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原因使得桓氏在荊州構(gòu)建政治軍事團體從而挑戰(zhàn)東晉司馬氏政權(quán)

東晉末司馬氏的皇權(quán)早已搖搖欲墜，而桓玄憑借桓氏積攢的雄厚資本，最終逼走晉帝開啟了短暫的桓楚政權(quán)。

東晉一朝，荊州始終是扼守長江上游的軍事重鎮(zhèn)。桓氏能將荊州徹底打造成自家根基，凝聚起足以顛覆朝廷的力量，三大原因每個都戳中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命門。

第一是收攏南渡北人，東晉的南渡北人就是戰(zhàn)斗力的代名詞，縱橫天下的北府軍主力也是南渡北人。

桓氏發(fā)跡于軍旅，這家人對治軍以及邊境復(fù)雜關(guān)系處理極為的熟悉和在行，更難得的是，他們對南渡北人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不歧視、不排擠，唯才是舉，給足施展才華的機會，更給足安身立命的尊嚴(yán)。

從姚襄麾下投奔而來的楊亮，被桓氏委以重任；桓溫北伐關(guān)中、兵臨咸陽時，率眾歸附的吉挹，也得到了破格提拔。

這群在江南遍地是排擠、處處是冷眼的北方人，在荊州找到了歸屬感，人心換人心，實力換忠心，干勁兒十足。

第二是東晉的政治舞臺始終都是建康頂級望族的獨角戲。瑯琊王氏等門閥士族，牢牢把控著中央朝政，形成了一個封閉排外的權(quán)力圈子，地方軍功派被排擠在圈子之外。

荊州地處東晉邊境，常年要面對北方胡族南下、境內(nèi)叛亂四起的危機，荊州將士們浴血沙場、守土衛(wèi)國，仗打了一場又一場，血流了一次又一次，可等到論功行賞時，卻連建康朝堂的門檻都摸不到。所有的榮華富貴、高官厚祿，都被建康士族瓜分殆盡。

于是，建康士族圈地自萌，荊州軍功派抱團求生，二者天然對立，而桓氏就是荊州軍功派的利益代言人。跟著桓氏，不用看建康士族的臉色，不用再白白付出卻一無所獲，能在荊州扎根立足，能憑借戰(zhàn)功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與地位。這種利益綁定，讓荊州軍功派徹底倒向桓氏，成為桓氏在荊州最堅實的政治力量。

第三是桓家人都很強勢，荊州本土勢力在獲取利益和發(fā)展過程需要強力保護傘，正如三國時期孫家作為江東世族代言人一樣，桓氏能夠為荊州本土勢力提供利益保障。

這種利益不僅僅是在荊州本土保證，更具有和東晉建康中央拉扯的能力，爭取更多話語權(quán)。

這份利益綁定，從時間上就能看出分量：從公元345年桓溫正式執(zhí)掌荊州，到公元388年桓石民在荊州刺史任上去世，桓氏家族牢牢掌控荊州長達43年。

這43年里，東晉朝廷數(shù)次想要收回荊州控制權(quán)，卻始終無從下手。桓溫更是一度憑借荊州軍力，掌控東晉朝廷話語權(quán)，權(quán)傾天下。即便桓溫去世后，桓氏失去了中央話語權(quán)，但在荊州的根基早已根深蒂固，依舊是無人敢撼動的地方強權(quán)。

也正是這份積攢了數(shù)十年的實力，讓桓玄最終有底氣起兵東進，逼走東晉司馬氏皇帝，完成了篡晉稱帝的舉動。

縱觀桓氏荊州集團的崛起，對上，打破建康士族的權(quán)力壟斷；對下，收攏南北四方的人心力量；對內(nèi)，綁定荊州本土的世族利益。 三代人的苦心經(jīng)營，讓桓氏在荊州打造了一個足以對抗東晉朝廷的強悍軍事政治團體。

不過桓玄也是沒當(dāng)皇帝的天命，稱帝沒幾天遇到了氣吞萬里如虎的劉寄奴，打空了司馬氏，卻成了劉家的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