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周素園57歲高齡毅然參加長征，畢生投身革命卻因晚年特殊原因未能加入黨組織
1949年11月29日清晨，畢節電報局的報機“嗒嗒”作響，值班員攤開電報紙條：“毛主席鈞鑒——貴州畢節周素園叩賀人民解放軍凱旋，愿效犬馬之勞。”七十歲的周素園寫完這封賀電，捋了捋花白的絡腮胡，神色沉靜。此時距他隨紅二方面軍抵達陜北，恰好過去十二年。
回望更早，貴州山城在晚清新政的余波里剛掀開教育革新的一角。1903年，二十四歲的周素園被請去普安師范教書。課堂外，他常把《變法通議》《民報》偷偷塞進學童課桌，“你們要睜眼看世界”，只這一句，學生記了一輩子。隔年，貴陽師范日籍教習岡山辱罵中國，周素園拍案而起，寫信痛斥：“國步維艱，豈容旁人嬉笑？”這封信在學生間傳抄，鄉間書肆競相刊刻，青年們從中嘗到“愛國”二字的辛辣味。
1911年8月19日，武昌城槍聲未息，貴州新軍已在貴陽城北誓師。周素園被推為“大漢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操著畢節口音發表激昂告示。然而掌聲很快被戰火吞沒。革命果實落入新貴族之手，山城再陷軍閥角逐。歷經流亡、追捕、短暫為黔軍效力，他越來越確信：舊路走不通。1925年，他收拾書箱，回到畢節青杠嶺，在土墻老屋里讀《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原來改天換地，也要先換腦子。”友人來訪，他只淡淡一句：“且讓我慢慢琢磨。”
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翻山越嶺抵達畢節。那年冬天尤其寒，城里米價飛漲，街巷卻傳來“打土豪分田糧”的新口號。賀龍上門，詢問老人是否愿在當地籌組抗日救國軍。周素園卻提出一個更大膽的請求：“帶我一道北去。”賀龍遲疑，他已五十七歲，又孱弱多病。老人擲地作答：“在黑暗里摸索近六十年，今見火光，焉可回頭？”傳言當夜軍營燈火未眠，最后的決定只有十來字：“抬，也要抬著走。”八名紅軍在崎嶇山道間輪換抬滑竿，老人常讓人停下，自行拄杖行走幾十步，以示“不累同志”。雪線、激流、饑寒，他咬牙撐過。12月2日，隊伍抵達陜北保安，周素園身披舊藍布長衫，騎著一匹掉毛瘦馬進城，那副倔強模樣讓哨兵看得直發愣。
在保安，他第一次與毛澤東長談。毛澤東笑稱：“先生是我們用滑竿抬來的貴客。”老人擺手：“莫說抬，是同志相扶。”隨后的西安事變，他寫信勸張、楊以民族大義為重；“七七事變”后，他被聘為八路軍高級參議。出發西南前夕，他給賀龍留一句囑托：“倘生命不濟，骨灰寄延安。”字跡遒勁，卻無絲毫悲涼。
西南統戰的道路并不平順。重慶的官廳冷眼，成都的警廳盤查，昆明的暗哨跟蹤，都在考驗這位胡須花白的學者。他先后三次上門求見四川當局，遞交毛澤東親筆信，勸請釋放愛國青年；又在報紙撰文《受血的教訓以后》，批評消極抗戰。文章被刪節，他照舊投遞下一封手稿。有人暗中勸他收聲，他只答：“國家事，大過嗓門。”
1949年冬天，解放軍翻越烏蒙山，畢節易幟。街頭巷尾開講座、發傳單，與十三年前的紅軍宣傳如出一轍。周素園主動協助接管，建議保護鹽井、煤井，別讓投機商人趁亂哄抬。翌年，他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1年11月，他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他敘舊，親手遞上用枸杞燉的燕窩湯。毛澤東輕聲說：“先生仍未遞入黨申請？”他微一欠身：“人貴知止。此身情感歸黨，學理尚自檢討。”話音未落，領袖一笑：“不必勉強，心在便是。”這段對話后來被旁侍者記錄，“尊重二字”落在紙上，也落在統戰史冊里。
新中國初年，西南百廢待興。周素園跑礦區、看梯田、查水文，撰寫長篇《開發滇黔川黔中礦產方案》，建議建設電站、改良道路。文件送到中央，被批示“詳加研究”。他的子女求調省城，老人只寫紙條貼門口：“為公不徇私，父子各安分。”
1958年2月1日，遵義路旁一棟青磚小樓燈火通明，老人靜靜辭世，享年七十九歲。賀龍、朱德發電悼念，貴州省送來挽聯，上書八字：“赤子之心，古儒之風。”靈柩旁并無黨徽，卻擺滿紅軍老戰士折來的白紙花。有人低聲道：“他一生沒辦完兩件事：入黨與多活幾年。”微弱燭火搖曳，映出那本泛黃的《光明日記》扉頁，那句十二字箴言仍在——“期待著光明，等候著光明，望見了光明，光明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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