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上將王占元家產：天津3219套房年租金48萬大洋，后來全去哪里

通讀古典名著《紅樓夢》，感觸最深的一點便是一個家族從鐘鳴鼎食之家到衰敗凋零，令人感嘆人生的繁華富貴猶如過眼云煙，一切都在無常的命運之手下變遷，所謂“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揭示出繁華背后的虛幻與無常。雖說其衰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對權勢、財富過度貪婪，一個“貪”字，如同深淵，將他們推向了毀滅的邊緣，最終無法自拔。最后榮耀和財富，忽喇喇似大廈傾，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凈。這一點，要是來形容一位民國時期湖北督軍兼省長，掌握著一省軍政大權的上將，加封壯威將軍、襄武將軍的王占元真的是貼切不過了。

王占元，原名德賢，字子春，別號象龍，山東館陶（今屬河北邯鄲）南館陶鎮人。他出生于一個貧困的農民家里，因其在家中的堂兄弟之間排行第七又叫王七，據如今生活在南館陶陶西村其旁系親屬介紹，自幼家貧，父母早亡，依靠兄長王占魁撫養，稍大點便以流浪為生，常因饑餓偷竊，尤其擅長偷雞，他善于利用破舊寬大的衣裳作為掩護，輕輕一抄就能將雞頭別在翅膀下，然后夾在胳肘窩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帶走。

成為當地名聲極差不良少年的王七，靠小偷小摸并非長久之計，那時生活別提多慘，吃了上頓沒下頓，經常在破廟和街頭流浪，靠打零工勉強填飽肚子。有一次討飯流落到一個小店時，有個掌柜的看他身材魁梧，聰明伶俐，反應能力還是挺快，便收留他到店里當了個小二，主要活計是幫助拉拉風箱，干些幫廚等雜活。就在這個時期，直隸總督李鴻章擴編淮軍，其部屬劉銘傳在邯鄲一帶招募士兵，實在混不下去的王占元趁此機會加入淮軍，先是分配在“銘字營”的后勤運輸隊，也就是當了一名伙夫。

雖然當兵日子不好過，但比起當小偷乞丐還是要好些，畢竟三餐飯有著落睡覺有地方，因此，到了部隊里，不愛說話，但特別能吃苦，也特別能忍。別人覺得枯燥的操練，他一遍遍地練，從不叫苦。長官讓他干的活，他二話不說就去干，干得又快又好，很快，他就從一個大頭兵，混成了個小班長。此時，甲午戰爭爆發，王占元跟著這支部隊上了朝鮮戰場，在鴨綠江邊上跟日本人真刀真槍地干過。雖然清軍一敗涂地，但王占元在戰場上那種不要命的勁頭，被上司看在了眼里，看來這種年輕人得給他添把火。

戰爭結束后，清朝統治者意識到此前的八旗兵根本不適合戰爭，必須建立一支新式陸軍，于是，袁世凱在舊軍隊中選擇了一批身體好，年紀輕，又有實戰經驗基層骨干在距天津六十里的一個名叫新農鎮的地方練兵，由于此地是大沽至天津的鐵路修通后的一個小站，所以史稱“小站練兵”。為了將“新建陸軍”建成一支模范軍，袁世凱重金聘請了十幾位德國教習，并規定全軍使用統一的新式步槍、馬槍和快炮，其中大都為德制或奧制的標準化槍械，這為部隊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大大增強了這支新軍隊的戰斗力。

設立督練處，下設參謀、執法和督操三個營務處和中軍、文案等職。督練處之外，袁世凱又設立了一整套的軍隊后勤保障體系，包括糧餉局、軍械局、洋務局、轉運局、軍醫局和教習處等機構，這些機構都有明確的人員編制，職責也十分清楚。 在用人方面，袁世凱也堪稱識人善用，其后北洋系及北洋軍閥中的風云人物，大都是在此期間脫穎而出的。小站時期，王占元先是新建陸軍工程營隊官，很快升為領官、管帶、標統、協統，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新建陸軍”的面貌為之煥然一新。在當時的兵營中，到處都是朝氣蓬勃的新進軍官與精神飽滿的各部士兵，操場上也是器械一新、戰馬嘶騰，果然是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模范軍！

這支新式陸軍，后來投入到戰場上，在彈壓義和團運動中，隨著榮祿所規劃的武衛軍在庚子之役中均被打散，唯獨這支部隊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慢慢形成后來的北洋六鎮，靠著這個資本，袁世凱就此聲譽鵲起，一飛沖天，隨著袁地位的不斷上升，王占元自然也就水漲船高。

小站練兵時，袁世凱常與部下戲言：“到底是不識字的、要飯的人靠得住。”說的正是王占元，可見他在其心目中的分量。說白了，王占元的仕途就是一部“龍套翻身記”。他沒什么特別的軍事才能，但在“拍馬屁”這方面堪稱大師。袁世凱喜歡什么，他就想方設法去做；袁世凱需要什么，他就不惜一切去滿足。拿他自己的話說，悟出了一門生存哲學——抱大腿，善于察言觀色，逢迎上司的本領無人能敵。比如袁欲稱帝時，王占元表現異常活躍，還特意發“勸進”，胡說什么湖北宜昌附近山洞發現龍骨化石之機，編造離奇神話，獻媚說：“當此一德龍興之日”，“天眷民佑，感應昭然”。其媚態令人作嘔。

當然，王占元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對有大大的好處，很快就被袁封為一等侯及壯威將軍、襄武將軍之類，后獲封受命督理湖北軍務，漸掌湖北一省大權，就這樣，他從一個小兵一路爬到湖北督軍的位置，成了北洋軍閥中的一員。 不過，王占元的成功，靠的絕不僅僅是運氣。他特別擅長“站隊”，每次關鍵時刻都能投對陣營。而且，他對上司的忠心，讓人覺得“用起來放心”。

對這一點，王占元自己也直言不諱，他在一次登臺訓話時就赤裸裸的地說：“人生在世，必有前提，倘無前提，有如馬之失去前蹄，寸步不能移動。”全場聞其言，為之莞然，蓋王疑解“前提”之時髦名辭，為馬之前蹄二字也。”即告訴人跟對人的重要性，只要唯主子的馬首是瞻，為其沖鋒陷陣充當“前蹄”。

接下來袁世凱死了，北洋軍閥群龍無首，不少人都議論這下王占元沒有了保護傘，應該要倒霉了。誰知他使出左右逢源、八面玲瓏的投機策略：王占元兩面討好，立場曖昧，最終漁翁得利，每次都能穩穩地坐著封疆大吏的位置。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王占元一心想留在湖北，守住他多年來在那里實施割據統治所獲既得利益，他在任七年半，瘋狂斂財無人能出其右，他狂熱的“吸金模式”簡直是花樣百出，令人嘆為觀止。

先說明的那一套，農民養頭豬，要交“屠宰稅”；商人運點貨，要交“過路稅”；老百姓蓋間房，要交“房產稅”；就連開個小作坊，都得按月交“保護費”。更離譜的是，他還發明了“懶人稅”和“文盲稅”。你不干活？交錢。你不識字？也交錢。從鹽稅、煙酒稅、到牌照費，能想到的稅種他都收了個遍，人送外號“湖北財神爺”。整個湖北，怨聲載道。但王占元不在乎，還囂張地放話：“老子有槍，想崩誰就崩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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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亦官亦商”那一套，雖然一直說“為官發財，應當兩道”，但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王占元撈錢的手筆大得驚人，當時武漢三鎮的房地產、錢莊、水電公司，大半都有他的股份。他還壟斷了湖北的銅元鑄造，自己開廠鑄錢，用成色不足的銅板換走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銀。當時，湖北的銅元生意是塊肥肉，而他一上任就直接壟斷了整個行業。他把湖北出產的優質紫銅偷偷運到河北，導致湖北市場上的銅元供不應求，老百姓為了幾枚銅板打得頭破血流。可王占元呢？早就靠這場經濟游戲大賺了一筆。

不僅如此，他還開了自己的銀號，低買高賣黃金，狠狠割了一波韭菜。更離譜的是，他把湖北陸軍被服廠變成了自家的“小金庫”，軍警的服裝全都得從他手里買，壟斷軍裝生產，價格還高得離譜，軍需品供應成了他的搖錢樹，軍隊的裝備越需要，他的錢包就越鼓。為了攫取更多財富，他還搞了一個叫“春字號”的商號網絡。這些“春字號”什么明湖春飯莊、一枝春茶社以及各類當鋪、綢緞莊，表面上是普通商店，實際上是他親戚和手下開的斂財工具，壟斷了漢口一帶的商業資源。實際上是湖北政商界的稅收中轉站，當時湖北的公職人員如果不在王家的飯店消費，或者大商人不在王家的當鋪進行抵押融資，幾乎無法在漢口立足。

更為令人發指的是，他一方面指使親信通過金融機構克扣軍餉，人為制造兵變，另一方面在騷亂發生后，以善后處理為名，強行要求地方商會和上級撥付巨額補償金。這筆錢進賬后，并沒有發給士兵，而是直接劃入了他私人控股的春字號產業，也就進了自己的腰包，這種自導自演的斂財模式在當時甚至形成了一種制度性的惡。

這還不算，軍閥混戰那年代，軍隊數量多，克扣軍餉，喝兵血是常態，但王占元做得那是特別的出格。他為了克扣老兵的軍餉,決意將老兵淘汰，因為老兵薪餉為新兵兩倍多，對外可獲“裁軍”之名，對內又有中飽私囊之利。此舉為老兵不滿，引發武昌兵變，這些變兵打劫府庫，強搶商家，奸淫擄掠，無所不為，商民飽受其苦。王占元迫于壓力，假意答應老兵們加恩餉3個月的要求，宣布對嘩變士兵“既往不咎”，只要他們交出武器，可以坐火車北上（其部下多為北方人）還鄉，并派專車禮送變兵攜財北返。

嘩變的士兵高興極了，帶著補發兩個月的軍餉白花花的銀元，要回到老家與家人團聚，王占元還組織人員“歡送”，他們哪里知道，晚上九時，火車到達孝感站附近祁家灣理絲橋時，車頭和車廂突然分離，士兵還不知怎么回事！埋伏在鐵路兩旁的機槍對著車廂內手無寸鐵的士兵猛烈掃射，頓時，車廂里傳出一陣陣哭喊聲，士兵紛紛倒下，車上千多變兵傷亡殆盡，餉銀以及被搶來的財物全落到了王占元手里，他又發了一筆橫財，此事史稱“理絲橋事件” 震驚全國。

俗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王占元實施貪暴統治所帶來的重重困境，不僅普通百姓感情素惡，就連部下軍隊也弄得怨聲載道，可這財神爺當得，把自己的兵都得罪光了，現在兵變了，誰還會替他賣命？在四面楚歌及周邊軍隊的壓力之下，王占元只好灰溜溜地宣布下野逃跑，開始了一場堪稱民國史上最壯觀的“財富大轉移”。他先是把督軍府里能搬得動的金銀細軟、古玩字畫，裝了整整幾十個大木箱。

然后，他動用自己的權力，緊急征調了長江上的七艘大火輪。這七艘船，不裝人，不裝貨，只裝一樣東西——銀元。那是他多年下來搜刮的民脂民膏，白花花的現大洋，一箱一箱地往船上搬。碼頭上的士兵和苦力都看傻了，他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錢。七艘船裝滿了，王占元還是不放心。他怕路上有人眼紅，干脆又下了一道命令，調來兩艘軍艦，一前一后，武裝護航。

1921年8月的一個清晨，一支由兩艘軍艦護航、七艘滿載銀元的火輪組成的奇怪船隊，悄無聲息地駛離了武昌碼頭，順江而下。據后來統計，僅這次他從湖北搜刮的家產高達三千多萬銀元——那是什么概念？按購買力折算，相當于現在的十多個億。他他把搜刮來的錢，大部分是變成了他在天津、上海、大連、保定，還有他老家館陶等地的房產、股票和銀行存款。他有個自己的人生信條，后來還跟親信念叨過： “做官的人，千萬不能在自己管轄的地方置辦不動產。不然一旦下臺，產業帶不走，還處處給人留下口實。” 這話說的，真是“經驗之談”。 他在湖北當官，卻把家安在了天津，把錢投在了全國各地。那么，他到底有多少資產呢？

據載，王占元用搜括來的錢財“先后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購買了大宗房產”；在山東、直隸、湖北等地投資于紗廠、煤礦、面粉廠、電廠、銀號等，壟斷軍用品，販賣黃金、倒運銅元，置辦土地，還把大量金錢儲存在外國銀行。

王占元先后娶了五房妻室。共有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原配么氏，系館陶縣（今冠縣）北么莊人。生二子一女。長子澤寬、次子澤厚、女兒素云。二姨太喬氏，館陶縣東寶村人。自幼在王占元府上當丫頭，后為王的二房，生一子澤舒；三姨太，系王占元在湖北買的。王下臺寓居天津時，這個老婆處世不規，王發覺后就把她趕走了，讓她帶走了不少財物。 ，四姨太李氏，系王占元在保定買的。生一子澤和。五姨太王氏，比王占元小四十多歲。1934年王占元安葬時和大兒媳高氏一同來過館陶，后回天津，不久也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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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說他老家館陶的產業，有了錢的王占元在館陶趁災荒年之機，廉價購買土地，民國六年（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間、衛水三漲而決口，又連降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小麥不能播種，王趁機買地。民國九年（一九二零）館陶大旱，遍地赤土，人食草根樹皮為生，逃之男女達十分之四，王又趁機買地。較集中的有這樣兩次，再加上零星購置的，到北伐軍到來之前，十多年間，王將軍府上在館陶已有土地十八頃，在四周幾個縣有地四千頃。南至大名、北至臨清、東至冠縣、西至邯鄲、永年等縣，都有他的地。都栽有“三槐堂”石樁為記。當時，十塊大洋一畝，買的誰的地還歸誰種，一年交王一塊錢（頂8吊即八百個銅子，能買玉米五十多斤算作地租錢）。地稅由王負責繳納。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到來后，“三槐堂”的石樁子都拔了，名為拔樁贖地。王占元為此事曾告到南京政府，后不了了之。 王占元在館陶除有大量土地外還經營著不少企業，控制著館陶市場。據傳在館陶有八大乾，凡是帶乾字號的都是王占元的買賣。如乾記銀號，類似小銀行。乾順恭，經營雜貨；乾和豐，經營糧食；乾和泰，經營煤炭；乾紀福，經營棉花、雞蛋等。王占元單一在館陶鎮上有房屋520幢，其中，將軍府在老街上分路南路北兩處，有兩座四層高的樓房，加上鋼叉門樓，兩旁廂房，共二百五十多。街上有店鋪七處，二百來間。祠堂兩處（一老一新）五十五間。墳地有兩處，房十三間，還有小花園一處，房三間，桑園一處、房三間。

如今還在王占元的祠堂，是他當督軍后建造的，猶如清朝陵寢般的華麗。嶄藍水磨磚（一塊磚值一塊錢）、黃綠琉璃瓦、漢白玉的八仙子、金絲楠術、斑石墁地，雕梁畫柱、富麗堂皇。兩座一人多高的石獅蹲在大門兩側，氣勢非凡、顯得愈發威嚴。“文革”期間，這座耗資千百萬元的新祠堂被拆毀。將軍府常年駐有一連士兵守衛。另有使役人員一百多人，分為好幾個等級。上等的為帳房、中等的為雜役，下等的為出勞力的，如喂馬的、喂牛的、趕車的、喂羊的、養雞的、種花的、養魚的、做飯的等等。

王占元在天津、北京、大連、保定、濟南等地還有很多企業。建國后，一部分轉為公私合營企業，他的子孫后代還拿定息。現將其長子澤寬分得五分之一（王占元死前曾寫了遺囑，讓大姐之子劉國全主持分的家，四子一侄各得五分之一）按其子紹范保存的帳單抄錄于下： 1、東亞毛麻公司（現天津第三毛紡廠）每季定息160元； 2、濟南電燈公司，每季定息270元； 3、北京齋堂煤礦，每季定息23元； 4、躍華玻璃公司，每季定息72元； 5、衛輝紗廠（河南汲縣新華紗廠）每季定息130元； 6、包頭電線廠，每季定息160元；

王占元墓志

7、丹華火柴廠，每季定息40元； 8、新懋行（天津公私合營聯合進出口公司）每季定息150元； 9、中福粉廠（天津面粉廠），每季定息150元； 10、塘古面粉廠（余家鋪塘古面粉廠）； 在天津房產約三百間左右，每月定息200余元。 在北京房產約九十余間，每月定息106元。其中，北京東城內務部十一號“文革”前主動獻出，成為巴斯坦駐華大使館。 另外，五股各分現金10萬元。在銀行還有一批存款，僅王敷武一股，開始每月吃銀行股息3萬元不過，這些后來拿的也并不是很長久，隨著各種運動之后，慢慢也取消了。

王占元漢白玉碑

再說王占元在外地的產業，他在天津購置大量房產，形成龐大地產帝國，房產規模，名下擁有3219套房產，覆蓋天津商業區（如法租界馬場道）、住宅區（英租界洋房）及工業用地（倉庫、工廠），年租金收入達48萬大洋（約合現代人民幣1.2億元）。經營模式：設立總號房管理，分設4個分號房，每日派賬房先生收租（分“頭九”商鋪租金、“二九”住宅租金）。投資實業：在山東辦紗廠、煤礦，直隸（今河北）開面粉廠，湖北設銀號，壟斷軍需品貿易。

王占元書法

王占元雖說搜刮了幾十億身家，富可敵國，但非常摳瘦，底下人受不了，扣了他們錢的當兵的更受不了，武昌、宜昌連著鬧了十幾回兵變，士兵餓急了，搶糧店、燒衙門。王占元的辦法很簡單——派兵鎮壓，殺一批，關一批。事平之后，軍餉照扣，伙食照舊。有人勸他，當兵的吃不飽要出亂子。他冷笑一聲：“兵不能喂飽，飽了心思就野。餓著，才聽話。”同時他對下人也是一樣，這話傳到外頭，湖北人給他起了個外號：鐵公雞。權力是貪欲的放大器，錢是恐懼的遮羞布。可這兩樣東西，鎮不住人心里的鬼。

晚年王占元

王占元雖然對百姓和下屬摳，但有時也很大方，那便是敬祖宗這一塊，他發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找個好祖宗。泥腿子出身，靠著槍桿子混成封疆大吏的他，手里有兵有錢，但往上數三代，甚至五代，都是泥腿子，心里就虛。官做大了，錢撈足了，衣錦還鄉的王占元，那排場自然不能小。但光有排場還不夠，得有“根”。 他琢磨來琢磨去，在手下那幫文人的撮合下，他給自己挑了個不得了的祖宗——北宋名相，王旦。

王旦是誰？宋真宗時期的宰相，執掌朝政十幾年，為人謙和，治國有方，是北宋初年的一代賢相。更重要的是，王旦家族有個非常響亮的堂號，叫“三槐堂”。這堂號怎么來的？說當年王旦他爹王祐，在自家院子里親手種了三棵槐樹，然后指著樹說：“我王家子孫，必有位列三公者。”三公，就是古代官職里最頂尖的那一撥。結果呢？他兒子王旦后來真的當了宰相，位列三公。 這一下，“三槐王氏”就成了天下望族，那三棵槐樹，也成了他們家顯赫身份的象征。王占元一拍大腿，就他了！ 從此以后，王占元就以“三槐堂王氏”后人自居。

后來他在天津經營房產時，在法租界平安街那一帶，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蓋了一大片房子，形成了一條里巷。給巷子起名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就叫“槐蔭里”。 直到今天，天津還有這條路。 這還沒完。為了把這事兒做實，他還在老家館陶縣城，今天金正苑小區南邊，給自己家修了個祠堂。祠堂修得是富麗堂皇，過廳的柱子上，掛著一副他親自擬的楹聯，那叫一個氣派： “南武漢，北衡襄，兩湖巡閱英明遠；” “東陶郡，西洪洞，累代馨香世澤長。” 上聯好懂，說的是他自己的光輝履歷。武漢、衡陽、襄陽，都是他當兩湖巡閱使時管的地盤，夸自己威名遠揚。 下聯就有點意思了。“西洪洞”，是說他們王家最早是從山西洪洞大槐樹底下遷過來的，這是很多北方家族的共同記憶。“累代馨香世澤長”，是說祖宗的香火一直延續，家族福澤綿長。

王占元費盡心機搞的那些東西，最后留下了什么？ 他強占的四千頃土地，后來都被打倒土豪劣紳的農民分掉了。那些刻著“三槐堂”的石樁，要么被砸碎，要么被埋進了地里，不知所蹤。他在天津蓋的槐蔭里，房子幾經易主，如今只是一個普通的地名，沒幾個人知道它和一個北洋軍閥有關。他那個顯赫一時的兩湖巡閱使的官職，也隨著北洋軍閥的覆滅，煙消云散，成了歷史書里一個不起眼的注腳。最后這名曾經的軍閥留給后人的，荒冢一堆草沒了。唯一不同的是，他在那特殊年代被挖出來的墓志銘有人收藏著，上面依稀可見他“壯威將軍、襄武將軍”的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