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晚年坦言：一生最佩服兩人，一個是胡璉，另一個，喜歡算卦

1960年代中期，臺北陰雨連綿。白崇禧在寓所里翻著舊相冊，有人隨口問了一句：“白將軍，一生交游這么多，將領無數，真要說佩服的，有幾位？”白崇禧沉默了一會兒，只吐出兩個人名，一個是胡璉，另一個，卻是一位被關在北京功德林多年、愛算卦的“羅盤將軍”——張淦。

聽到這第二個名字，不少人都愣了一下。胡璉以悍勇著稱，這沒什么好奇怪；張淦卻以迷信聞名，隨身一個羅盤，走到哪兒算到哪兒，這樣的人物，居然能得到白崇禧的高度評價，多少有點出人意料。要弄清這點，就得把時間往回撥，從廣西說起，從一個習慣掏出羅盤看一看的年輕軍官說起。

一、人物出在桂林城：從三個“巽卦”開始的軍人生涯

1897年，張淦出生在廣西桂林一戶普通人家。那個年代的廣西，軍閥盤踞，舊桂系、新桂系你方唱罷我登場，做官、從軍、經商，幾乎成了年輕人眼前僅有的幾條路。

家里人原本希望他走一條穩當路，做點小生意，求個安穩生活。但張淦讀書時性子不安分，又趕上軍校在廣西招生，他心里多少有些動搖。是從軍，還是從商？在很多人看來，這是現實選擇；在張淦眼里，卻成了一個要問“天意”的問題。

據同時期的人回憶，張淦那時就對《周易》頗感興趣，手上早早備了羅盤。面對人生抉擇，他連卜三卦，三次都是“巽卦”。在傳統觀念中，“巽”有順利、入仕之意。他看了看卦象，心里有了主意：“這是在催我走軍路啊。”就這么一句話，將他從街頭店鋪，推到了軍校課堂。

他考入廣西陸軍速成學校。這所學校后來出了不少桂系骨干，李宗仁、黃旭初等人，都與他在前后期打過交道。學生們白天操練，晚上聽課，課余同鄉間往來密切，很多人當時可能想不到，這些在操場上一起跑步、在食堂里排隊打飯的年輕人，將來要在中國的軍事史上留下各自的名字。

畢業后，張淦被分配到廣西陸軍模范營任排長。營里軍官不少都來自同一批軍校，白崇禧、黃紹竑等人也在其中。模范營的日子并不輕松，訓練嚴格，整飭軍紀，但對這批年輕軍官來說，卻是打開仕途的第一扇門。張淦在營里做事勤謹，槍法、隊列都過得去，只是有個習慣有點顯眼——腰間別著的那只小羅盤，幾乎從不離身。

有意思的是，張淦不只在家里算卦，在軍營一樣照舊。選宿舍，他要看方位；出門辦事，他要掐個時間；逢到猶豫之事，更要擺弄羅盤。戰友們嘴上笑他“酸”，背地里又有幾分好奇——這個總愛轉羅盤的排長，將來能走多遠？

1923年前后，張淦被調到舊桂系首領陸榮廷部隊，任少校副官。這一步，讓他見識到更高一層的軍政運作，也把他推到舊桂系與新桂系交替的大背景之中。

二、新桂系上臺：從同學同僚到派系骨干

20世紀20年代中期，新桂系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帶領下，逐步壓倒舊桂系勢力。經過幾年內戰和整合，廣西出現了較為穩定的一支地方實力派，新桂系也由地方軍閥，慢慢走向全國舞臺。

在這一輪洗牌中，張淦的“出身”很重要。軍校同學、模范營同僚的關系，在危急關頭往往比紙面履歷更管用。新桂系統一廣西后，大批舊部隊被改編、整合，需要大量熟悉軍務、又能信得過的人擔任骨干指揮。張淦既有舊部經驗，又同新桂系核心人物有早年交情，位置很自然就穩了下來。

不過，他另一個顯眼的特點，也同樣被帶進了這一套新體系里。到了新桂系軍中，他仍然堅持用羅盤選方位。開會、布防、駐扎，他總要看一眼方位，嘴里念叨幾句。對一些講究“科學指揮”的同僚來說，這種做派多少顯得有些“落伍”，甚至惹人嫌煩。

白崇禧早年學軍事出身，又在黃埔軍校有過經歷，對戰術戰法一套講究。他對屬下迷信之事，本來就不太耐煩。對于張淦這個愛擺羅盤的“老同學”，一開始頗有幾分不以為然。有人還記得，白崇禧曾笑言：“上了戰場，比起這玩意兒，子彈更管用。”

不過，話雖如此，張淦在日常軍務上的盡責，卻讓人挑不出大毛病。加上早年的同營舊誼，他并沒有因為“迷信”被排斥在外。只是那段時間，掌權者對他，更多是保留和觀察。

三、“坡腳”一摔：搖晃中的信任改變方向

關于白崇禧對張淦態度的變化，新桂系內部流傳過一個“坡腳摔腿”的故事。年代久遠，細節難免有出入，但大致脈絡相當一致。

當時桂系部隊在外駐扎，軍中要擇地扎營。一處地名叫“坡腳”，地勢較低，附近地形并不算很理想。安排人勘察后，有人建議就近安營，理由簡單：交通方便，扎起來也快。

據說當時張淦看了看地名，又拿羅盤比劃一陣，臉色不太好，跑去找白崇禧，勸他換個營地。他說得很直白：“’坡腳’者，腳下有災，不宜久住。”白崇禧聽完，只當是故作玄虛，既沒多問，也沒改決定。

營地扎好沒多久，意外就來了。一天晚上，白崇禧外出巡視，路上踩空滑倒，腿部受了重傷。傷不算致命，卻影響行動，折騰了不少時日。營中不少人私下里咂摸：這下倒跟“坡腳”二字對上了。

張淦沒有大肆張揚，只是有人半開玩笑地問他：“你怎么早就說這里不穩當？”他只是輕描淡寫一句：“地名帶意，方位不佳。”倒顯得頗有自信。

這件事之后，白崇禧對張淦“算卦”的看法，多少有了點松動。他未必真就信了陰陽風水，但對這位總愛帶著羅盤跑來跑去的舊同僚，態度明顯拉近了。軍中人開始給張淦起外號，叫他“張羅盤”。表面是調侃，實質上也算一種認可。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變并不是簡單迷信的勝利。白崇禧看重的是一個點：張淦在提醒時，是從整體安全角度出發，并非單純自保。他寧愿冒著惹人厭煩的風險，也要去提建議。這種負責勁，在派系內部，往往比是否“迷信”更受重視。

從那以后，張淦被安排的職務慢慢抬升。軍中議事時，他仍會掏出羅盤，但身邊嘲笑的聲音少了，對他的意見，聽的人反而多了幾分。

四、羅盤與戰場：抗戰中的“逢戰必算”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新桂系部隊奉命投入正面戰場。桂系軍隊在抗戰中多次參戰，這是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的。張淦在這段時期，擔任過第七軍軍長等職，帶兵出征，行軍打仗，戰場經驗逐漸積累。

有不少回憶提到，抗戰時期的張淦，有一個幾乎從不改變的習慣——每遇大戰之前，必卜一卦。他著軍裝，腰別手槍，手中卻常常多出一個羅盤。部署陣地、選擇進退時，他會先按常規研判形勢，再拿出羅盤，算一算卦象。

有人曾經當面問他：“張軍長，你這是拿卦替代戰術嗎？”據說張淦笑了一下，回了一句：“戰法要講，天時也要看，圖個心安。”這種說法，既能安撫喜歡“講科學”的同僚，也給他自己留了一點心理支撐。

從當時的戰果來看，張淦指揮的幾場硬仗，確實打得不算差。有的戰斗中，他在權衡之后選擇堅守，有的則果斷撤離，避免被日軍合圍。后來有人把他的戰績同他的“逢戰必算”聯系起來，說他“卦準”。這種說法未免夸張，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種槍林彈雨的環境下，指揮官能穩住心神，本身就是實力的一部分。

蔣介石當時對能打的部隊，普遍給予一定形式的嘉獎。桂系部隊中表現較好的軍長、師長，自然也在名單之中。張淦幾次立功，經上級呈報，也得到過褒獎。對他個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個事實：愛算卦歸愛算卦，關鍵時刻能打仗，上面才真正看得起。

不得不說，抗戰戰場給張淦提供了一個展示自身指揮能力的大舞臺。羅盤依舊在手，但他做決策時，并非全憑卦象生搬硬套，而是結合情況作出判斷。卦象更像是一種“輔助手段”或心理暗示，而非硬邦邦的指令。

也正因為這一階段戰績還算過得去，他在新桂系內部的地位被進一步確認。此后談到桂系骨干將領，多半會提到他。白崇禧對他，也不再只是看作“算卦的同學”，而是一個可以倚重的兵團指揮員。

五、形勢逆轉：1949年的博白與失靈的卦象

時間到了1949年，局面截然不同。解放戰爭進入后期，國民黨軍在全國戰場節節敗退。華中、華南地區的桂系部隊，也受到全面壓迫。無論如何布陣，整體大勢都難以逆轉，這是公開史實已經說明的問題。

在這種大背景下，張淦已經晉升為中將，擔任兵團司令，手里握著不小規模的部隊。但兵力雖有，士氣不足，補給困難，四處都是壓力。靠卦象“逢兇化吉”的時代，明顯過去了。

1949年底，桂系大軍在廣西一帶接連失利，部隊損耗嚴重，聯絡線被切斷。張淦率殘部向廣西境內回撤，輾轉至博白一帶時，已是強弩之末。部下多有動搖，軍心浮動，有的人想的是繼續硬撐，有的人則想早早另謀生路。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淦照舊拿出了羅盤。副官急得團團轉，勸他說：“司令，再不走就來不及了，趕緊突圍吧。”而張淦卻不慌不忙，先看地圖，又掐指算了一卦。據說卦象給出的解讀是“方位尚佳，可逢兇化吉，或有援軍”。

副官聽完更急了：“現在還信這個？外面形勢成什么樣了？”張淦卻擺擺手，據說只說了一句：“再等等。”這“等等”兩字，成為他軍旅生涯的最后腳步。

很快，解放軍部隊從多個方向壓上，殘部防線被迅速沖破，博白失守，陣地亂成一片。張淦來不及再算第二卦，便落入解放軍之手。那一刻，羅盤究竟還在不在他身邊，已經不太重要了。

有回憶說，被押解途中，有戰士問他：“張司令，你平時那么會算，這回怎么沒算準？”張淦嘆了口氣，提到“天意”二字。他的原話是否如此，難以完全核實，但從后來的表現看，“天意”這個說法，他確實掛在嘴邊。

站在歷史資料的層面來看，1949年的桂系部隊，無論誰來指揮，勝算都極其有限。張淦即便不用卦，而是完全依靠軍事判斷，也很難改變大勢。這一點，并不是替他開脫，而是大背景擺在那兒。

有意思的是，在抗戰時期被不少人視作“心理支撐”的那只羅盤，在解放戰爭后期，反而成了某種“負擔”。在一片潰敗聲中，它不能再為他帶來勝仗，卻伴隨著他走向戰敗后的新階段。

博白被俘之后，張淦被押送北上，后來被關押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這是一個專門管理戰犯的地方，里面關著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其中包括軍統、特務機關出身的沈醉等人。

在功德林，戰犯們開始接受改造學習，日常生活有嚴格規矩。羅盤這類物件，自然不可能讓他們隨身攜帶。按理說，離了羅盤，張淦那個“羅盤將軍”的習慣該斷了。但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沈醉在回憶中提到，在功德林里，張淦仍然堅持“算一算”的習慣。沒有羅盤，他就找替代品，最典型的，就是拿鞋子打卦。有人分床位，他要看一看；有人調整座位，他要琢磨一下方位。其他人一開始半信半疑，久而久之，這反倒成了管理所里一個特別的景象。

沈醉出于好奇，曾經忍不住問他：“張將軍，你算了一輩子卦，打了一輩子仗，從軍到被俘，都繞不過這個東西。你自己怎么看？”據說張淦聽完，沉默了一會兒，慢慢回答：

“年輕時靠卦，走上軍路，步步升遷，這是事實。后來戰敗被俘，也是天命難違。卦不卦的，只是一個媒介。”

1959年，張淦在功德林病逝，享年62歲。走到生命最后，他并沒有公開否定自己早年的選擇，也沒有在記錄中表達太多悔恨。對外界而言，他留下的，是“羅盤將軍”的名頭，以及那一串與卦象纏繞在一起的故事。

七、白崇禧的評語：佩服之中帶著復雜意味

張淦去世7年后，1966年，白崇禧在臺灣寓所猝然離世，終年73歲。兩人身處不同地方，一個在功德林里度過晚年，一個在島上度過余生，卻都難以擺脫各自派系的歷史陰影。

在臺灣的那些年，關于過去的戰友、部下，有人被反復提起，有人則被刻意淡忘。對張淦這個名字，許多在臺人士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那句外號：“愛算卦的羅盤將軍”。能打仗是一面，迷信又是一面，兩者交織在一起，很難一句話概括。

白崇禧在被問到“一生最佩服的兩個人”時，把張淦放在其中，顯然不是因為他會算卦。更大的可能是，他看重的是張淦身上的幾樣東西：早年在軍中的擔當，抗戰時期的穩扎穩打，以及在派系內部長期保持的那種“可靠感”。

不可否認，張淦在解放戰爭后期的決策有明顯局限。他繼續依賴卦象，在大勢已去時仍期待“逢兇化吉”，這在軍事層面很難被評價為明智。但在白崇禧的視角里，這個老同僚并沒有在生死關頭拋下部隊獨自逃命，而是與殘部共同面對末路。這一點，在某些老軍人眼里，是不會輕易被抹殺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白崇禧說“佩服”，也帶有一種時代烙印。那一代軍人，很多出身地方，受舊式教育，又接觸新式軍事訓練，腦子里往往同時裝著戰術條令和陰陽五行。張淦只不過把這種矛盾表達得更極端、更明顯。

如果把這一切放回到桂系的歷史脈絡中去看，就會發現一條清晰的線索：從廣西陸軍速成學校的同學，到模范營的同僚，再到桂系統一廣西后的骨干，再到抗戰、再到解放戰爭敗局，張淦與白崇禧之間，一直維持著某種復雜的關系——既有早年的私交，也有職務上的上下級，還有對彼此長處短板心知肚明的那種熟悉。

張淦在功德林里，用鞋子代替羅盤的場景，若被白崇禧知道，多半會苦笑一聲。昔日兵團司令，在鐵門之內仍對卦象念念不忘，這背后既有執念，也有無奈。白崇禧在島上翻看舊日同袍的名字時，或許正是想到這種“始終如一”的性格，以及彼此共同經歷過的那些關鍵節點，才會在眾多將領中，點出這個名字。

張淦的一生，從三個“巽卦”起步，以“天意難違”的感嘆收尾。羅盤貫穿始終，既是他個人信念的象征，也折射出那個時代不少軍人的內心世界。對熟悉桂系史的人來說，這位“羅盤將軍”既不是傳奇神將，也不是單純笑談，而是一個被時代裹挾、又努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支點的典型人物。

白崇禧的那句“佩服”，落在他身上，帶著肯定，也帶著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復雜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