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倉石鼓顛沛傳奇與一位清代山東人的考辨新說

□張漱耳

陳倉石鼓又名獵碣、岐陽石鼓、雍邑刻石和關中石鼓，發現于唐貞觀元年（627年），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石鼓似有這樣的魔咒：亂世消失，盛世出現。對它的斷代辨識，韓愈、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歐陽修、蘇軾等文學大儒或書法巨匠，均定為先秦獵碣，被唐、宋、元、明、清各朝皇家視作大國重器。在距離發現它千余年后的清嘉（慶）道（光）年間，自稱布衣的山東人成瓘，從字形、詩義、文獻、史事多方面比對考證，拿出了“北魏”的見解，也成為不可忽視的一家之言。

貞觀朝露面 百年后下山

時間退回到公元627年。唐都長安經玄武門之變，李淵退位，李世民開啟“貞觀之治”，標志著大唐盛世開端。此時的陳倉山區，生機逐漸恢復。

這一年，一個年過半百的牧羊人將羊群趕上陳倉山北坡后，坐在一塊巨石上歇腳。無意中往下看了一眼，發現草叢中裸露出一塊半圓的頂石。他好奇地站起，走過去一扒拉，原來是一個上窄下寬、圓而見方的鼓狀石礅倒扣那兒。再一踅摸，附近荒草間，還有好幾塊類似的石礅。顯然，這不是天然的石頭，而是被人刻意加工而成的。

牧羊人蹲下細看，看到上面布滿了細密的刻字。不識字的牧羊人，也察覺其非同尋常。石礅重得驚人，任憑他如何用力，也挪不動分毫。牧羊人回村向人說起這些，大伙找來略通文墨的讀書人，一起上山察看。他們又找了找，發現刻滿“天書”的石礅總共有十塊。讀書人稱，這些字線條古怪、刻痕粗獷，有些像篆體，寫的什么，一個也讀不出來。

不識籀文的陳倉鄉民，激發了想象，將其當作山神遺賜物焚香祭拜。從此，陳倉山間香火繚繞不斷。祭拜的香火長達130年后，終于飄散到外面的世界。

756年，大唐經歷了包括武則天在內的七任皇帝后，肅宗李亨就位。一年前爆發的“安史之亂”將他逼出長安。這個接任者臨時遷移到陳倉北鄰的鳳翔（雍城）。來到這里沒幾天，便聽到了陳倉石鼓的傳聞。

李亨好奇心油然而生，下令將石鼓搬來一開眼界。群臣組織人力物力，使用滾木、人工與老牛牽引，將十個石鼓運下陳倉山，挪至鳳翔城南的孔廟大院陳列。這是石鼓首次被官方正式關注并遷移保護，標志著由民間“神物”轉變為朝廷重要文物。

李亨及文武百官陸續前來觀賞。唐初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相繼蒞臨研究。經初步研讀辨別，最先形成了如下資料——

質地與質量：花崗巖做成，每個重約一噸與數百公斤不等。

基本形制：大小高低不同。最高者約三尺，直徑一尺。上細下粗頂微圓，外形接近古石刻碣特征。

文化價值：每鼓表面鐫刻“石鼓文”（大篆），計718字。辨識為國君漁獵之事（場景），行文風格類似《詩經》，每鼓一詩。故有文臣建議將陳倉石鼓改稱《獵碣》。

然而，尚未往縱深研究，叛軍一路西進，迫近鳳翔。為避免落入敵手，李亨匆忙詔令，將石鼓就近拉到城南荒野掩埋，對外則宣稱“毀失”。于是，陳倉石鼓下山短暫露面又沉入深土，藏得比原來更徹底。

經受風蝕殘缺 韓愈詠詩呼救

不久，叛軍嚴重內訌，李亨重用郭子儀、李光弼，乘機收復長安和洛陽兩京。不承想，李亨歸都后，享受歌舞升平，鳳翔掩埋陳倉石鼓之事完全拋到了腦后，仿佛從來沒有這回事一般。雍城官吏在李亨回歸后，將石鼓重新挖出來。可是，戰亂年代，從皇帝到軍閥，地盤、槍炮、黃金才是爭奪核心，誰愿意為幾塊難以搬運、無法變現的石頭空耗？所以，此次陳倉石鼓重見天日，并非幸事。因為硝煙尚未散盡，鳳翔官府屢受騷擾，石鼓沒搬運，又棄于荒野，任憑風雨侵蝕，人為侵犯、錘拓……尤令人痛心的是，其中一鼓不翼而飛。它還不是被研究者移走，而是被無知草民弄去做了家用。這階段，石鼓經受的毀損，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806年，憲宗開啟“元和中興”，石鼓仍然故我。五年后的811年，44歲的文學家、后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就任河南令（今洛陽一帶）時，他舉薦的詩人張籍登門，拿出一份陳倉石鼓拓本，講述了迄今還裸露鳳翔的那些石鼓的故事，期望老師能寫點什么。

此前，關于陳倉石鼓，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帶過一筆，韋應物寫了一首七言古詩。然而前者過于單薄，后者略乏文采，均無反響。

韓愈總結兩位詩人的經驗教訓，決定拿出一篇力作。于是，長達66句的七言《石鼓歌》應聲而生。他以“張生手持石鼓文”開筆，頭四句自謙啟領，用二十二句溯其源頭，表達珍視，六句評判《詩經》未收石鼓文之憾，二十八句筆鋒轉向現實，詳述石鼓發現、無視、廢置之經過，表達痛惜之情。結尾六句提出移置太學為愿景，永保傳承。

元和十三年（818年），曾兩次拜相的鄭余慶改任鳳翔府尹，偶然讀到這首長詩，立即上疏奏請朝廷定奪。然而，朝廷對韓愈移置太學之意愿未置可否，沒有下文。鄭余慶只得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將剩余九塊石鼓從野外再次移至鳳翔孔廟。

石鼓命運多舛 屢經戰亂離散

唐末，藩鎮割據、黃巢起義及朱溫篡唐，進入了王朝更替更為瘋狂的五代十國。接下來的53年中，戰亂烽火不斷吞噬關中，鳳翔孔廟毀于兵燹，期間九面石鼓流散了。

到了宋朝，天下漸漸安定。大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禎愛好詩文，于皇祐元年（1049年）也讀到韓愈的《石鼓歌》，他被字里行間透出的沉痛與珍視打動，當即問及陳倉石鼓。在獲知兵荒馬亂中流散久矣后，下詔鳳翔知府搜尋。

時任鳳翔府尹系政治家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接詔不遺余力查找。幾番周折后，終于找到了失蹤二百多年的九面石鼓。此時的石鼓，殘損斑駁。而先于棄置荒野時丟失的那面依舊不見下落。

立功心切的司馬池居然找工匠依照九塊石鼓仿制了一塊，以全部找到向仁宗報喜。仁宗表彰，下詔運抵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安置于太學，以了韓愈心愿。不料，那塊假鼓很快被精于金石的宋仁宗與臣子識破。臣子上書要以欺君之罪懲罰司馬池。仁宗就是仁宗，以仁為本，念及尋找石鼓辛苦不易，沒有同意。

三年后，北宋金石學家向傳師，偶然得到一份石鼓拓片，比對文字后發現，與現存九鼓不同，斷定系缺失那塊，遂只身進入關中諸地，夜宿民居，循跡遍訪。一日清晨，被一陣凄厲的殺豬嚎叫聲驚醒。推窗一看，一屠戶正在磨刀，磨刀石滾圓如鼓。他走近一觀，哎呀，有字！金石學家不禁喊出了聲。蹲下細看，竟然就是那面遺散石鼓！可惜的是，上半段已被削去，中心也被掏空制成舂米的石臼，邊沿被屠夫用于磨刀，文字磨損大半。

向傳師向鳳翔官府傳信，官府迅即派兵前來，運送石鼓抵達汴梁。朝廷重賞了有關人員。

石鼓團聚之后，經向傳師、趙明誠等金石學家，歐陽修、蘇軾等著名文人考證著錄，將十面石鼓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并依據文字大篆風格和記述游獵內容，認定石鼓屬于先秦時期秦國遺物。部分學者傾向西周或春秋戰國說，推測可能為周宣王時期（西周）或秦襄公、秦穆公時期（春秋）所刻。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執政，他對書畫金石近乎癡迷，石鼓備受珍惜。為方便觀摩，下令從京城太學移至宮中保和殿珍藏。然而，有一天，他突然腦洞大開，命工匠融化黃金澆灌于刻字凹槽。變為金字后熠熠生輝的石鼓文字晃眼得很。哪承想，這為石鼓招來了新的劫難。

靖康之變，汴梁城破，北宋滅亡。金兵將石鼓運至北方，在這些重實用的世俗者眼里，石鼓文算嘛玩意兒，被灌注的黃金才大大的值錢！金人將黃金摳出剔走，這一過程文字槽縫遭程度不同破壞。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他們嫌石鼓笨重無用，再次棄置燕京荒野，于北國的寒風中繼續默默經受風吹雨淋。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聯軍襲破燕京，愛好金石的隨軍御史大夫王檝，發現了廢墟之中遺棄的石鼓，命人運至當地的孔廟，派士兵看護。不久入大都國子監收存。

經過這一次次的劫難，石鼓周身脫皮嚴重，文字殘缺斑駁，原700多字的銘文僅存272字。好在自此至清，總算擺脫了隨戰亂漂流的厄運。至于抗戰時期南遷北歸，是題外話了。

布衣挑戰前輩 推出《石鼓辨證》

道光年間，一篇《石鼓辨證》抄本瘋傳，讓靜靜躺在北京國子監里的陳倉石鼓頓起波瀾。

《石鼓辨證》源于一個叫成瓘的山東鄒平人晚年手定的《篛園日札》。成瓘，字肅中，號篛園、蒻園，嘉慶六年舉人。平素不修邊幅，會試幾次不第，不再追逐功名。晚年自號“古稀迂叟”，并述因：“余本山東布衣，浮華世味，半生未能，淡飯粗茶，一生本分。今年逾七十矣，不能為狂，不能為狷……滿肚皮不合時宜，又不能為愿，人非迂而何？自定為號焉。”

成瓘無官無勢，無門生簇擁，唯癡迷金石文字。《篛園日札》是其學術筆記，生前并未付諸木刻出版，《石鼓辨證》收入第八卷抄本。此文推定陳倉石鼓系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二月，帝王畋獵歧山所刻。

他通過遍訪的北宋真拓、明清善本，一字一字比對，從字形考據：周秦篆書，圓整端嚴、平和規整；而石鼓文字，方折樸拙、多變帶俗，與北魏造像題記、碑刻風格高度吻合。還拿出具體某字，判定周秦篆斷無此筆。

他的結論被阮元、俞正燮等金石泰斗重視并認可。然而，由于“北魏說”太過驚世駭俗，山東這位終身未仕者始終沒能真正沒能撼動“周秦說”。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