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老師教我鈔卡片和我的卡片的厄運

老一輩學者使用的卡片

現在的史學工作者貯存史料的方法，多數人采取輸入電腦。少數老人不掌握此種先進技術，仍鈔卡片。轉過三十年前，還都是摘鈔史料卡片。也有全憑記憶，不鈔卡片的史學家，如張政烺師、史樹青先生等。他們都有驚人的記憶力，用“過目不忘”四字形容不是過譽。張先生的記憶力人人皆知，個個佩服。這里單說說史先生。我自1959年借調到歷史博物館結識史公以后，彼此很談得來，他住東城區東堂子胡同(因此史公便借街道名自號東堂),我住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本所內，相隔很近，來往較多。“文革”后期，有好幾年，他年年邀我春游或秋游散心，或去香山，或去八大處，在郊外叨擾其飲啖。有時他的詩興大發，一邊走路，一邊低吟淺哦，轉瞬成七絕一首，吐詞典雅大氣。可惜我于此道全在門外，不僅不能應和，而且聽完其妙句也記不住，讓他掃興。平日交談最多的還只有歷史，有時說話需要佐證，他隨手就從架上取出一冊書來，一翻就是所要的記載。我對他這一手佩服得五體投地。駑鈍如我，離開卡片，書的內容就模糊，后來年紀越大，對自己的記憶力越不自信。

卡片盒

我鈔卡片是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的。在此以前讀書，只能將要點記在腦子里，或札記一二語在本冊中。但研究歷史引述史籍需要忠實于原文，歷來的做法便不敷用。1955年，許大齡師講授中國史(四)期間，有一次我同他談起讀古籍記史料的事，他告訴我要鈔卡片，并且說明鈔卡片的方法。他說，最好一事一片，分不開時也可數事一片，文字有節略處要注明，節略文字是極費斟酌的一樣工作，千萬不要因為節略而使史事不連貫，甚至單看卡片看不懂，鈔完后要與原書核對，有出入要及時改正，最后要寫清楚出處，等等。從此，我才開始鈔卡片，至今沒有停止。我選擇的是小卡片，有橫格，紙質半硬，色澤白而光滑，但吸色性能好。價格相對說來很貴，每百張一札，每札價人民幣(新幣)七角多，那時買一個搪瓷臉盆也只有兩三元，我每月伙食費實際支出不超過十元(米飯每碗人民幣三分、饅頭二兩每個三分、稀飯每大勺一分、特菜高價、甲菜二角、乙菜八分或一角、丙菜五分、丁菜三分，特菜、丁菜不常供，以上記憶不一定很準確)。我想卡片價格貴可能因為用的是進口紙張。那時用國產紙張印制的卡片色澤灰暗，表面粗糙，最惱火的是，它是用多層紙裱糊而成的，受潮容易起泡，漿水不到或干脫處容易裂口或分開。我喜愛進口紙卡片美觀實用，常省吃儉用，每次買一札。到1956年吳晗師上課時，特別講過抄卡片的格式，說明卡片上所印長橫紅線上面中間偏左處寫史料反映的時間、地點，偏右寫自擬史料小題或提要，垂直紅線左面寫史料出處，右面為卡片主要部位，鈔寫史料內容。吳先生特別強調，卡片要經常整理，分類入藏，分類很重要，不然有好材料也找不著。又要經常檢看、揣摩，熟悉卡片內容和問題，這實際上已進入研究過程，有所梳理、歸納，這樣才能確定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和繼續探索的方向。鈔好卡片后，撂在一邊，不問不管，等于不鈔。我一一照著做，我的卡片開始進行規范化。

北京大學圖書館歷史悠久，藏書豐富，是莘莘學子吸吮知識乳汁滋養自己的無窮無盡的來源。它的普通藏書已很了不起，其善本閱覽室尤多珍稀孤善冊籍，還有著名的李氏(盛鐸)、馬氏(隅卿)等特藏，具有國際聲譽。那時的閱覽規則規定，二年級以上學生，攜系介紹信方可入室閱覽。我是懷著好奇心，在一年級時并無系介紹信就混進去閱覽，隨后就成為那里的常客。管理員趙鳳岐先生是典型的北方大漢，對求知若渴的學生富有同情心，他在權力所及的善本閱覽室里也有兩項土政策：一是對系介紹信這一條取放松的眼開眼閉的態度，二是厭惡借閱古典通俗小說(當然攜有研究參考必須借閱證明者在外)。我好幾次聽到他念叨：“青年人血氣方剛，看這些小說沒有什么好處。”我在一年級時是非法混入者，所以總是小心翼翼不去犯禁，以保護我的閱覽權。我明知那里藏有《三刻拍案驚奇》和《二刻醒世恒言》,抱有強烈的好奇心，想一知究竟，但也努力克制，直到畢業都沒有借閱過。這樣，我在善本室和普通室都看了不少好書，主要是明清集部、史部方志類的書，鈔了不少卡片，對后來我寫畢業論文《明代的山陜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畢業論文雖然幼稚淺薄，但是充實而不空洞，初步表現出我寫作的一種風格，實在是因為它有較多的卡片作為基礎。

但是，我的卡片在我畢業前夕遭到了厄運。我是1958年秋畢業的。自從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躍進”以來，極左思潮以驚人的速度、深度、廣度滾滾推進。系團總支(似非校團委，記不清了)為配合這種思潮的進展，舉辦一個展覽，推廣讀書無用論，于是我的卡片被看中為反面教材。一位詹姓委員多次找我借用這些卡片以供陳列，“教育”大家。但是這位委員從不說明是什么陳列、什么“教育”。當我詢問時總是回答得模棱兩可而空洞費猜。其實我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堅決抵制。于是詹姓委員搬請我班黨支部書記鄒志正出面動員，要求我克服困難，進行配合。很慚愧，我的骨頭不夠硬，我作為共青團員，被迫交出我讀書四五年的心血，而且還借同班同學楊訥的一個木箱子盛著。展出時我去看了一下，板子上貼著簡短的說明，意思是這位同學辛辛苦苦抄了這么多史料卡片，究竟有什么用，最終只做了那些古籍的俘虜。我看了，為搞這種展覽，寫這種說明者感到沉重的悲哀。我想，他們首先應該問自己，進到最高學府的歷史系來，究竟要干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最后，讓我出乎意外的，只是詹委員不負責，躊躇滿志地連木箱捧走我的卡片，卻在展出時和撤陳時不加強保安，不知何時何故，我的卡片連木箱不翼而飛。我的勞動，我的心血，我節衣縮食的微薄投資，一下子都化為烏有。

我對北京大學的老師們給我的教育，始終心存感激，沒齒不忘。但卡片事件無情地嘲弄和挫傷了我對北京大學的良好看法和誠摯感情。這個侮辱、捉弄知識和學習的弱智的展覽是有人批準才舉辦的，一些人不過是跑跑腿、動動手而已。一個高等學校不鼓勵讀書學習，辦它干什么?如果不改弦更張，最高學府和幾代人建立起來的學術威望，將被一些蠢家伙打得粉碎。我的卡片被竊畢竟只是小事一樁嘛。

我的卡片的厄運至此還沒有畫上句號，繼續有余波蕩漾。我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后，卡片不用自己買，作為文具發給。我于是積極重建史料卡片，到“文革”時又具備一定規模，在我完成各項科研任務時發揮作用。有時答復同行、讀者問題也有用處，記得1972年我被調回京，有一次參觀中國歷史博物館時，朋友問旗幟上、告示大印上有“豎仰攻濟”四字，用此種旗幟和大印的部隊是什么部隊。我答應一查，一翻檢我的卡片，還真鈔有相關的紀事。于是我寫信答復說，使用“豎仰攻濟”標志的旗、印的，是乾隆末臺灣鳳山、彰化等地爆發的陳周全天地會起義，并轉錄姚瑩《東槎紀略》相關紀事為證。而此前我的卡片又掃數“丟失”近一年，1971年才回到我手中。

原來，1969年我下放干校(在河南息縣)時，除戶口留京外，其他一律帶往干校。藏書只留有一滿肥皂箱，余者都作為廢品以每公斤二角八分的價錢處理掉了。但卡片不舍得丟棄，也隨我到了干校，放在床下。1970年，我回湖南新邵探親，請熟識的西醫做了肛門瘺管手術，但傷口長時間不能愈合，以致在新邵滯留兩三個月之久。回干校后，發現情況大變，我的行李物品只有皮箱、被褥猶存，其余散件、小件，連同己打捆成包的卡片在內，一概無影無蹤，問誰也說不清。我逐個房間尋找，找回各種零七八碎的物品，唯獨卡片始終不見。卡片丟失觸發我的舊痛，悄然而悲，難以平靜，以為將要離開一個單位(根據工軍宣隊動向，本單位解散為期不遠),就丟失在那里多少年的積累……

但這次是虛驚。1971年我們離開干校轉移去明港時，生產組組長溫伯友先生忽然叫我，說你嚷嚷丟了卡片，這麻袋里盡是卡片，你看是你的嗎？我趕忙應聲去看，卡片一張不少。我如見故人，握緊麻袋口有半分鐘久……

（原載《萬象》雜志2011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