律實踐中，判斷這一點需要綜合考量多重因素：買家是否有真實的交易意向？申請退款時提出的理由是否可信？收到退款后的行為如何？例如，有司法案例顯示，劉某從下單時就無支付貨款的意愿，利用平臺和快遞漏洞，通過互換面單的方式讓平臺誤判并同意“僅退款”，最終非法占有商品并轉賣牟利，法院認定該行為已滿足詐騙罪的全部構成要件。

而普通消費糾紛中的退款申請，買家通常具有真實的購買意愿，退款是因為商品確實存在質量問題或與描述不符。兩者之間最關鍵的區別，就藏在“下單時到退款那一刻”的真實意圖里。

第二把尺子：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

這是詐騙罪的“行為要件”。所謂“虛構事實”，就是無中生有——商品根本沒壞，卻說壞了；所謂的“證據照片”，根本不是本次購買的商品。

“隱瞞真相”則是不告知關鍵信息——比如實際上已經收到了完好商品，卻裝作沒收到。

值得注意的是，欺詐行為不限于語言，動作、不作為（如負有告知義務但不履行）同樣可能構成欺詐。

在榴蓮案中，袁某某上傳了三張“榴蓮發霉”的照片，照片中的包裝袋與商家發貨包裝不符，其中一張照片的拍攝時間甚至比快遞簽收時間還早了兩個小時——這就不是簡單的“糾紛”了，而是實實在在的“虛構事實”。

第三把尺子：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

僅退款機制的一大特點是平臺自動審核、自動退款。當買家上傳虛假證據，平臺基于這些虛假信息產生“商品確實有問題”的錯誤認知，從而主動處分財產——將貨款原路退回給買家，欺詐鏈條至此完成。這才是詐騙罪的實質危險。

第四把尺子：騙取財物達到“數額較大”

這是詐騙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分水嶺”。根據相關司法解釋，一般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認定為“數額較大”。

190元顯然遠未達到這一標準——這也是袁某某被處以行政拘留而非刑事拘留的關鍵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單筆金額較小，如果多次作案、累計金額達到規定數額，同樣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有律師明確指出，行為人單次或多次騙取退款累計達到“數額較大”，則可能涉嫌構成《刑法》中的詐騙罪，已有司法案例顯示，即使單筆金額很小，但多次作案累計達到標準，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換句話說，一次“薅”190元可能只是行政處罰，但十次、二十次“薅”下去，累計金額到了3000元甚至更高，性質就徹底變了——從“占便宜”變成了“犯罪”。

二、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惡意退款中的“騙術圖鑒”

將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與惡意退款行為對照，可以直觀地發現，惡意“僅退款”與普通消費糾紛有著本質的區別。

區別一：申請理由是否真實

普通消費糾紛中，買家因商品存在質量問題（如生鮮商品變質、包裝破損、貨不對板等）發起退款，申請理由具有事實基礎。

惡意退款則恰恰相反：買家會編造各種“理由”——商品發霉了、重量短少了、收到了空包裹、包裝破損了……這些理由往往在時間線上存在重大漏洞，比如榴蓮案中，申請退款的證據照片拍攝時間居然早于快遞簽收時間——在法律上，這叫“鐵證如山”的虛構事實。

區別二：是否有“配合退還”的意愿

正常消費糾紛中，買家即便申請退款，也通常愿意將商品寄回（或至少愿意配合商家核實）。而惡意退款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僅退款”且拒絕退貨——錢要退，貨也要留下。-

區別三：是否存在“套路化”的操作手法

司法實踐中，惡意退款的手段已經呈現出高度“專業化”的趨勢：用AI偽造商品毀損圖片、故意退回空包或贈品、頻繁注銷注冊賬號逃避監管、利用發貨時間差進行“攔截快遞”操作……這些手法無一例外地符合“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法律特征。

據了解，已有法院經審理認定，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如故意退空包或贈品、頻繁注銷注冊賬號逃避監管）騙取他人財物，且涉案金額較大時，其行為構成詐騙罪。有司法案例中，被告人累計作案15次，總價值達人民幣15000余元，最終被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

三、為何是行政拘留而不是刑事拘留？——“數額”的邊界

回到榴蓮案：190元，警方認定袁某某虛構事實構成詐騙，處以行政拘留并責令賠償。

這里涉及一個重要的法律分層——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之間的邊界。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詐騙行為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可由公安機關處以拘留和罰款。具體而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但未達刑事立案數額的，可能被處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可能被處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袁某某的行為，正是因為190元未達到各地對詐騙罪“數額較大”的立案標準，所以適用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政處罰條款。

但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詐騙數額的計算并非只看“單次”。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二年內多次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未經處理，詐騙數額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如果袁某某在近半年內還有其他類似僅退款行為——比如文章前面提到的“半年內先后在六家店鋪申請過僅退款”——那么當這些行為的金額累計達到山東地區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時，他的處境就會從“行政拘留”惡化到“刑事立案”的層面。

四、“僅退款”規則被濫用的法律風險

“僅退款”的設立初衷并不壞。這一規則旨在降低消費者的維權門檻，提升售后效率，也客觀上倒逼商家提升商品品質——本意是對消費者的“信任優先”。

然而，實踐中卻出現了大量濫用行為?！皟H退款”中消費者舉證門檻較低，且大部分退款金額不高，商家為減少投訴、提高店鋪信譽，往往被迫接受。這種惡意退款行為甚至還發展出一種商業模式，有人通過收費，教學如何利用發貨時間差、虛假投訴、聯系平臺客服等方式實現“免費使用”，給商家造成重大損失。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濫用正在常態化。有商家表示，一些人濫用僅退款進行“零元購”，使得這一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目的設立的規則，造成了買賣雙方關系的嚴重失衡。

在這一背景下，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作出了明確回應：平臺不得“強制或者變相強制平臺內經營者承擔退款不退貨等售后責任，損害平臺內經營者合法權益”，且平臺應回應申訴人的人工判定要求。這一規定從制度層面為合法經營者撐了腰，壓縮了惡意“僅退款”的操作空間。

但“紙面”到“地面”之間仍有距離。合法維權成本居高不下，正是本案商家不惜血本也要“較真”的根本原因。

五、商家如何保護自己：關鍵證據是“護身符”

面對惡意退款的高發態勢，商家不能只指望平臺審核和警方介入。事前的防范，遠比事后的維權更為有效。以下是幾條務實建議：

第一，發貨全程錄像。王立功律師建議，商家從揀貨、質檢、包裝到貼快遞面單進行“一鏡到底”錄像，清晰記錄商品特征與快遞單號，避免剪輯。這一步，相當于為每一件商品建立了獨一無二的“出生證明”。

第二，商品上加裝防偽標識。可在商品或包裝上使用防偽碼、批次號等唯一性標識，并在視頻中清晰展示。一旦買家舉證商品存在問題，商家可第一時間核對標識是否匹配。

第三，遇到可疑退款申請，主動要求多角度舉證。可要求消費者提供多角度照片或連續視頻等更充分的證據，不能僅滿足于平臺算法自動審核的低門檻。

第四，及時向平臺申訴，必要時向公安機關報案。付建律師指出，商家可通過提供打包發貨的視頻、圖片、物流記錄、買方提供的虛假圖片等向平臺要求撤銷退款，或向公安部門報案要求立案。

第五，保留民事訴訟的權利。即便金額達不到刑事立案標準，商家也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買家返還貨款并賠償包括維權成本在內的損失。岳屾山律師明確表示，惡意“僅退款”金額達不到詐騙罪標準，其行為也將構成民事欺詐，買家需承擔商家損失，包括商家的維權成本。在商家千里維權花費5000余元、遠超商品價格的情況下，這一民事賠償渠道的價值尤為凸顯。

結語

190元榴蓮退款詐騙案的價值，絕不僅僅在于這190元。商家驅車1600公里爭的，不是一筆錢，而是一口氣，是對規則一次較真的檢驗。

對消費者而言，“僅退款”是權利，不是漏洞，更不是白拿商品的通行證。

對商家而言，關鍵證據鏈就是最好的護身符，每一份錄像、每一張憑證，都是將來維權的堅實籌碼。

用一位律師的話說：欺詐一旦被鎖定，面對的可能就不再是客服的“退貨提醒”，而是公安機關的調查電話。誠信，始終是在線交易不可逾越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