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后蒙冤的開國四將

轉自：曉麗有話說；原載：《黨史博覽》（有刪節）；作者：尹家民

兩個上將都成了

“軍事俱樂部”成員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兩次重要會議的總稱：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屆八中全會。身為中央委員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接到參加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通知后，便乘飛機離開沈陽，匆匆飛往廬山。

坐在飛機里的鄧華心緒并不平靜。“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種種怪異現象早已讓他憂心忡忡。“衛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卻每況愈下，難道這就是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他開始醞釀著準備在分組會上講一講。

鄧華

可是等到鄧華到了廬山，特別是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時毛澤東的一番繼續反右的講話，讓他從頭涼到腳，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將軍”竟被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反黨集團的頭子”。

從8月3日起，全會分成三個大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四人，張聞天和周小舟一組。鄧華被分配在批彭那個組。

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對于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問題的揭發批判已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根本容不得彭德懷申辯。鄧華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會議主持者的再三催促和眾目睽睽之下，鄧華不得不說了幾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陣指責，說他的發言是“假批判，真保護”，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軍事俱樂部”成員的首位。

洪學智是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一開始，他沒有參加7月的廬山會議。7月14日，當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信后，形勢發生了變化，要公開批判彭德懷時，中央通知洪學智一定要參加。

當時身為總后勤部部長的洪學智正在西藏軍區和進藏部隊中了解后勤供應的情況，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亞東和日喀則等地。

洪學智和肖華、粟裕、陳賡（從左至右）

洪學智一到廬山，先聽了毛澤東的一個講話錄音，內容是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傾”保守。洪學智是個注重實際的人，他看了彭德懷的信后，總覺得彭德懷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

比如有人說天津的稻子長得多么多么粗壯，能馱住人；還說一畝地能打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洪學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

洪學智又是性格比較溫和的人，不會盲干，雖然覺得彭德懷的信講了真話，但他并沒就此表態，因為他覺得現在不是講真話的時候，而違心的話他是絕不會說的。

但開會的時候，一些人批彭德懷很積極，說“大躍進”怎么怎么好，彭德懷怎么怎么“右傾”，這等于火上澆油，使爭論越來越激烈。后來還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里通外國”。

這一點讓洪學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準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還有陪同人員，他怎么能‘里通外國’呢？”

就是這幾句話，把洪學智送進了“軍事俱樂部”。鄧華和洪學智兩位上將，都是彭德懷任志愿軍司令員時的副司令員，按當時的邏輯就是“捆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被拽上山的萬毅

未脫厄運

中央在廬山開會時，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萬毅，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廬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業的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卻要拉他去，原因是蘇聯突然停止了向我國提供核工業圖紙資料，并且撤走來華的專家，帶走原來的圖紙，打亂了中國原來的工作部署，宋任窮很著急。

萬毅也感到事關重大，希望宋任窮直接去廬山，向正在參加會議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國防部長彭德懷匯報。可宋任窮怕一些具體事情說不清楚，便把萬毅硬拽上了廬山。不料這一拽，讓萬毅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萬毅

萬毅和宋任窮于7月15日乘飛機到九江，然后轉車上廬山。他倆先向聶榮臻匯報了有關蘇聯停止向我國提供核工業圖紙資料的情況，然后又和聶榮臻一起到彭德懷那里，再談這件事。

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懷剛剛給毛澤東寫了那封后來引起軒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談完有關核工業圖紙資料的事后，彭德懷很自然地談起了他寫信的事，講了他對“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萬毅聽后認為彭德懷的看法符合當時的實際，也一起議論，說了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樣的口號是唯心主義的嘛！”這句話后來被印在了會議文件中。

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題名，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并決定會議討論時間延長，同時向廬山“調兵”，宋任窮和萬毅也被留在了廬山。宋任窮分在第一組，萬毅分在第六組。

7月17日，萬毅參加小組會的第一天討論。這天，會議的氣氛開始發生變化。萬毅剛來，不知道前邊怎么回事，就沒有開口。直到22日，他才發言。他憑直覺談了自己對彭德懷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澤東要大家討論這封信的用意，更沒料到由此會演變成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

7月22日上午，萬毅在小組會上第一次發言，大致講到：在“大躍進”中“虛報浮夸的作風在滋長”；夸大主觀能動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說：“對于重點與一般，‘多快好省’貫徹不全面，沒有真正實行兩條腿走路：注意重點忽視一般，注意‘多快’忽視‘好省’。”

他還說：“沒有認真掌握主席久已強調的‘一切經過試驗’‘由點到面’逐步發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搶先思想，比如‘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在北戴河會議上有人提出是作為會后考慮的，但是有的就搶先實行，加上報紙一宣傳，就變成較普遍的行動。放‘衛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號的提出慎重考慮不夠，如有的說‘糧食基本過關’，‘放開肚皮吃飯’等等。”這些話都被整理到會議簡報中去了。

在萬毅的發言中，最關鍵的，也是后來成為他最主要“罪狀”的，是這樣一段話：“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到的問題提出來，對于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從肯定成績，提出問題到糾正缺點來看，基本精神都是對的。但有的問題說得簡單一些，如果再多說幾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對已遭非難的彭德懷表態說：“基本同意彭總的信。”無疑，這樣的表態也給自己“定了性”。

就在萬毅發言的第二天，廬山風云突變。7月23日一大早，與會人員臨時得到通知：聽主席講話。表情嚴肅的毛澤東狠批了“廬山上的這股風”，嚴厲警告說：“他們重復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

聽到這些，萬毅大為震驚。散會以后，他走出小禮堂時，看到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澤東走出來時，彭德懷立即迎了上去，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此時，萬毅就站在旁邊。

毛澤東講話之后，廬山會議的氣氛頓時變了，彭德懷成了眾矢之的。萬毅因為在小組會上表示過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為批判的對象。

在8月7日的小組會上，萬毅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但是，在回答關于與彭德懷的關系問題時，他還是實事求是地作了說明：“我與彭德懷同志的來往，除工作外，沒有單獨在年節到他家去過。

因談工作，我和趙爾陸同志在他家吃過一次飯。1955年出國代表團我是顧問，朱可夫送他‘和平’牌收音機，他說自己已經有一臺了，還送我這個干啥。我說我正好沒有，彭總有了就給我吧。他就給了我。如果說有物質上的拉攏，也只有這個，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屆八中全會上，萬毅作為一名中央候補委員，爭取到一個發言機會，想解釋一下他在小組會上的那個發言，可是他剛一開口，會議的主持人就打斷他的話說：“不能叫萬毅發言，他不老實，也不交代他的問題。”萬毅只好尷尬地坐下了，坐在旁邊的薄一波打圓場說：“萬毅同志，回到軍委會上講吧！”

擴大再擴大的軍委會議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彭德懷被錯誤地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黨內最危險的敵人”。以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為主旨的軍委擴大會議，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開。開會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廬山會議結束以前發出的，目的是要在軍隊系統最大限度地肅清彭德懷的影響。

8月1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揭批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由軍委辦公廳總政治部負責主持。目的有二：一是肅清彭德懷在軍中的影響，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在傳達廬山會議的情況時，軍隊的高級干部，聽到了過去從未聽到過的令人心悸的話，諸如毛澤東說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等。

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們怎么也不能把這個“反黨”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個剛正無私的彭老總聯系起來。所以，140名與會的軍隊領導中沒幾個“積極分子”，會開得冷冷清清。為此著急的康生只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將會議擴大到1000人，同時派出18架飛機將各地的將領接到北京。

8月22日，經過再次擴大的軍委擴大會開幕。這次軍委會議擴大的范圍是空前的：大軍區領導除留一人值班外，其余全部參加；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參加。此外，全軍師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干部參加。實際到會人數為1070人。

會議在懷仁堂和紫光閣分設兩個會場。因為人多，兩個會場坐得滿滿的。彭德懷和黃克誠被安排在懷仁堂，張聞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閣，接受批判和作檢討。一會兒大會批，一會兒小會批，大會批判的次數比小會多。

大會批判時，元帥們，包括彭德懷，都坐在主席臺上，黃克誠也在臺上坐著。林彪參加會議的次數不多。批判發言的人也不上主席臺，就在座位上站起來說。

迫于當時的形勢，高級將領中發言的比較多，但絕大多數講不出什么原則性的問題，東拉西扯，說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扣幾頂大帽子完事。

但也有個別人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夸大其詞。彭德懷坐在主席臺上，表情坦然，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是煙抽得很厲害。他的兩邊坐著賀龍和陳毅。他有時從賀龍的煙盒中拿一支，有時伸手向陳毅要一支。

為了批判的需要，小組又重新進行了劃分，但對彭德懷和黃克誠的揭發批判仍不多。分組會的氣氛還算寬松，沒有強迫命令式的指名發言或輪流發言，所以正兒八經的發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議論。

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懷上書犯了錯誤，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見書發下來，讓大家對照著批判。提了幾次，都沒有結果，連給大家讀一遍都沒有。

還有人說，彭德懷的錯誤言論是不相信當時浮夸的畝產量數字，于是大家又議論起一畝到底能收多少斤糧，有的掏出筆計算，有的提出要去參觀“衛星”田。

當時的氣氛已不允許說真話了，于是許多人都抱著不說話的態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過的將領見面后問的是同一句話：“你發言了沒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沒有。”

大會小會揭發批判了一段，會后還有總政指定的人找不發言的人“個別談話”，特別是那些歷史上與彭德懷有過交往和隸屬關系的，都要談話，動員他們大膽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要他們“劃清界線”。

這種“談話”十分嚴厲，有時整整談一夜，完全是審訊的架勢，甚至圍攻逼供。

直言的鐘偉

被當場帶離

當時敢講真話的人還是有的，他就是北京軍區參謀長鐘偉。

鐘偉人瘦個子小，軍銜為少將，但卻是對彭德懷問題反應最強烈的一個。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先后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和徐海東領導的紅十五軍團任連指導員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所以歷史上與彭德懷確有淵源。

但這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后來他還是東北野戰軍二縱五師師長，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機智勇敢，個性也十分張揚好強，從不隨大流，他認準的事別人很難改變。他雖時常堅持己見，有時甚至違抗林彪的指揮意圖，但大局觀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賞識。

在整個四野系統中，鐘偉是唯一從師長直接升任縱隊司令員的干部。

鐘偉

在8月28日的綜合小組聯席會議上，有人說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進行改編以后，一方面軍改為陜甘支隊，一三兩個軍團編為兩個師。因一軍團干部較多，就抽了兩個人到三軍團參加領導工作。

部隊向陜北進軍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經不起艱苦環境的考驗，到了漢族居民地區，乘機開小差脫離了部隊。當時，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紅軍處境危急。為了迅速制止部隊逃亡的惡劣傾向，三軍團曾以叛變革命的名義處決了個別逃跑的干部。

此事發生后，部隊上下議論紛紛，懷疑這是一軍團派到三軍團的領導干的，剛經過整編的一三軍團的關系變得很緊張，出現了不團結的傾向。

原三軍團的黃克誠，當時是陜甘支隊第二師政治部的裁判所長，處決人的事都是要經過他的。現在要清算破壞紅軍團結的“罪行”，當然算賬首先就算到他的頭上。發言人指責黃克誠是破壞一三軍團團結，搞宗派分裂活動的“罪魁禍首”。

就在揭發人發言的時候，鐘偉突然站起來說道：“你瞎說，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紅軍離開哈達鋪以后，是我帶著一個營在后面擔任收容任務。你所說的處決衛生部的那個楊興仁，根本就不是黃克誠同志決定的，而是上邊給我的命令，我敢不執行嗎？這事××同志都知道嘛！”

鐘偉這個發言，引起會場一陣議論，立即遭到“圍攻”，但他仍慷慨陳詞。楊勇、蘇振華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講了，但他越說越激動，手指著臺上，幾乎是在叫喊：“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吧，也把我拉去槍斃吧！”

會議主持者立即叫人將鐘偉帶出會場，關押起來。（詳情參閱葛震亞：驚心動魂的五九年軍委擴大會議）。過了幾年，毛澤東很偶然地問起了鐘偉的情況，鐘偉的案子才受到關注，但他沒再能回部隊，而是被下放到安徽當了農業廳的副廳長。

毛澤東給鄧華定了性

從9月5日開始，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綜合小組又被劃分為五個小組。除第五小組外，其他四個小組都分別交代了任務：第一小組負責清查鄧華的問題，第二小組負責清查萬毅的問題，第三小組負責清查洪學智的問題，第四小組負責清查鐘偉的問題。

在這四位將軍中，被追逼最厲害的是鄧華。黃永勝主持小組開會，搞鄧華的所謂“反黨反毛主席”和“軍事俱樂部”問題。一般的批判和責問，鄧華都耐著性子聽。但有些話太重了，讓鄧華實在忍不下去，而不得不說話。諸如：“你反黨反毛主席，老實交代你的罪行!”

鄧華聽了一愣，但還是忍住性子說道：“我18歲就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怎么會反黨反毛主席呢？”批判者自有批判者的邏輯：“你跟彭德懷打得火熱，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你也反黨反毛主席。”

鄧華喃喃道：“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經過長征，一路下來，我都是在黨和毛主席培育教導下成長的，就是把我燒成灰，也找不到一丁一點反黨反毛主席的思想。”

“老實交代你跟彭德懷的黑關系。”黃永勝火上加油。他可能對鄧華曾取代他任第十三兵團司令員仍有些耿耿于懷。其他人也圍攻上來：“彭德懷愛罵人，許多人都罵到，就是沒罵過你，這是為什么？”“你長期跟林總，卻是格格不入，為何一到朝鮮就跟彭一拍即合？”

對于這些無端的攻擊，鄧華能忍則忍，實在不能忍的就解釋幾句，但批判他的人哪里肯聽，鄧華不由得火了起來，和一些人爭吵起來。

會議組織者立即報告了上級，說鄧華態度惡劣。毛澤東聞訊后傳下話來：“有些同志對你有意見，開個會讓他們說一說，你要硬著頭皮，好好聽下去，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

毛澤東對軍委擴大會議的情況了如指掌，也自始至終控制著會議。雖然他不相信鄧華會反對自己，但跟著彭德懷就是錯誤。于是，他發了一句話：“鄧是彭的人。”這五個字就給鄧華定了“終身”。但毛澤東還有一句話：“但是，鄧與彭是有區別的。”

9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林彪作了總結。他宣布對鄧華的處理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軍委擴大會議后，鄧華被拉回到沈陽，繼續接受批判。中央軍委派出以總政治部一位負責人為首的，有黃永勝參加的三人批鄧領導小組，在沈陽坐鎮。

如同在北京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一樣，沈陽軍區四級干部會議批鄧，批不起來而又不得不批。由三人領導小組簽發的《鄧華同志反黨活動材料摘要》洋洋數千言，再次給鄧華定性：“一致認為鄧華的反黨活動由來已久，他既是高饒反黨聯盟的漏網殘余，又是彭黃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野心很大，罪過甚多，同樣是黨內的一個危險人物。”

在沈陽軍區四級干部會議揭批之后，鄧華舉家于11月遷到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把門窗關嚴，足不出戶。不久，鄧華被分配到四川當副省長。

鄧華啟程赴川前，羅瑞卿前來送行，捎來毛澤東的一句話：“犯了嚴重錯誤，要認識和改正錯誤，但也不要抬不起頭，不要消極，爭取早日改正錯誤。”不久，鄧華將自己的軍裝全部送到洗染店，染成黑色，仰天長嘆：“從此永遠脫離軍隊。”

給洪學智羅列罪名

在批判會上，有人讓洪學智揭發彭德懷的問題，說總后是彭德懷的“黑窩子”，彭德懷和洪學智不是一般關系，不揭就是不老實。

這些責難，讓洪學智有口難辯。說實在的，他對彭德懷歷史上的情況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戰爭時在一起過，是工作關系同志關系。洪是彭的下級，彭領導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與火的朝鮮戰場上結下了革命情誼。這是很正常的革命關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還是列出了“三大罪狀”：

第一條“罪狀”，是說洪學智當總后勤部部長與彭德懷有關，是彭許的愿。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軍成立后勤司令部時，黨委討論決定讓洪學智兼任司令員，洪學智當時說服從決定，但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回國后不再干后勤工作。

當時彭德懷同意了。就在彭德懷回國前，召開志愿軍黨委會，洪學智跟彭德懷說：“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軍管后勤工作，等戰爭勝利回國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

他這么一講，彭德懷把他批了一頓，說：“共產黨員干工作還講條件，還挑挑揀揀？回國后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跑不了你還得干后勤。”就這么一件事，結果成了洪學智的一條“罪狀”。

當時，他心里真是不服氣：當總后勤部部長是軍委集體討論的，毛主席任命的。軍委會上通不過，毛主席不同意，自己能當總后勤部部長嗎？怎么能說是彭德懷許的愿呢？

第二條“罪狀”，是這樣的：在朝鮮打第五次戰役前，一天研究作戰方案，彭德懷讓大家提出建議，這次戰役該怎么打。洪學智建議把敵人放進來，誘敵深入，以逸待勞，選擇好的戰機殲滅敵人。

鄧華和解方也同意把敵人放進來打。彭德懷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們的建議。見彭德懷有些不高興，幾個人站起來說：“仗還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總定，我們提的意見僅供老總參考。”吃中午飯時，洪學智左思右想，覺得還是把敵人放進來打好。

這時，鄧華、解方都走了。洪學智來到彭德懷身邊，說：“參謀有三次建議權，我認為還是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更好一些。”接著，他又陳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洪學智說完之后，彭德懷說他的意見也有道理，但仍堅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還是按彭德懷的意見打的第五次戰役。朝鮮戰爭結束后，志愿軍司令部向軍委匯報作戰情況，幾個老帥都參加了。作戰情況是鄧華匯報的，后勤供應保障是洪學智講的。

最后，彭德懷作總結性發言。他說：“今天看，打五次戰役時，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采納。”就這件事，有人做文章說：看，彭德懷多么器重洪學智！彭德懷可是只罵人不表揚人的！就你洪學智是個例外！

第三條“罪狀”，牽扯到朝鮮給彭德懷授勛之事。授勛之后，在一次志愿軍黨委會上，彭德懷講了一段話，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勛章從大后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勛章。”

彭德懷之所以這么講，是說后勤供應保障對前線作戰的極端重要。因為志愿軍遠離祖國，戰線很長，后方運輸又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作戰物資的補給十分困難。

每一次戰役，每一個作戰方案，都不能不充分考慮到作戰物資的供應保障情況，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約。因此，作戰取得了勝利，彭德懷對后勤保障和供應看得很重。

他的話，是對全體后勤人員的莫大獎賞，也表現了彭德懷的偉大和謙虛。這也成為別人批判洪學智的“把柄”，說：“你看彭德懷多么器重你洪學智，連朝鮮授予的勛章都想讓給你。”

此外，還有一條“罪狀”，是說洪學智和黃克誠長期在一起。這不假，他倆在新四軍三師時就在一起，在總后又長期在一起。這就“罪加一等”了！

軍委擴大會議之后，總后又開了一個星期的會，要洪學智交代問題，要肅清他的影響。會上也沒揭出什么問題。以后，撤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也撤了黃克誠的總參謀長職務。1959年10月，洪學智被免去總后勤部部長職務。

萬毅和洪學智

同回總后勤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萬毅就被停職了，但是每天還按時到陜西省農林廳上班。1967年11月25日，農林廳革委會突然通知他，說陜西省軍區首長要找他談話，派來了一位姓熊的參謀來接他。這位參謀帶著兩個戰士，把他帶到了省軍區。

萬毅四處張望，哪里有什么首長談話，只是把他關在了一間禁閉室里，連張床都沒有。來人還通知了萬毅的家屬，說他要去完成一項任務，短時間不會回來，實際上是開始了又一次的被監禁的生活。早已離開斗爭漩渦的萬毅，仍然沒有逃脫這場劫難。

在陜西省軍區，萬毅被關了7天，管理人員收走了他身上一切他們認為不合要求的東西，連從家里帶來的熱水瓶也被沒收了。7天之后，那位熊參謀又突然來通知他“出發”。

萬毅問上哪去，熊參謀說：“去你想去的那個地方！”萬毅還沒明白過來，戰士就把他押上了火車。12月2日一下火車，這才知道是北京站。萬毅又回到了北京。

就在火車站上，一位軍官迎上來，拿出一份文件，向萬毅宣布：“奉軍委指示，把你監護起來。”說完，就把萬毅帶上了吉普車的后座，左右各有一名戰士，他被夾在中間。吉普車徑直開到了海淀羅道莊北京衛戍區的一座監護所。

到了監護所后，一個專案組的干部向他宣布：“專案組對你提出的案情，不是廬山會議那段問題，而是抗戰勝利以后到東北這段時期里你犯的罪惡。你好好考慮交代，是什么問題，你自己明白！”

萬毅真不明白。他環視了一下，這是一間只有9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窗子用報紙糊著，看不到外邊。

1968年2月中旬，專案組在八里莊摩托營對萬毅進行了數次審問，開始沒有提出什么具體問題，只是籠統地讓他自己交代。萬毅自然交代不出來。他們就讓他逐日逐月地講清楚到東北后干了什么，一天一天地講。萬毅按照要求，費盡思索地講，一天一天地回憶。

但是專案組不滿意，認為他沒有老實交代。第一階段審問他的可能是軍事院校的軍人，他們對他的回答不滿意，說他不老實，就開始揪他的頭發，打他，讓他彎腰低頭坐“噴氣式”，向毛主席“請罪”。

萬毅的身體雖然還算結實，但也經受不住折磨，暈倒在地。他們就用腳踢他。像這樣的肉刑審訊成了家常便飯，從1967年底開始，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每次審問，都是這一套。

2月下旬，萬毅被轉移到公主墳的一個桃園附近。那里除了萬毅外，還關押著彭德懷、羅瑞卿等人，但是放風的時間是錯開的，所以彼此并沒有見到面。

8月23日，關押地點改到了木樨地公安干校舊址，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伙食仍是戰士待遇。這期間又有過幾次審問，情況并沒有太大變化。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本來軍隊的事情應該有條件搞清楚了，可是“四人幫”又插手進來，繼續迫害老干部。直到1973年11月7日，專案組要萬毅就兩項“罪行”寫申明，他才寫下了這樣內容的申明：“我以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忠誠的黨性申明，我對專案組指定要我交代的材料，我一無所知，如果事后查出我有隱瞞，我愿受到黨的最嚴厲的處分。”

專案組一個姓齊的負責人拿到這份材料后宣布：“從今天（11月7日）起，解除對你的監護，恢復自由。你要正確對待黨，正確對待毛主席，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然后，他們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招待所。

這時他才知道，陜西省委已按照上面的要求，派來了兩人接他回陜西。萬毅提出留在北京檢查一下身體，特別是眼睛視力已經相當模糊了。獲得同意后，萬毅就住到大女兒家，到北京醫院看眼睛。

他患的是很重的青光眼，“監護”期間得不到治療，病情已很嚴重，隨時都有雙目失明的可能。因治療得太晚了，醫藥已無法阻止病情的惡化，不很長的時間里，他的雙目就進入半失明狀態，讀書看報均很困難，每天只能從收音機里聽點消息。

“四人幫”被粉碎以后，萬毅興奮不已。雖然眼力不濟，還是同裝備計劃部的同志們一起，上街游行。

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期間，萬毅向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請求重新審查他的歷史，并且希望分配工作，最好能再回到軍隊。報告經葉劍英圈閱后，鄧小平在報告上作了批示：“既無政治歷史問題，就應做恰當安置，他過去有貢獻。”華國鋒也在報告上圈閱。

11月4日，中央軍委下達命令，任命萬毅為解放軍總后勤部顧問。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總政治部兩次發文為萬毅平反，摘掉了戴在他頭上的10頂“大帽子”。1981年2月，與萬毅同樣命運的洪學智回到總后當部長。兩人見面，心中感慨萬端。

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以后，萬毅沒有忘記那些因他而受株連的同志。他上書總政治部，申請為遭受株連的塞風、衛壘、周正仝等平反恢復名譽和待遇。總政很快批復，同意了他的意見。

給鄧華徹底平反

的通知來晚了

粉碎“四人幫”后，鄧華重新回到部隊工作，擔任中央軍委委員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為彭德懷平反昭雪上。

1978年，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還在堅持“兩個凡是”，而彭德懷的案件是毛澤東親定的，很少有人敢翻這個案。但是，鄧華有膽子闖禁區。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小組發言中，鄧華明確表示1959年整彭搞錯了。他說：“彭德懷同志為了糾正‘大躍進’的缺點，為了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使黨和人民的事業更好地發展，向黨中央寫信反映情況提自己的意見是可以的，是符合黨章規定的，決不能說成是反黨。”

在鄧華等人的爭取下，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并召開了追悼大會。由于過度疲勞和激動，參加完追悼會，鄧華就病倒了，由感冒轉為肺炎，住進了三〇一醫院。

浦安修帶著金光閃閃的煙盒來看鄧華，說：“彭總對因他的事而無端連累許多人非常難過。他很想念你，這個煙盒一直帶在身邊，想送給你，苦于沒有適當的機會。被綁架前，他可能意識到自己來日不多，便留下紙條，吩咐由我們轉交給你。這個愿望在他死后四年總算如愿了。”

鄧華睹物思人，心潮起伏，眼睛閃著淚花，說：“我已經戒煙了。但是，這個煙盒我收下，看到它，我就好像見到了彭總。”

1979年5月初，鄧華獲悉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批準了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文件，十分高興，準備盡快返回北京。5月4日，他取道上海北上，計劃在上海停留數日檢查身體，然后到南京看望許世友、杜平等老戰友。

住在上海延安飯店，鄧華一有空閑時間便繼續寫作《關于未來反侵略戰爭和國防建設的幾個問題》的論文。一日，他突感不適，隨之高燒不止，迅即被送往華東醫院。入院后，醫生全力診治，但高燒難退，經常處于昏迷狀態。

鄧華于1978年12月22日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平反恢復名譽的要求，到上面正式發文，已經一年零四個多月了。住在上海醫院，生命處于危急狀態的鄧華，仍然關注著姍姍來遲的平反通知，但他終于未能親眼目睹這份期盼已久的文件。

當他的兒子小穗來到病床邊時，他吃力地問道：“我的平反通知傳達沒有？”小穗答：“軍事科學院已經傳達了。”他的兩眼潤濕，斷斷續續地說：“多想為黨為軍隊再做點工作呀……可惜……可惜……來不及了！”

1980年7月3日，鄧華與世長辭。病床前的小柜子上擺放著的唯一一件遺物，就是那個金光閃閃的煙盒。

最后再單交代一下鐘偉將軍。心直口快的鐘偉，在“文革”中的遭遇自然不會好到哪里。安徽的造反派組織“淮南紅衛軍”，曾經拿著一個大麻袋來抓鐘偉，勒令鐘偉鉆進去，然后扎緊袋口，用亂棍擊打，而后將麻袋拋入江中。令人稱奇的是，鐘偉并未被淹死，而是從麻袋中掙脫出來，潛水游向江對岸而生還。

1980年12月24日，中央軍委給北京軍區下發為鐘偉平反的文件：“經中央批準北京軍區參謀長鐘偉離職休養，按正兵團職待遇定為行政7級（職級待遇從公布之日起執行）。”后又提高為大軍區副職待遇。

平反后，鐘偉向軍委寫報告，要求出山。據說黃克誠曾勸鐘偉：“你就安分守己待著吧，若再打仗會去找你的。”此后鐘偉一病不起，于1984年6月24日逝世，享年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