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李世愉先生的學術成就

原標題：在李世愉先生榮退典禮上的發言

我參加這樣形式的會，已不知幾次。記得內容有兩類：一是退休，一是整壽。這是一個單位經常發生的很平常的事。應該感謝孟彥弘，他發起每逢這種時候，舉行送別或祝賀儀式。送別對退休者本人說雖有待遇上的差別，但不是一條鴻溝，實際上主要是挪了個位置，解放了一些束縛。不要認為山西人只會做生意，“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孟彥弘把西商的溫馨帶進了文化事業中，增進了眾人的凝聚力。誠懇希望孟彥弘不要倦勤，年輕的同事中涌現孟彥弘的接班人。我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都感到振奮，高高興興。人類的活動與自然和諧地結合，共同前進。這真是對每個參加者的鞭策和激勵。

今天是舉行李世愉先生、老弟榮退儀式的日子。說實在的，我不僅高興不起來，而且帶著幾分揮之不去的傷感。我不記得世愉是那一年到清史室的，暫定為世紀末吧。那時對世愉的爭奪戰主要是明清史與社會史兩方。社會史的主將是商傳。我認為明清史必敗無疑，世愉去社會史是板上釘釘子。事情有出人意外者，最后的結果是世愉在清史室擺了一個座位。清史室那時是她有史以來最弱勢的時代，無強明領導，無精悍兵將，沒有能力充分表現自己。高翔調走后，楊珍有女同胞的靜淑，沒有表現出強力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世愉只是默默地做事，靜靜地筆耕。我經歷過本所清史發展自始至今的過程，我敢說這里從來沒有成為內爭激烈的角斗場。雖然，風吹波涌，從未停息，但那些不安靜的跳蚤，沒有一次能把被子拱起來。世愉只做事，他為《清史論叢》仔細選稿、審讀，精心編輯，尋找裝印良好、收費低廉的出版社。我從不見他為自己爭過什么,一手包辦《清史論叢》的工作，卻沒有吭過一聲、說過一字爭主編。他在這個曾耗費許多心血的陣地上只付出無索取。《清史論叢》是赤貧的，幾次被逼要關門。只有世愉站出來說，辦下去，由他先掏錢維持著，再想法子找錢。在幾瀕于危的生死關頭，不管是否都靠世愉的腰包接濟，心有成算而化險為夷，起死回生，總之《清史論叢》始終是含笑開放的一枝嬌艷的花。我想說，世愉是《清史論叢》的守護神。他是我們曾辦和續辦《清史論叢》刊物者的榜樣。作為清史室和《清史論叢》的老伙計，碰到世愉榮退，能不傷感嗎?

孟彥弘給我的任務是，講講世愉的學術成就。這是一個趣味性很高的議題。但我不是合格的承擔者，因為我已經不記得這個議題的多少內容了。我僅僅記得他年輕時喜歡研究改土歸流，盛年以后鐘情職官制度和科舉制度。他在這些方面有許多力作。說起來這就是中國史學的一種傳統，北大、清華、燕京諸名校是如此，鄧之誠、史學二陳、孟森等諸大師也是如此。重視制度和制度史，但我今天要強調的，不是這一點。我要強調的是，世紀交替前后各十來年，共二十有余年，本所撰寫了大量論著,有的質量很高，影響重大，姑不論。我要提及的，是多少有些被忽視的本所研究人員為編撰主力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和本所研究人員為編撰次要力量的《中國考試大辭典》,在同一時期編印出來。我稱之為中國史學四大辭典。是本所在全國相關人員參加和支持下取得的一部分重大學術成果。我今天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們中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貶低工具書的學術意義。這是錯誤的，應該糾正。今天說它的尤其特別重要的，這四大辭書中，世愉是其中三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除外)主持者、編撰者之一。

工具書雖統名工具書。其實內容的精粗、探索的深淺、編輯的難易、題材的異同等等，極為不同。著作的形態也不一樣。有摘鈔型、研究型、繪制型等區分。四大辭典沒有一種其條目現成，釋義一索即得，編撰輕易的。有的全條釋義就是一篇短論文(不過已精簡為只撮述其結論),有的籍貫、生卒、生平等標舉內容，卻經過檢索、考證方得。凡研究工作中所有難關，在辭典撰寫中無不出現，好像唐僧八十一劫，劫劫不能逃脫。每一劫都得有孫大圣現身作法，才能解決。辭書之成，一點不比“專著”輕松。輕視工具書制作，是完全不對的。鄧恭三先生所說的“四把鑰匙”包括各自的工具書在內，可以見其關鍵作用。它們都是廣泛被使用的工具，又是教本。我總視之為我的不會說話的老師。辭書的優劣，表現在條目多而全、釋義全而準者優勝。四大辭典自然都各有錯誤、有缺點，但總的說占有優勢。不妨說，它們在各自的領域中可以成為目前領先的著作。我知道世愉在完成這三種辭典時所起的關鍵作用，但我說不具體，請知情者補充。

祝世愉健康長壽，晚年有更大更輝煌的成就。

2011年5月17日